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15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9月

軍隊從延安得不到一分錢，也得不到什麼給養。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光和肖克除控制軍隊和地盤外，都有自己的兵工廠，而且自己發行貨幣。每個司令員都自己向農民收稅，沒有統一的稅收制度。

這裡，舊的武器在工場進行維修；往往把幾十支不能用的步槍拆開，裝配成一支能用的槍，手榴彈和炸藥的生產，組織得很好。作彈殼的金屬是在原始的熔爐裡冶煉出來的。

軍隊領導人沒有擺脫封建制度的殘餘。我認識一個司令員，他有兩個很年輕的老婆，幾乎還是小姑娘。但是，看起來誰也沒有對此感到氣憤。

司令員及其副手把他們認為適於報告的事情，用電報向延安匯報。對中央發下的指示，他們從是否對自己有利而不是從是否應該貫徹的角度來進行討論。司令員們輕蔑地把延安的領導同志叫作”搖筆杆的”。

軍隊中有一種無所作為的氣氛，等待著事情的自然發展。誰也不誠心幫助我們取得關於戰爭的消息。我們初來時受到親切的接待，但是不久他們就想法要擺脫我們了。

八路軍同敵人和平共處。日本人舒舒服服地準備在占領地區過冬了(我們繞過了這些地方)。而八路軍部隊卻就在這附近晃晃悠悠。

在興縣地區，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組成的日本警備隊占領了一些村莊，這些村莊被數量上占優勢的賀龍部隊己圍了。我問他們，殲滅這些討伐隊很容易，為什麼他們不把村子奪回來。八路軍戰士看著他們逍遙自在。他們糾正我的話說：“他們那邊有四百個士兵，不是四個！”

我們下馬和戰士一塊抽起烟來。他們承認：“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端了這個碉堡，日本人就會派援軍來。那怎麼辦？所以，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來碰我們。……”

這個人打著綁腿，戴著帽子，穿著軍服或短上衣。他們晒得黑黑的，很瘦，一張張臉孔顯得英勇而精力充沛。……

毛瑟手槍是人人心愛的武器。

侵略者把收割的一部分庄稼運往日本；還運出了工業原料，顯然都是不付任何代價的。

日本人自由自在地支配這個地方，他們把中國人當劣等民族對待，把中國人當牲口用。日本人強奸婦女，強迫她們跟他們住在一起。他們虐待老百姓而不受懲罰，稍有不服從就要殺害他們。

後方地區妓院遍佈，黑市商人和土匪成堆。

種族方面的宣傳在日本青年的頭腦中扎了根。這裡，凡屬不是日本的東西，都遭到無情的破壞和毀滅。即使在為侵略者開設的妓院裡，也嚴格遵循種族原則，妓女都是日本人。

反對侵略者的戰爭，顯然打的是被動仗。

人們自然認為，八路軍是在等納粹德國和蘇聯之間戰爭的結果，而在特區這裡，大家對蘇聯人民的鬥爭是漠不關心的。

中共領導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在華北牽制日本派遺遣軍，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莫斯科屢次要求中共領導採用一切辦法使日本無法為發動反蘇戰爭進行準備，但這都被當成了耳邊風。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縮減八路軍正規部隊的作戰規模。

看得出來，八路軍主要關心的是國民黨軍隊。部隊中宣傳的矛頭是對著他們的；戰鬥行動有朝一日也是要針對他們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戰行動幾乎都成功了。延安發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價保存八路軍的實力，所以部隊正步步後撤，盡管敵人的進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毛澤東的原則是：進行這次戰爭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實力，而不是消滅敵人。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得對敵人放鬆抵抗和讓出更多的地方。

幾年來無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裝力量蛻化了。紀律鬆弛，開小差的多了。士兵不愛護武器。部隊和團、營本部的訓練不組織了。部隊之間的協作不組織了。軍官們打樸克，聊天，當著農民的面發布作戰命令。

在這華北山區，軍隊的士氣低落，與我們的紅軍無法相比。中國士兵的軍事素養和戰鬥能力是不成問題的；勇敢和耐戰一向是他們的特徵。應受譴責的是準備發動內戰的魯莽政策。中共的武裝部隊目前不旦占極大優勢的國民黨部隊的對手。

含著涙水訴說特區受到嚴密封鎖，這是康生搞的一種宣傳騙局。特區的前線和邊界都很容易通過，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中共領導大談其嚴密封鎖，無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難中加進虛構的困難。

到前線去跑一趟，使我確信中共領導並不想打日本人；他們把戰爭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據地的良好時機。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隊，而是靠日本和國民黨兩種力量的對峙來建立他們的根據地。

要是日本人打敗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政權被消滅了，八路軍部隊立刻就鉆進這個地區。必要時，他們會幹掉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戰友，而奪取政權。

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在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機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嚐艱辛並作出不可估量的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只是背信棄義而已。

什麼國際主義的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說來，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