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18日訊】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與百年前相比，中國在世界上的國力和經濟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民的物質生活更是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今日中國的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少了當年精英的一樣東西，那就是明確的行動目標，整個中國因此而讓人感到失去了方向。

百年前的中國精英與今日中國精英的相似之處就在於，大家都認為中國的局面不可持續，中國非變不可。還有一個重要的相同之處，就是精英之間嚴重缺乏共識。那今日中國與當年的不同之處是什麼呢？不同之處就是當年各種變革主張都有行動空間。儘管為時已晚，晚清的統治者終於明確了君主立憲的目標，並且有了具體的方案和時間表，革命黨則下定決心不給朝廷這個機會。結果是，革命黨終以無心插柳的方式在武昌舉義成功，進而推翻了帝制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但災難也就從此接踵而來，一個比一個更激進、乃至一個比一個更荒唐的變革主張取代了另一個，中國人自己折騰自己，自己鬥自己一直到文革結束，才開始回歸理性。但好景依然不長，中國又以一種瘋狂的方式發展經濟，終於再次把社會推向全面失序的危機。

到了這個地步，誰都知道想不變也不行了，但究竟向何處變，如何變？精英們不僅莫衷一是，更可怕的是，沒有任何一派有能力把自己的主張付諸實施。與當年的革命派相比，如今的革命派無論在海外的資源還是在國內的組織，都相形見絀。但這並沒有增加改良派成功的機會。事實是，今日中共當權者對變革的態度，比晚清統治者還不如。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當權者缺少見識和勇氣，而是中共形成了一種集體不負責的領導體制。領導層相互制肘，於結黨營私無礙，但發動變革卻很難，因為誰發動變革誰就先下台。在這個意義上，黨天下事實上是一種比家天下更糟糕的政治體制。因為皇帝為了對子孫負責就不得不改革，而中共常委們要對子孫負責就絕對不能改革。

黨天下的社會體制更是一種比家天下更糟的社會體制。在家天下的中國，社會還有相當的自治空間，因此能夠保存和滋養一​​定的道德和倫理資源。辛亥革命以致後來的中共革命都證明，這種道德和倫理資源不僅能維持一個政權，也能夠支持一場大革命。但黨天下的中國，社會自治的空間蕩然無存，社會的道德和倫理資源因此而不斷枯竭，以致連教師、醫生，還有藥品、食物的廠商，都不能守住起碼的底線。這樣的社會雖然不會沒有反抗和民變，卻不易支持一場需要高度自律和犧牲精神的大革命。

難道中國就沒有出路了嗎？中國人只能坐以待斃，等著一場大災難的降臨嗎？這顯然是許多心有不甘的中國精英們為之苦惱的問題。最近，海內外分別舉行了一場頗不尋常的精英研討會。國內的研討會是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新書發行研討會，海外舉行的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胡耀邦趙紫陽研討會”。兩個研討會的特別之處就在於，與會精英對當前中國的困境都有一種空前的自覺，有了一種尋求共識之心。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514/35451.html

中國精英的這種態度轉變具有極其重要的積極意義。這是因為，百餘年來，從家天下到黨天下，中國的變革已經窮盡了維繫政治大一統的智慧，窮盡了奪天下坐天下的權謀手段，耗盡了維繫政治大一統的道德和倫理資源，甚至摧毀了這個民族賴以延續的環境和生態資源。

中國目前面臨的危機，不是哪一種主義和信仰的危機，也不是單純的哪一黨哪一派的危機，更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而是中國政治文明和政治文化的危機。克服這種危機的困難就在於，它要求整個精英群體能夠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覺，從而能夠超越傳統的思維、言說和對話方式，形成一種超越性的共識。

沒有這種共識，中國的精英就只能靠諸如“民主是個好東西”之類的漂亮空話來忽悠百姓，或靠復興儒教的鄉愿來自欺和欺人。因為今日中國若沒有這種共識，精英已經不可能採取任何有效的變革行動，這個國家也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文章來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