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30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11月14日

中共黨內毛澤東與“莫斯科派”的鬥爭，是在中國內戰期間開始的。

當時，博古主持黨的工作，李德 (奧托．布勞恩)領導軍隊。

毛澤東利用了長征期間某些指揮員犯錯誤一事，把這些錯誤扣在博古和李德頭上，撤了他們的職，把他的意志強加於朱德，就把軍隊掌握起來了。

總書記一職由比較聽話的洛甫擔任。

王明從莫斯科一回來，就向中共中央匯報，提出需要改變策略，同國民黨搞抗日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議。

可以想得到，從那天起，毛澤東就把王明視為頭號政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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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一走上通往我們窯洞的那條小路，我就提心吊膽。只要跨出一米，就是無底深淵。現在，我已經習慣了，不在意了。

從我們窯洞步行到醫院要一個多小時，至電台要不了一小時。

馬海德現在是我的鄰居了，我們一天碰到好幾次。

1942年11月19日

康生，1899年出生在青島一個小地主兼教員的家庭裡。他中學畢業。

他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0年，在青島大學預科學習。

1920 年底至1923年，他在山東省諸城縣農村教書。後入上海大學，同時在中共中央為黨的領導人舉辦的補習班學習。

1926年起，他先後擔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和閘北區區委書記。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進入上海前夕，上海工人舉行武裝起義，康生領導了巷戰。

1928年起，領導江蘇省委的一個部，也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員。

1930年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1931年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直到1933年。

1933年，康生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1935年，為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

1933年至1937年，任中共常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

人們開始了解為什麼毛澤東對陳云、徐向前、李先念和陳昌浩懷恨在心。他們目睹了毛在長征中具有什麼樣的“雄才大略”。

1942年11月 24日

康生擔任中國解放區情報局局長，這個局同時行使諜報和反諜報、司法、法院、檢察以及新聞等部門的職能。到1941年，康生把總司令部的許多職權都攬了過去，使情報局變成了一個權力很大的機構。從某種程度上說，葉劍英領導的總司令部已經有名無實。

康生是黨員幹部和非黨人員審查委員會的負責人。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同整風運動攪在一起，完全偏離了正常的軌道。

黨員幹部和非黨人員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們—高崗、彭真和陳云—完全受康的操縱和影響。

今天，我帶著照相機在延安遛達。這個城鎮的整個新區位於城牆與河流之間。這裡有棚屋、小店、雜食舖子，亂糟糟的，真沒法說。這些房屋都是利用舊城建築物的殘磚碎瓦蓋起來的，這裡到處散發著大蒜味、羊皮味以及雜食舖裡或當街小攤上供應的各種湯味菜味。

我爬上山頂，看寶塔像一個個雅緻的涼亭環繞著延安。十層的中心大塔從山谷的任何地方都很容易看見。它矗立在古老的延安已經多少世紀了啊！

我惦記著我的家。但我對瑪麗亞是信得過的。我們都在苦水裡泡大。她一定會把孩子照管得很好的。

我從莫斯科只帶來薄薄的一卷普希金著作。當時再多就帶不了。多爾馬托夫因此也只帶了果戈里選集，沒帶別的俄文書。尤任很崇拜克勞塞維茨，對他的書手不釋卷。可是，就愉悅心靈來說，卻只有翻閱破舊不堪的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書了。

光線太暗，看書看得兩眼直發痛。但我不禁還要翻翻普希金的書，這裡惟有它能使我想起祖國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