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西蒙波娃《第二性》興趣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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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5月9日訊】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曾被視為女權運動的「百科全書」,該書(法文版)1949年一出版就造成轟動,創了一周售出二萬本的記錄。隨後在美國推出英文版,也上了暢銷榜。西蒙波娃由此奠定了女權運動的鼻祖地位。再加上她是大名鼎鼎的薩特的情人,兩人相得益彰,名氣更加彰顯。

女權問題專家、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學者克瑞斯蒂娜•薩默斯(Christina Sommers)最近在《克萊蒙書評》(CRB)發表的對《第二性》新譯本的書評介紹說,其實《第二性》一出版就有強烈的批評,評論家指出,這本書寫得很差,「乏味,裝模作樣」,「很主觀性地選擇資料,降低了學術標準,違反所有的科學準則。」但也有人稱譽它是「詩,藝術」,「比學者的書還學術」。

英譯本被批為「難以卒讀」

但不管讚美還是批評,大眾對《第二性》的熱潮,好像「性高潮」那樣短暫地迅速消失了。克瑞斯蒂娜說,過去二十年來,除少數女權份子,很少有人再關注它;這本書也從未得到學界和哲學家的認可。到了九十年代,即使是女權理論家們,也很多把這本書視為偏執、零散、過時了。

極為少數的西蒙波娃「捍衛者」對這個現狀不滿,甚至憤怒。他們認為,這是英文版的翻譯有問題,把書「譯糟了」。杜克大學一位教授公開指責英文譯者帕什利(H. M. Parshley)缺乏哲學訓練,翻譯能力有限,把《第二性》譯得「難以卒讀」。尤其是,帕什利把972頁的原著刪至827頁,更給批評者理由,認為他刪去了「精華」。

西蒙波娃的捍衛者們要求重譯《第二性》,出版社當然不願意,因這種無人問津的書別說賣錢,連成本都難收回來。但在2004年,美國左翼大報《紐約時報》發表了「翻糟了」(lost in Translation)一文,介入這場爭議,站在西蒙波娃的捍衛者一邊,把原譯者和出版社都視為「壞蛋」。面對大報的攻擊,出版社撐不住了,只好決定再出新譯本,找了兩位曾在巴黎任教的美國女學者重譯《第二性》。

去年這個新譯本面世,不僅恢復了原譯本刪去的145頁,甚至忠實到把原著中那種常常不得不用「分號」連結的大長句子原封照搬。克瑞斯蒂娜在書評中說,「西蒙波娃的那種分號長句,好像段落永遠沒完了」。

不是譯本問題,而是原著太糟

但這個新譯本卻遭到更猛烈的攻擊,那些批評第一個譯本的、西蒙波娃的捍衛者們認為,新譯本更糟。在《倫敦書評》(LBR)上,西蒙波娃的研究者們毫不留情地說,新譯本「錯誤百出」,背叛了西蒙波娃的精神。一位女權教授甚至說,這種譯本,簡直讀每一頁都令人「痛苦」。

而事實上,這不是譯本的錯,而是原著的問題。在中國掀起薩特—西蒙波娃熱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就出了《第二性》的中譯本,但也只是譯了後半部,前半部那些歷史堆積資料,恐怕連中國的出版社也覺得讀者沒法讀而放棄翻譯。近年雖有了中文全譯本,但有幾個中國人能認真讀完,也是未知數。當年讀過此書中譯本的一位女性朋友說,該書不僅多數觀點跟女人的天性作對,而且相當過時、繁瑣,句子邏輯、層次都很差,完全是一本過高評價的書。這本書不僅沒把這位朋友變成女權主義者,反而使她成為女權主義的痛恨者。

這次《第二性》的英文新譯本不僅沒有給西蒙波娃帶來新的名望,卻通過評論家、書評等討論,讓人們更清楚,讀者之所以遺忘這本書,不是翻譯問題,而是原著太糟。在英文世界經常看到這種事情,他們對因特殊原因而出了大名的外文的「偽書」,看不出好來——因為原著本身爛,就責怪翻譯。像高行健的《靈山》,英文本其實已經比中文原文好很多,但英文世界的人死活看不出「好」來,就把翻譯臭駡一頓。對西蒙波娃的這本書(和她的其他作品)也同樣。

事實上,讀她的法文原版,就令人痛苦。西蒙波娃的授權傳記作者說,這本近一千頁的《第二性》只用了14個月就寫成。這本倉促草就、用大量資料堆積的書,是用中國式「大躍進」的速度寫出來的。專家說,這個寫作時間之短「就說明了很多問題」,起碼是太「草率」。而從內容來看,簡直是雜燴堆積:關於女性的早期資料、各種理論、名單,還有社會學、生物學、宗教、文學、哲學(主要是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的大雜燴。

有細心學者指出,西蒙波娃沒有去做努力,梳理出哪些資料有用,哪些無關,而是把能找到的所有關於女性的資料一股腦地塞到了這本書裏。而且,西蒙波娃的很多宣稱都是誇大其辭,甚至違背事實。例如《第二性》說,十七和十八世紀,女性作家都被壓制,根本無法存在。但根據洛杉磯加大的學者梅勒(Anne Mellor)的研究,在英格蘭,從1789到1830年,就有至少900名女性詩人,500名女作家,更有眾多的女性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等等。西蒙波娃說女性全被邊緣化,並不真實。

妓女和妻子被當作一回事

作為女權先鋒,西蒙波娃強烈批評女性被強迫做妻子和母親,甚至過頭到批評這種角色本身,認為「妻子」和「母親」是男性和歷史文化強加給女性的角色,指責這兩種角色毀掉了女人。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還有專章討論「妓女」,認為「妻子」和 「妓女」是一回事,「兩種性行為都是服務,前者是終身租給一個男人,後者則有按次數付酬的顧客。」對婚姻,西蒙波娃也痛擊說,女人必須結婚出於兩個原因,一是必須為社會提供孩子;二是滿足男人的性要求,為他料理家務。

西蒙波娃對她的傳記作家沾沾自喜地說,她一生沒做妻子,也沒做母親,但活得很快樂。但是,她做的是薩特眾多情婦中的一個。雖然《第二性》中有列「情婦」專章,但西蒙波娃沒有逃出自己的針砭。面對薩特的眾多情婦,她嫉妒、痛苦、喝酒、流淚、失眠。但在公眾場合,卻扮演一個大度,甚至瀟灑地幫薩特找女人的開放形象。這位女權鼻祖,在虛偽程度上其實也很「先鋒」。

《第二性》新譯本以及圍繞的評論和爭論,再次讓人看到為什麼讀者對《第二性》興趣索然。同時也更多揭開西蒙波娃的「第二面」:她是西方知識界最被過高評價的兩個女性知識人之一(另一個是美國的桑塔格)。

——原載《看》雙週刊2011年5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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