【新唐人2011年6月8日訊】傳承辛亥革命，推翻共產專制

【編者的話】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世界各地的華人紛紛舉行各種紀念活動。 5月28日和29日，來自世界各地近50位中外人權民主活動人士和專家學者，在美國紐約法拉盛召開了《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與中國當代民主革命-紀念“六四”二十二週年》大型研討會，探討中國民主之路。這是一次中國民主革命力量的大聚會。

會議由中國和平民主聯盟主席唐柏橋主持。在會上發表演講的有：辛灝年、封從德、熊焱、黃翔、趙岩、羊子、劉國凱、李大勇、易蓉、韓連潮、劉國華、郭保勝、孫雲、卞和祥、葉寧、李鳳智、張凱臣、李勇、伍凡、Greg Autry、John Kusumi、孔令熙、唐柏橋等知名人士，還有遠道而來的緬甸民主勇士Tim Aye-Hardy和Nay Tin Myint。演講的內容豐富多彩，我們將選登部分發言。

辛灝年:批判保共改良 完成辛亥革命

主持人：中國的民主革命或者叫國民革命實際上已經一百年了，所以剛才你講堅持了一百年了，我覺的講的是非常對的。我覺得我們這一代還是非常幸運的，是因為這個一百年，就要開花結果了。所以我們這一代應該是要來完成國民革命的了。對於“國民革命”的概念，還有爭“誰是新中國”，這個概念上的釐清，大家都知道，辛灝年教授是作了最基礎、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一個非常深厚的工作。而且辛老師，我想這裏有很多演講高手，但是辛老師可能是更高的高手。現在就請辛老師上來（鼓掌） 。

辛灝年：我今天真的是挺激動，內心裡面的衝動不斷，因為在我的腦海裡，不斷地在問著自己，“今天，我究竟該講什麼？”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很多朋友聽過我講演，或看到過我講演，他們不知道我在背後花過很多的功夫，付出過許多的汗水和心血。可是，這一次我是真沒有打算講話。當伯橋、從德他們這些年輕的朋友來找我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講：當你們像我展示這個紀念會的標題時，我的心潮就已經是開始澎湃起來了！在座的朋友們，你們可知道，我盼望這個會已經盼望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了！因為一九九四年我從大陸出來，當時就想著，到了海外，自由了，就可以講革命了。可是就像我的師母剛才講的那樣，事與願違……

在我的回憶裏面，應該說，八十年代初像我這樣的「老三屆」，大多數人心裏都明白一個東西，那就是當中國共產黨開始推動它那個旨在“長治久安”的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就互相說，或者在心裏對自己說：“晚清的洋務運動又開始了！”

一九八九年，當我們那些可愛的學生，北京可愛的市民，和我們中國的許許多多可愛的民眾走上街頭的時候，我們心裏就已經暗暗的在擔憂著：“晚清的戊戌政變可能又要發生了！”果然，一個企圖用屠刀來斬斷人民革命的君王，和一個企圖用改革開放來維護自己專制統治的君王的下場，都是一樣的，甚至連手段和過程都是一模一樣的。這個過程就是“從改良到革命”，或“改良必然誘發革命”。

我剛才說了，我真的沒想來講演，因為在他們要我發言的時候，我心裏想，我聽吧，我已經講得太多了，太多了。現在我要聽朋友們講，我盼這個會盼了很久了，今天可是我十七年來的一次最大滿足。因為今天是我來海外第一次聽到這麼多人在講革命、講民主革命、講推翻共產專制統治的當代中國民主革命，並且要與中國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傳承起來，就是“繼往開來”（鼓掌）。謝謝。

