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16日訊】《收租院》作品的人物原型來自大邑安仁當地農民和劉文彩及其家人。然而，人物真實的背後則隱藏著與歷史完全不符的巨大謊言。大凡了解傳統中國的人都清楚，地主鄉紳階層雖然不是大善人，但他們是維護社會生產、治安秩序、公共事業、宗法制度的核心力量。不論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子如何來的，但缺乏經營頭腦、道德節制是難以成為富甲一方的地主。這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法精神存在密切關係，沒有道德號召力就不足以維持社會地位，更不能使財富持續增長。這一點，劉文彩與其時代大部分地主富紳不會有很大區別，表明他在掠財和做人均有一套，至少不會是《收租院》裡十惡不赦的恐怖人物。如他個人出資 2.5億元（折合當時200多萬美元）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捐出一千畝田作為學校公產；還修道路、修水利。這些善舉在客觀上是牛毛出在牛身上，但它證明了大地主劉文彩是極為註重個人威望，在道德行為方面不可能無所節制。劉文彩一生娶有兩妻子三妾（原配早亡），比較那個時代的大部分權貴及其劉文彩個人的財力​​權勢，劉文彩屬於他那個階層中最低調的。

根據安仁附近的韓場蘭田社區16組18號的唐學成（77歲的共產黨員及復員軍人）講述，為我們還原了舊時代地主與佃農的相互依存關係，而不是階級鬥爭中強調"你死我活"的壓迫剝削。唐學成說：過去他家佃了劉文彩十餘畝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搶了，家裡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帶到安仁鎮找劉文彩。第四天唐學成的父親才見到劉文彩，他向劉文彩下跪說今年牛被搶了交不起租，劉文彩把他扶起來說不要跪，有事站起來說，劉文​​彩說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你回去吧，沒事。一句話就解決問題。唐學成的父親轉頭走了兩步，劉文彩問了一句，"你被搶的是頭什麼牛？"回答"是頭黃牛"，唐學成的父親就回家了。沒想到第三天劉文彩買了一頭大黃牛叫手下的人牽到唐學成的家里送給了他們（還有其他佃農）[1]。

對於懂得經營的地主而言，佃農是一頭奶牛，只有給料才能擠出奶水。面對天災荒年，地主與佃戶是連帶責任關係，也是地主們需要進行親善投資或籠絡人心的關鍵時候，從而確立與佃農們的長久關係，並達到樹立個人威望的重要方式。這是地主之所以是地主的成功秘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既不能鞏固財富而又成不了受人尊敬的地主鄉紳。傳統地主的家道敗落，通常歸於子孫後代的道德失敗，其次是經營不善或兵荒馬亂，道德威望地主階層致富的重要資源。誠然，像劉文彩這樣在四川具有舉足輕重的大地主，沒有軍事、政治、黑社會的強大實力，積累那麼大家業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劉文彩與弟弟劉文輝的一商一戎的經營互補，使劉家勢力在四川如日中天就不偶然了。

史家考察劉文彩的積累財富手段時指出：作為地主的劉文彩不如作為稅務官的劉文彩，作為稅務官的劉文彩不如哥老會幕後的劉文彩。也就是說，劉文彩財富不光來自正常商業利潤，涉足了當時軍閥與黑道熱中的毒品生意。劉文彩如果限於《收租院》那專門盤剝當地農民，他就成不了四川境內的大地主。必須指出的是，大邑安仁出了劉家兄弟對本地人是非常沾光的，如安仁鎮地勢高、水源不足，劉文彩和劉文輝發動修建萬成堰水利工程，它不光需要人力財力，關鍵需要一言九鼎的領導人物。因此，當地人在正常時候說劉文彩是"大好人"是正常不過的，決不會出現"冷媽媽"和"羅二娘"所說的惡霸劉文彩。這必須從傳統宗法來考量，不論劉文彩有多麼貪婪，他還不至於在安仁魚肉鄉親，畢竟老家是他天然的、最後的、最佳的避風港。劉家兄弟所以在安仁建造公館莊園，因為基於鄉親鄉土的宗法觀念，這也是地主鄉紳普遍的做法，通過處世為人在鄉里樹立個人聲望。在國共戰爭最後階段，即劉文輝起義的前夕，胡宗南入川的清除劉文輝，劉氏家人在家鄉人和地方武裝的保護下才萬無一失，假如劉文彩像《收租院》裡那樣遭當地人的仇恨，結果便可想而知。

在大躍進和文革中，安仁當地人在重重壓力之下，被迫捏造劉文彩的種種罪狀，這一切在文革結束後全部揭穿，唯有當局不肯公開而全面的認錯。最典型的有《收租院》中還有一個殺人霸產的故事：說劉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三個正在田裡栽秧的貧農打死在田裡。這個故事編出來後官方強迫曹克明承認，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認"了。當藝術家把這個故事塑好後，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十五年徒刑。鄧小平上台後法院以量刑過重改判五年把他放了。他不服，他到縣法院去申述，法院的辦案人員對他說我們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們就不敢給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級法院去申訴，上級法院也是同樣態度。曹克明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鳴，1982年走投無路的曹克明到大邑縣人民法院門口服毒自殺。曹克明死前，一再對兒子曹登貴說："你要為我伸冤啊！"[2]

從土改到文革中，劉文彩的惡劣形像一步步提升，達到人間惡魔的地步。如文革中風光了十年的"冷媽媽"，她常常坐著專車，到部隊、機關、學校、廠礦、農村作"憶苦思甜"報告，到水牢、"僱工房"、"收租院"等處現身說法。據不完全統計，1977年之前，"冷媽媽"冷月英同志在省內省外所作的"憶苦思甜"報告近千場，聽眾則多達百萬人次以上。安仁劉氏莊園陳列館中，知名度最高、對時局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水牢"。水牢解說詞稱：在劉文彩的佛堂側近一個角落裡，秘密修建了水牢。據說，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究竟水牢裡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那時，這個人間地獄裡灌滿了水，屍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裡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布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省人民代表、勞動模範、共產黨員冷月英同志是僥倖從水牢里活著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 [3]

