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23日訊】墓穴被挖開，孔子第76代嫡孫、衍聖公孔令貽的屍體跟著被拖了出來。孔令貽是孔林掩埋的最後一位“衍聖公”，這是孔子嫡係長子長孫的封號，自宋代起就世襲爵位。

尚未腐敗的47年前的臉，以及身體，此刻被劃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氣中，迅速氧化，變黑。

圍觀者是一群青年，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標，他們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小將，在他們身後，擁擠著更多的穿著土布棉衣的從四面八方趕來看熱鬧的農民。

劉亞偉此時只有13歲，他告訴記者，依舊清晰記得自己的感官系統淪陷在臭味中的無力感，“真是另一個世界來的氣味”。劉亞偉感覺一隻大手使勁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斷地揉捏。

在紅衛兵闖入孔林掘墓之前，他們噎光顧了孔廟和孔府，砸斷歷代碑刻，火燒孔子塑像，摧毀了一切“代表封建主義罪惡腐朽勢力”的瓶瓶罐罐。

許多年後劉亞偉說，自己是個罪人。其實，他只是一個看熱鬧的孩子。

幾天的破壞，幾百年也恢復不了

1980年代，劉亞偉還是曲阜縣委報導組成員，看到了縣政協一位同事的報告，這份2萬字的報告，蒐集了“文革”時譚厚蘭等人如何討孔、砸碑、挖墳的事實，還列有一些數據。

這讓劉亞偉驚訝，他開始反思少年時看到的那些荒誕劇。從1990年起，劉亞偉和曲阜文化館的研究員王良四處採訪，尋找親歷者，比如一位昔日革委會主要成員，但他閉口不談。第7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裡，終於開口。他的老伴坐在一旁抽煙，冷眼旁觀，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側身去看老伴:說點吧？老伴同意。於是就一點點說。

時光回溯到1966年。那一年的8月23日，曲阜縣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紅衛兵即將衝過來，他們正一路打砸，毀壞文物。曲阜一中的學生們在孔廟大門上貼出了“緊急行動起來，防止階級敵人的一切破壞活動”標語，並將本來開放的孔廟東華門、西華門和南門封了起來。

許多農民來到孔府門口站崗，他們來不及製作紅袖標，就在胸前別上一個紅布條，寫著“貧下中農”。

此時，曲阜縣委書記李秀公開演講，說“三孔”是國務院明文規定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破壞它，就是破壞國家財產，干擾鬥爭方向。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想法是，幾天的破壞，幾百年也恢復不了。

曲阜城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之中。不料，曲阜師範學院部分紅衛兵行動了，他們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徹底搗毀孔家店”。

在孔府門前，文管會工作人員把紅衛兵們攔住了。

紅衛兵們齊聲背誦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時任副縣長王化田站出來，指著國務院立的文物保護的碑說:“你們好好看看，誰要在這裡搞破壞，是觸犯國家法律的。”

一個紅衛兵上來就問:“你是做什麼的？”

王化田自報家門:“我是王化田，是副縣長。”誰知，他的話音未落，學生們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孔墳可以挖掉”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四舊污垢的’三合店’，是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大障礙。”這是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寫於1966年11月的《討孔戰報》。

在曲阜，很多孔府後裔接受記者的採訪時，一個名字被他們不斷提及——譚厚蘭，這是當時“討孔”的干將，是“井岡山戰鬥團”的負責人。

譚厚蘭是北京師範大學“調幹生”，曾被抽調到《紅旗》雜誌幫忙。由此，她結識了林杰，林杰是當時《紅旗》雜誌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

劉亞偉曾查閱到譚厚蘭被審查時所寫的交代材料，其中記述，林杰曾這樣對譚厚蘭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除了大慶之外的​​一個好地方——山東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杰接著說:“你們應當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這個反。”譚厚蘭當時的回答是:“……我們去，我們一定去！”

而根據有關“文革”檔案、《討孔戰報》以及諸多當事人回憶，1966年11月11日，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從北京打來電報，指示“孔廟、孔府、孔林不要燒掉”，但“孔墳可以挖掉”。

同一天，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打來電話:“漢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對孔廟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樣。孔墳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譚厚蘭們制定了行動計劃，起草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告全國人民書》，同時派出了兩支“先遣隊”，分別對山東省委、曲阜縣委進行“火力偵察”。

為了阻止紅衛兵破壞“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將孔府門前的石獅子整個罩起來，外面再貼上毛主席像，還寫上標語，以為如此一來，誰也不敢去動了，更別說砸了。