我想告訴大家，我今天只想講幾句感性的話。過去講理論、講學術，已經講得太多了。我今天會比較感性，因為我真地很激動。因為：

一九九四年，當我從中國來到北美洲之後，我看到什麼東西在甚囂塵上呢？什麼口號和思想在甚囂塵上呢？那就是“告別革命”。

但是，在座的朋友一定會記得，八九天安門「六四」大屠殺之後，或者是从當天的淩晨開始，我們的人民就已經起來革命了！在北京，那些開著車子向天安門撞過去的勇士們，那些敢於擋住坦克車的勇士們，在木樨地——這個共產黨開始屠殺的地方，那個端著衝鋒槍跳出海軍大院，為保護那些正在遭遇屠殺而無以抵抗的少男和少女們，而敢於向自己的戒嚴部隊開槍的海軍軍官——你們不認識，我認識他，難道還不是“革命”嗎？從這個淩晨開始，在中國，飛機不飛了，火車不開了，汽車開不動了，幾萬、幾十萬的人民，幾乎在全國的所有城市裏面，都走到街上去遊行了，他們不僅喊出了“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高呼“血債血還”，堅決的要求討還血債。我本人就是這一天早上淩晨四點鐘，和中國科技大學的一千多師生們，一起在合肥市的主要大街上走了整整兩個小時。我生平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等我回家的時候，我的家人問我：你怕不怕？我說：開始很怕。但是等我喊過了，我已經喊出來了，我就不怕了。這是真心話。

從此以後，一直到這個運動被徹底鎮壓，我這個六四淩晨才參加運動的人，沒有放棄過一次上街遊行的機會。我感謝今天在座的天安門學生領袖們，感謝你們，因為是你們從我的後面狠狠的推了我一掌，讓我明白了：推翻共產專制統治，鼓吹新的民主革命，並且將它由中國一百年前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即中國國民革命“接軌”，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應有的使命。

我雖然就是為了這個目地才告別家國，來到了海外，就是為了寫那樣一本書而走到了海外，但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在海外聽到的，居然全是“告別革命”的聲音，接著就是“告別孫文革命”，就是否定辛亥革命，就是污蔑、謾罵孫中山，甚至要“鞭屍孫中山”，汙言穢語，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而滿天下的聲音都是“改良”，都是那個所謂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直至將一個正確的口號，推向了不應有的極端，使對的也變成了錯的。

在其後的歲月裡面，我要感謝我的老師王若望先生，還有師母羊子女士，雖然我在堅守著自己的立場，做著我自己份內應該做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人是需要力量的，是需要安撫的，是需要有人給你鼓勵的，特別是在那種令我過於失望和孤獨的感覺，一直在壓迫著我，甚至種種背景勢力，在實際上正在圍堵著我的時候，是他們在精神上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他們告訴我：“爾品，你是對的，我們認為你肯定辛亥革命，證明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是正確的。”朋友們，你們知道嗎？這句話對我的鼓勵該有多大。

因為，當我出來傳播“辛亥革命是胜利的革命”，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的時候，我曾常常被一些搞民主的朋友譏笑為“只有七老八十的國民黨殘渣餘孽才會聽他的”。是王若望先生鼓勵了我，而台灣那個國民黨卻根據“彙報”，說我是中共派出來的“匪諜”，理由竟然是“一個大陸出來的人怎麼會講中華民國是新中國呢？這一定是匪諜了！”而且這個“匪碟”一當就是十幾年。（一笑！）

王若望老師是海外民主陣營最受尊敬的前輩，也是最受我這一代作家尊敬的長輩。他雖是“共產黨不要的人”，但卻終於成了一位“堅決不要共產黨的人”，並且至死不渝。這是他和海外許多直到今天還在鼓吹“要幫助共產黨改良”的人所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對我的支持和鼓勵，無疑是十分及時的和十分重要的。

同樣是在那一片“助共改良”和“保共改良”的叫聲當中，我交到了一位非常真摯的朋友，那就是今天還坐在中共廣東韶關監獄的牢房裡，常常遭遇刑事犯們侮辱和毒打的海外真正民運領袖王炳章博士。我記得，我和他交換了自己寫的書，我把我的《誰是新中國》送給他，告訴他，我們理應去尋找中國百年民主追求的那一條正確道路；他也把他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這一本書送給了我，告訴我，中國民主革命應該怎樣去宣傳和發動，還有他的正確方式。可惜的是，沒有多久，他就在越南被中共綁架回國，被判了無期徒刑，後來，竟被中共將他與普通的刑事犯們關押在一起……。