1954年元月，大邑縣在縣文化館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 “具體籌辦這次展覽的同志將冷月英受地主剝削壓迫，被關’水牢’這件事典型化以後，納入這個展區的主要內容。為了使展覽內容更突出、動人，具有說服力，他們根據地主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是劉氏家族這個根，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這個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的認可，籌辦人員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劉文彩關在水牢受苦的慘景"的設想來"佈景"。劉文彩水牢在當地人裡聞所未聞，引起極大轟動。劉文彩水牢就這樣橫空出世。 1958年階級鬥爭升溫，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哪肯錯過劉文彩水牢這個絕好的素材呢？便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以它無聲的恐怖接待來自四面八方的觀眾。冷月英也開始由愛國模範勞動模範一變而為"階級鬥爭活教材"，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 [4]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思想“解放”的大潮席捲中國，不可避免地也要席捲莊園陳列館。在過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陳列內容，現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公開質疑。而在所有陳列內容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劉文彩水牢，為此，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資料，對"水牢"刨根究底。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踪影。始終查無實據，莊園陳列館這才鼓起勇氣，向主管部門送呈《關於"水牢"的報告》。內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後來有記者找到"冷媽媽"冷月英，冷月英還是拒絕正面回答問題。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要問，你們問縣委去！"1988 年，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文化廳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複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乾了，鐵籠搬走了。有關水牢的一切印記一下子消失得乾乾淨淨。地下室門口一塊木牌，上書四個大字："鴉片煙室"。 [5]

在"收租院"研究者那裡得到有關劉文彩的歷史資料，包括對土改、大躍進、文革的歷史研究，使得劉文彩及其"收租院" 的歷史真相逐漸清晰起來，它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運動的集合產物，藝術謊言不過從中表演了一個道具角色而已。其實，從1950至1953年的土改中，便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地主土地財產，揭露封建地主階級罪惡的批鬥會​​便推而廣之，為隨意編造地主富農罪狀開了不好風氣。隨著 1953－1955年農業合作社運動的不斷展開，貧下中農出現了抵制政府政策現象，打擊鎮壓便在群眾當中蔓延，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 “收租院"和劉文彩的罪狀在這種政治環境也隨之加深。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的"乘風破浪"大躍進高潮，再到1962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階段，大邑縣人口負增長了65854人[6]。在飢荒的死亡恐怖下，為了編造劉文彩罪行提供了一定的依據。由於劉文彩是安仁人，無形中加劇當地的災難，劉氏族人​​與其舊勢力後人成了那個恐怖年代的犧牲品。這次在京城展出的《收租院》系列作品和文獻資料，不論是雕塑還是照片，它的確反映了安仁人歷經大躍進的政治高壓、死亡恐怖的悲慘現狀，而不是“解放”前劉家莊園內的故事。

《〈收租院〉真相》一文的作者劉小飛披露：1960年春，當局首先將劉文彩莊園周邊的民眾從原籍發配到一個叫八管區的地方。這些不幸的無辜者許多就死在那裡。文中提到《收租院》裡那個交不起租而丟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給劉文彩餵奶的羅二娘，她在訴苦會上說她給劉文彩餵奶，劉文彩把她的奶頭咬了，還說劉文彩要強暴她。這個在《收租院》裡的被壓迫羅二娘，1960年前後，丈夫羅吉安餓死，小女兒餓死，大孫子餓死，大兒媳餓死，一共餓死了四口人。羅二娘的親侄子，現年82歲的羅大文告訴劉小飛：羅二娘從來就沒進過劉文彩家的大門，她怎麼會去給劉文彩餵奶？羅大文還說“解放”初羅二娘沒這樣講，土改時也沒這樣講，是"四清"運動時大邑縣朱部長（組織部副部長朱賓康）住在羅二娘家幾個月以後羅二娘才這樣講的，朱部長為此還給了羅二娘一座公館[7]。羅二娘的悲慘命運，使她把恐懼與苦難的傷痛轉嫁到劉文彩頭上就不奇怪了。

《收租院》系列雕塑作品的橫空出世，顯然離不開那個極權恐怖的特殊年代。對此，《劉文彩真相》作者在該書的前言開頭便說中了關鍵要害："在當代中國歷史上，1958年是個不平常的年頭。這一年，大躍進正緊鑼密鼓。與急劇惡化的經濟形勢相對應，階級鬥爭之風愈刮愈烈。" 大地主劉文彩屍體就在這年冬天，被人從墓穴裡掘了出來，由此"創作"出《收租院》。地主莊園陳列館籌辦委員會在1958年11月掛牌，到次年中國新年的非正式開館，僅僅5天活動迎來一萬四千餘人參觀者，它使館方始料不及，也釋放出巨大的政治威力，從而為《收租院》作品的出現提供了必要條件。極權政治、謊言藝術、飢荒死亡、階級鬥爭是這一"新中國美術經典"的歷史實質。

引文註釋：

[1]劉小飛《〈收租院〉的真相》

[2]同上

[3] 笑蜀《劉文彩真相》1999年11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

[4]馬成廣《劉文彩的水牢和渣滓洞的紅旗》《炎黃春秋》14頁2003年第9期

[5] 笑蜀《大地主劉文彩》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12出版

[6]《大邑縣縣志》1983年版，1958－1962年間的人口統計數據

[7] 劉小飛《〈收租院〉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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