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2日訊】2008年以來的重慶，從燒整頓吏治、解放思想、建內陸開放型城市這三把火，到黨政考察團赴長三角、珠三角考察，為重慶招商引資，並放出豪言「30年後與京津滬比肩」。這一連串的運作讓重慶人著實興奮了一下子，如果這類沿著改革開放的路線圖向前延伸的行為算得上是積極行動的話，重慶也許會站在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的前列。

接著開始的打黑風暴給重慶主政者帶來了一片叫好，重慶的黑社會勢力讓人們再次感覺到「惡」與「權」的融合在現代中國有多麼嚴重，因為這種黑惡勢力不在民間而在官場，就在共產黨內！黑勢力與造黑者就是同一幫人，而官場的黑社會化在中國已經是普遍現象。因此重慶打黑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淨化了重慶一隅之地，其身外之功在於揭示了中國官場的現狀，正因為如此，打黑也只能局限於重慶，人們也因此認識到靠「黑吃黑」是靠不住的，打「黑」不能指望讓「黑」來打，讓中國真正亮起來的希望不可能在「黑」之內。

也就是在這打黑的一片叫好聲中，出現了另一種怪象，打黑的運動化執法讓人聯想起83年的「嚴打」，80天逮捕近萬人一時讓看守所、拘留所爆滿，政法機關為邀功取寵開始虛報破案、抓捕人員數字，浮誇風首先在政法機關吹起，重慶「打黑」變成「黑打」的議論開始在網絡發端，作為阻止學者律師界不斷批評運動化執法的一種威懾，李莊律師被抓捕可以看作打黑運動被異化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任何超出了法律和製度約束的運動型執法，無論其理由多麼堂皇，都是專制政體對公眾安全的危險挑戰。重慶的政治生態已經由行動向躁動轉化。

然而，接踵而來的唱「紅」運動更讓人聯想到文革式的倒退，作為自2009年以來中共政權全面左轉的發揚光大，重慶的「唱紅」給中共的左轉加上了厚重的一筆。用國家權力強行推廣所謂「紅歌」，還要「人人會唱、人人能唱、人人愛唱」，重慶衛視、重慶電台等還將進行循環播出，這種為製造「政績」而上演的鬧劇已經完全脫離了社會的需求而徹底蛻變為迎合高層左轉的「媚演」。

在文革時代，「紅」被賦於了一種不可置疑的威權。 「紅」意味著階級鬥爭，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意味著政治掛帥，意味著對知識分子的集體鎮壓和殘酷迫害。 「紅色文化」是對文藝繁榮的反動，有著將中華文明荼毒殆盡的醜惡記錄。它像徵著野蠻對文明的摧殘和殺戮，將20世紀的中國置於中世紀的地獄之中，至今人們仍在繼續為走出這個地獄的陰影繼續努力。而重慶在今天又祭起了這面「紅」色大旗，頗有一點清朝末年辯帥復闢的味道。

作為歷史的諷刺，毛澤東時代的「唱紅」沒有唱出一個強大的中國，反而將中華民族唱進了苦難的深淵，今天將這具政治殭屍曾經的愚民工具再次祭起，意欲何為？

現在，對李莊所謂「漏罪」的追訴已經成為當權者對於權力的過分張揚與姿意把玩，我們不以基督教的觀點，即使是用世俗的標準去度量每一個人，他一生中都不可能沒有過任何違法行為，我相信李莊不是聖人，即使他的違法行為是真的，在這個時候，這樣的背景下來對李莊進行的任何方式的深究，都無法不讓人相信這是一場迫害。

重慶走到今天，已經由行動到躁動再發展到今天的折騰，重慶人是否經受得起這種折騰，就要看重慶人的耐受力了，一位重慶人發帖說：「整天唱紅歌，發紅短信，還訂有指標任務，煩死人了！」

也許，更煩的事情還在後頭，一切取決於胡錦濤政權左轉的底線。

──轉自《BBC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