我心裡很難過，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更大的勇氣來為他做點什麼。但是我看著非常安靜的海外，卻非常非常地叫我傷心。我一直想，他曾經為多少在國內做共產黨牢的朋友們奔走呼號過，可是今天的海外，怎麼營救他的聲音竟然是如此地微弱？甚至……為什麼對這樣一個志在中國民主革命，志在推翻共產專制統治的傑出民主革命領袖，竟然如此地缺少那一點應有的溫情呢？

作為一個文化人，我是第一次冒著必將來到的“明枪暗箭”，站出來為他在美國講了四場講演。為什麼？因為他才代表了自辛亥以來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應有方向。今天中國大陸的現狀，證明王炳章博士的立場沒有錯；今天大陸人民對共產黨的痛苦反抗，證明王炳章所倡導的民主革命沒有錯？錯的是誰？有罪的是誰？錯的是那些至今還在做著“保共改良”大夢的朋友們，有罪的是那個專制統治者。我無意批評任何朋友，我知道海外有多艱難。但是象王炳章這樣一位比任何人都要更加艱難的朋友，我們今天在講中國民主革命的時候，切切不可將他忘卻，如果這樣，實在是不應該。所以。在我的內心裡，在這十幾年的海外歲月當中，是王若望先生和王炳章博士，還有一些年輕的朋友們，他們真的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鼓勵了我，堅定了我，讓我能在學術上繼續地去研究這個問題，繼續地保有這樣一個正確的立場。

當然，我承認，當“否定辛亥革命”已經成為共產黨“紀念辛亥革命”的真正殺手鐧的時候，孫中山又被送上了祭台，辛亥革命又被送上了祭台。否定孫文，否定革命，否定辛亥革命志士們的歷史功勳，甚至要把辛亥革命成果的陰險篡奪者，使辛亥革命遭遇了巨大挫折，特別是一手製造了辛亥之後巨大歷史混亂的袁世凱，說成是“才造就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偉人，更有一些朋友，甚至在海內外公開宣揚說：“沒有袁世凱，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說這些話的朋友們，最大的問題在哪里？就在他們忘記了一些起碼的歷史常識，那就是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就派袁世凱，袁世凱就派他的北洋軍隊去撲滅武昌起義，去專打武昌起義的革命軍，著名的“陽夏之戰”，就是歷史的明證。所以，第一個鎮壓武昌起義的就是袁世凱，第一個仿照王朝歷史上趁機逼迫“孤兒寡母”退位、陰謀取而代之的就是袁世凱，第一個竊奪辛亥革命成果的“竊國大盜”就是袁世凱，第一個在辛亥之後製造了巨大混亂和長期混亂的還是袁世凱以及他的北洋軍人們。大家想一想，袁世凱是什麼人？滿清王朝的大改良派嘛！他的軍隊就是滿清王朝的一隻改良軍隊。正是他們，才製造了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的十餘年的軍閥混戰嘛！

共產黨從來就用的是双重手段即“革命的兩手”，一方面要標榜自己是辛亥革命的繼承人，以此來劫奪權力的歷史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則拼命地在海內外詆毀汙衊辛亥革命和孫文對這場革命的領導，歪曲他的性質，污蔑他的成果，和人民對這場革命應有的繼承。而他又是運用怎樣的手段，來企圖達到目的的呢？一句話，就是需要時，也就是革命風潮大漲時，就讓一些人鼓吹“改良”，就裝出了要改良的樣子，意在撲滅革命。在滿清的時代，為了保滿清，前有“保皇改良”，後又“立憲改良”，他們都是拼命地反對革命。可是康梁的保皇改良，在海外折騰了不到四年的時間，就煙消雲散了；立憲改良從一九零二年正式扯起旗號，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創建，也不過就折騰了八年，就因為滿清的“假立憲和真拒絕”，激怒了人民，於是武昌起義一聲槍響，“保清改良”也就痛苦地走向了末路。