但這樣的努力在反孔風潮中不堪一擊。

11月12日下午，“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宣告成立，標誌著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與曲阜當地紅衛兵組織聯合陣線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門被迫打開，工人、幹部、學生，從幾十里外坐著毛驢車趕來的鄉下老大娘一湧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門前舉行“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國務院1962年立在孔府門前，寫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被砸碎了。會後，紅衛兵們分頭衝進孔廟、孔林、周公廟，砸碑、拉匾、搗毀塑像。

有人從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線裝古書，這是一部裝禎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禮記》。緊接著，人們又從孔子，以及包括顏回在內被稱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門生塑像肚裡紛紛掏出了線裝的《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擠不上神龕的紅衛兵，便將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聖先賢們的頭顱像踢足球一般地踢來踢去。

動用了雷管和炸藥

1966年的11月29日，陰冷。

劉亞偉記得，那天吃完早飯，聽說譚厚蘭要帶領北京來的紅衛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幫孩子跑到孔林看熱鬧。他們趕到時，孔子墓周圍噎擠滿了人，擠不進去的便爬到樹上和圍牆上，負責維持秩序的紅衛兵手挽手拉起了人牆。濟寧地區和曲阜縣的幾位領導跟在譚厚蘭後面，再往後，是一大串戴著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塊高大的墓碑上塗滿了口號，紅衛兵們把一根粗繩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員分成兩隊，一隊拽住一邊的繩子，等待著號令。

高音喇叭響起來:“扒墳破土儀式現在開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頭供桌上，斷為兩截。

從北京趕來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跑前跑後，記錄下這一破四舊的壯舉。

革命小將為了更快地掘開墓穴，還動用了雷管和炸藥。劉亞偉親眼看到了孔子的墳被炸開，墳塚上的黃土到處都是，劉亞偉站在那裡，身上落滿“細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紅衛兵們正在往樹上繫繩子，然後將屍體吊起來，呼哧呼哧，這並不是件輕鬆的活兒。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屍體: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貽及其妻妾。屍體剛出土時保存還很完整，但很快被紅衛兵和農民的鐵鉤戳破，“屍體便像撒了氣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癟下去”。

很多年後，劉亞偉找到當年的一位見證者，“挖出來的幾具屍體在那裡放了五六天的樣子，每天圍觀的人都絡繹不絕。後來，一天晚上弄到孔林東南角的一個土坑里燒掉啦。主要是覺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屍體男女都有，光著身子太難看。”

“一夜挖出個拖拉機”

根據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1973年2月24日《關於“討孔聯絡站”破壞文物情況的匯報》、《討孔戰報》以及當事人的回憶，面積3000餘畝、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隨葬品被洗劫一空。

孔令貽的墓如今位於整個孔林的邊上，遊人罕至，只因當年被破壞得太徹底。末代衍聖公孔德成是孔令貽的兒子，當年蔣介石視之為國寶級人物，將孔德成與故宮的文物一道搶運到了台灣。孔德成曾任台灣考試院院長，於2008年10月離世，享壽88歲，儘管一再獲邀，他卻從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說，他心裡難受。祖墳被挖，這在中國的傳統之中，是極大之侮辱。

一些當年“討孔”的骨幹已大多早逝。而風光一時的譚厚蘭，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被免予起訴。譚厚蘭罹患宮頸癌，45歲時病亡，沒有結過婚。

“當時還小，只是個簡單的旁觀者，後來我決定寫書，開始反思了。”劉亞偉說，無論你是否做了惡的事，哪怕你當時做了逍遙派，也逃不過這份罪。這是時代的罪。

雖然噎過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舊對這段往事諱莫如深。劉亞偉說，當年，紅衛兵挖墓後，這裡的村民就開始瘋搶墓裡的陪葬品，緊挨孔林的林前村，當年流傳著“一夜挖出個拖拉機”的說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墳致富了。

最為誇張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護孔林的村幹部，後來帶頭領著人去挖。

紅衛兵們這時曾想阻止挖墳的擴大化，但噎無力控制，村民們眼裡只有金銀，誰來阻擋，就是一頓暴打。

1979年，國家重新修復孔子墓，曲阜文管會讓人幫助尋找孔子墓碑，還有散落的碑塊，在附近社員家裡找了上百塊，現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這些石塊拼在一起的。

(本文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第九​​期，原題《孔子墓蒙難記:紅衛兵小將搗毀中華文化命脈》，作者劉炎迅。)

黨媒報導，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