但是，從中共的戊戌變法——1989年屠城算起，“保共改良”在海外已經整整折騰了二十二年！連歌唱“胡溫新政”都已經唱了七八年了，特別是在共產黨的策劃和各種背景勢力的支持下，“保共改良”的思想和行為，幾乎整整統治了海外民主陣營二十來年。這實在是當代中國的悲劇。當然，一百年前的保清改良和當代的保共改良，他們的共同點就是瘋狂地詆毀革命。而革命與滿清雖然每戰每敗，可是，正如拿破崙所說，誰打贏了最後的一戰，誰才是成功者，哪怕你打贏九十九次。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民主革命便打贏了當時的最後一仗，連改良派都立即參加或投機了革命，甚至自稱是革命派了。我相信，今天和今後還會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我們要繼承辛亥革命，並且要發動當代中國的民主革命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需要在思想上批判“保共改良”。如果我們不能夠批判甚囂塵上了三十年的“保共改良”，我們何以去在思想上發動當代中國的民主革命？

因為三十年來，不論是八十年代初中共旨在“長治久安”的改革開放，還是八九年中共為維護他的專制統治而殘酷鎮壓學生運動，還是眼下中共依然在毫不留情地鎮壓著國內所有敢於抗爭的人士們，共產黨一貫的目的，其實就是一個“保”字當頭嘛！保什麼呢？保命嘛，保權嘛，保錢嘛，保住自己的絕對統治地位嘛！只有在這個“保”字的前提下，它才可以接受不會撼動它根本統治的專制改良方法，就是能夠“保住專制”的改良方法，而不是有可能傷害他專制的改良方法。一但任何改良的方法有可能撼動它的統治，甚至只是影響它的統治，它都會斷然拒絕，並且出手十分地殘酷。雖然改良派始終對他“有情”，但共產黨對改良派卻只有“利用”、從來“無義”。

我也正是在海外的這十幾年當中，在對這個問題的親身感受當中，懂得了什麼是改良，什麼才是革命，什麼是專制改良，什麼是民主革命。我沒有想到，繼王若望先生、王炳章博士之後，大約自二、三年前開始，我忽然感到海外的改良“板塊”，這個有着各種國際勢力和台灣兩黨勢力滲透，甚至有共產黨勢力操控的強大“改良板塊”，開始鬆動起來了……

有一天，我無意中在自己的e-mail裏面，發現了唐伯喬的文章，發現了三妹（劉曉東）的文章，發現了楊逢時、劉剛、李大勇、熊焰等許多人的文章。我忽然感覺到，民主革命的思想，民主革命的追求，開始在天安門那一代人當中，萌芽了，成長了。雖然他們今天的力量還不大，可是二、三年來，我看到他們是如何地在謳歌當代的荊軻——楊佳；我看到他們是如何地在批判著那個什麼憲章，因為這個要“助共改良”和跪求“党主憲政”的憲章，正在急切地要帮助共产党將“楊佳殺警”所引領的民間革命風潮壓迫下去；我看見他們在那個如同“大戲”一般的國際“頒獎”事件上，他們是如何的站在一個正確的立場上，既承認它的客觀民主效應，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指出，這不過是共產黨和保共改良派們要“借用國際勢力來壓迫和消解中國的民主革命風潮”而已。

我感到我從未有過的高興和興奮。做為一個普通的文化人，一個已經“丢了六十、往七十爬”的老人，我還能做什麼？我曾經跟他們說過，我就是“高興”兩個字。為什麼高興？因為“中國民主革命之路”，王炳章博士那本書的書名，今天終於在“天安門一代”的一些有覺悟的朋友當中，開始得到了回應；民主革命的前途也終於在他們的腳下，向前鋪展開來，開始湧動起“革命批判改良”——就是用“民主革命”的思想去批判“保共改良”思想的新動向。因此，海外民主革命的思想，將不可避免的要與國內民主革命的風潮相結合，從而推動國內人民革命的決心和意志。

這就是我應邀來參加這個會之前所想到的；也是我這幾年來，很深的也很痛苦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要謝謝在座的朋友們，謝謝伯喬、崇德、趙岩、熊焰等在座的朋友們，謝謝今天才剛剛認識的許多朋友們，特別是正在推動中國苿莉花革命的朋友，八零後的年輕朋友們。你們總算跟百年前辛亥革命的歷史接緣了，接續了，接軌了！你們總於邁出了人民希望你們邁出的那一步。哪一步？“批判保共改良、號召民主革命”。就是這一步，也是第一步。

我最後还想講几句話。

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發動的革命，總稱叫中國國民革命，其中包括三個革命。第一個革命是民族革命，志在“外反列強之欺淩和瓜分，內反滿清貴族的專制統治”（不是滿人專制統治），第二個革命是民權革命，志在推翻君主專制制度，伸張民權，因為民權是天賦的，是人與生俱有的。第三個革命叫民生革命，就是反對滿清的腐敗，消滅滿清的腐敗，使中國能通過革命——一場“變制”的革命，而不是“殺人放火”的共產革命，來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發展我們人民的民生幸福。

今天，當我們也講到當代的中國革命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存在著民族的、民權的、民生的三大革命內容呢？當然！雖然時移事遷，但是“蕭條時代”還是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因為，今天的第一個革命，還是民族革命。因為一家外國的壞思想用刺刀在中國統治了六十二年，誰要是反對這個外國的壞思想，甚至是給他的“主義”作了另外一種解釋——哪怕是“拍马屁”式的解释甚至吹捧，誰就要在他的屠刀下遭遇批判、鬥爭、坐牢、喪生直至家破人亡的命運。在中國，該有多少人死在“馬列”的屠刀之下？縱觀中國有文字記錄的四千年歷史，那一家外國思想曾對中華民族進行過如此長期殘酷的統治呢？沒有！所以，今天中國的民族革命，就是“驅除馬列，恢復中華”。這還是一場思想革命，一場必須完成的思想革命。這場思想革命將會在“清除馬列”的過程當中，回到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和近代世界的進步文化的懷抱裏去。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已經有很多朋友已經認識到了，並且正在做。但是，還有很多朋友還遠沒有認識，甚至還在馬列的血腥泥淖裏掙扎。

今天的第二個革命，也是民權革命。剛才趙岩先生講的很好，光是“維權”是不行的。我认为，必须要把維權推升到“維護民權、反對專權”的高度，也就是“民權革命”的高度。只要你還想專權下去，還想壓迫我們的民權，剝奪我們的民權，我們就要為了討還民權，把你的專權推翻，這就是今天的“民權革命”，也是當代中國國民革命的核心和杠杆。

今天的第三個革命——民生革命，比晚清的民生革命還要深刻和廣泛。因為共產黨真的比晚清更專制、更腐敗、更黑暗。而今天的民生革命，就是推倒腐敗、消滅腐敗、還我人民的民生！如果我們能夠明確當代中國的民主革命、或曰“當代中國的國民革命”同樣擁有這樣三大內容的話，那麼簡單地說，她的內容就是：“驅除馬列，還我中華；推倒專制，還我民權；消滅腐敗，還我民生。”如此，我們當代的中國國民革命，還愁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援、響應、參加，甚至由他們來成為這場偉大革命的真正主力軍嗎？

我覺得韓連潮先生今天講演的時候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他說要“繼承辛亥革命志士的新俠義精神”。這就是說，我們不僅要做一個好人，我們還要做一個有俠義心腸的好人；我們只要有了俠義的心腸，才能夠有“濟蒼生”的雄心壯志；我們才能夠有膽量、有雄心去繼承我們的辛亥革命，發動當代中國的國民革命，才能真正地走上革命之途，完成走向共和的使命。雖然我已經老了，可是我的心仍然希望自己能夠在“辛亥革命的新俠義精神”的鼓舞下，跟在我們年輕的朋友們後面，為我們的民族、國家和人民，走得更快一些、更猛一些、更遠一些，為和大家一起“完成辛亥革命”而艱難奮鬥下去。

謝謝大家！

聽打： 陳韻蓮 童龍 清德 楊亞倫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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