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6日訊】3月20日是海外網站宣布“第五輪茉莉花集會”的日子，在北京等地仍然可見中國當局對茉莉花那種高度的體制性過度防衛。這種反應讓人深深感受到瀰漫於中南海的恐懼，這種恐懼來自於北京當局對失去權力的深深擔憂。官方對這種真幻參半的威脅之過度防衛，讓人聯想起243年以前那起發生於清乾隆中葉的“叫魂”事件。兩次事件中，涉及民眾的情況全然不同，但社會狀況與統治者的防衛動機、防衛特質卻驚人地相似。
首先，兩事件均發生於“盛世”，一是歷史上最幸運的大清皇帝乾隆治下之盛世，一是中共第四代胡溫領導下的盛世；二是官方對事件的定性與處理方式驚人地相似，“叫魂”事件被乾隆視為事涉國家安全，認為在人與神靈之間未經官方批准的交流對國家安全與社會道德基礎都構成威脅，涉及謀反；如今這“一條推文引發的茉莉花革命”，在當局眼中也事關國家安全，被逮捕的人士（當局認定他們與“茉莉花事件”有關）的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 或者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讀者也許會懷疑：乾隆盛世是閉關鎖國的封建帝制時代，如今歷經數次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底層革命，終於進入到由鄧小平開創先河的“改革開放”時代，並與世界接了軌。政府還會只有乾隆那水平嗎？切莫以為我是說笑，請看我一一比較。
一、案件的“生成”機制都是從上到下
“叫魂”案發生的1768年堪稱長達百年的“康雍乾盛世”的頂峰時代。這年春天，江南發生了幾起控告石匠、乞丐、遊方僧割辮叫魂的案件，從浙江德清開始，最終發酵成半個中國清剿妖術的大恐慌。此案值得關注的特點是：將這一案件發展成如此規模的不是別人，而是英明過人的乾隆皇帝。因為他相信妖術是謀反的煙幕，是他將此案件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逼迫各級官僚嚴查甚至羅織。當嚴刑逼供的人交待出的罪犯了無踪蹟之時，乾隆在親筆硃批中竟然認定“罪犯”改名易姓藏匿踪跡，最後逼得官員只好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百姓惶恐，遊僧乞丐紛紛被拷傷杖斃——從孔飛力詳盡梳理列陳的史料中，讀者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在御批中的暗示與苛責是如何將地方官吏置於失去官位的恐懼中，因而被迫將叫魂事件無限放大並抓捕無辜。在長達數月的各省搜捕當中，皇帝本人集首席原告、司法督察者與檢察官於一身，整個案子與其說是對犯罪案件的追查，還不如說是為迎合皇帝對失去權力的擔憂而製造出來政治罪。
中國的茉莉花革命發端的2011年，也是歷經鄧、江、胡三代中共領導人營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人民日報》與新華社都如此概括），GDP總量已達世界第二。這年春天由突尼斯發端的“茉莉花革命”將中東北非的好幾位獨裁者趕下台，苦於專制獨裁已久的中國難免人心思動，從海外的推特中文圈裡，由一位叫做“秘密樹洞”的推友發出一條關於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終被北京當局發展成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30多個大城市裡清剿茉莉花集會的準軍事行動，政治局高層緊張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擔心一朵“茉莉花”現身就導致烏紗墮地。政府傳達指令時，因傳達層級不同而口徑大小不一，導緻小道消息滿天飛，全國各地不少城市紛紛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對象的人無一漏網，知識界談茉莉花色變，傳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調“好一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詞——千古未有之盛世，竟然被一朵網上開放的“茉莉花”折騰得流言四起，民不安生。
在相隔243年的兩個案子上，當政者都押上了本朝的政治尊嚴，投入了太多的政治壓力與政治權威。
二、兩大“盛世”的相同脆弱點：民生艱難
官史稱乾隆盛世有如鮮花著錦般燦爛。但盛世之下的普通百姓卻惶恐不安。 《叫魂》如此描述這一時代：“從一個18世紀的中國普通百姓的角度來看，商業的發展大概並不意味著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著在一個充滿競爭並十分擁擠的社會中，他的生存空間更小了……18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已將大量人口擠入一個不斷擴大的下層階級……人們對於赤貧者的責任感正不斷削弱並變得更為模糊……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的威脅。”
官方宣傳的“江胡盛世”我已經從多方面分析過。從一個平民的角度來看，GDP總量第二似乎沒給普羅大眾帶來什麼好處。農民們心驚膽戰地度日，因為政府收回“官田”的命令隨時可能下達，“拆村運動”正在中國近20個省份推進；城市人則擔心政府做後台的拆遷隊來拆房。只要政府盯上一個人的土地住房，這個人就算澆上汽油燒死自己，官員也不會同情你。青年人想找個工作難上加難，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卻有可能得上職業病（共有二億職業病患者）；物價越來越貴，一套房子就榨乾不少家庭的錢袋，不少成年兒女只好成為沒出息的“啃老族”。即使年青女子想從事娼妓行業，也因過度競爭難以養家糊口，弄不好還染上一身髒病。雖說中國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大國，平民百姓只感到過日子越來越難。口袋裡剛有幾個錢，看病、上學、買房給掏得光光的，死了買塊墳地也難。
孔飛力對乾隆時代的概述“中國經濟已將大量人口擠入一個不斷擴大的下層階級……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的威脅”，用來描述今天亦很貼切。我曾在推特上發過這段話，希望推友猜猜說的是哪個時代的中國，90%認為與今天中國很相似。只是與乾隆時期相比，今天的中國人還多了一系列以前沒有的問題：如蘇丹紅鹹蛋、三聚氰氨奶、瘦肉精豬肉、農藥蔬菜、翻新陳米、香精茶葉、避孕藥魚、尿素豆芽、膨大西紅柿、甲醇酒、硫磺饅頭、灌水豬肉、潲水油，還有每年發生的各種地質災害。連喝口乾淨水也變得異常困難，河水井水盡皆污染。
前後相隔兩百多年，但都有相同的問題：相對於當時的生產力而言人口過剩，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在這個社會裡，人們對自己能否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己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
三、濫用政治罪名也無法解決社會危機
這種社會的特徵可被定義為受困擾社會（Impacted society）。這種社會的特點是：社會問題已經無法通過增進生產來解決，而需要“對損失進行分攤”。在乾隆時期那個農業社會，以及今天這個“後發展型工業社會”，這種“損失分攤”並無區別，都是一個極為嚴酷的過程，支撐上層奢侈生活的方式是對社會剩餘產品過度掠奪— —今天的掠奪已經到掠奪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如土地住房，這說明上層掠奪已經不止於當年生產的社會剩餘。這種掠奪過程造就大量的社會底層與邊緣化人士。這些毫無前途的社會底層既然沒法通過正常的競爭管道去爭取自己的利益，就只有仇官仇富，包括仇恨成功人士，最後無法避免地走上造反與革命之途。清乾隆及當今的執政者出於失去統治權力的恐懼感，都加大對社會管制的力度。區別在於，乾隆時期這種社會管制是階段性的，往往伴隨著對外的軍事失敗與信心受挫而來，離其最後覆亡還差一個半世紀；當今中國統治者的信心建立在發展經濟之上，無論是其統治合法性還是內部等級分肥制以及維穩的高額費用都建立於這一基礎之上，一旦經濟發展停滯，財政收入枯竭，所有問題將同時並發，形成難以收拾之局。
這兩個“盛世”都禁言國家禍福。《大清律例》、《刑案匯覽》記載，清朝法令對“巫師、邪術、魘魅、妖言惑眾”等行為格外警惕和嚴厲處置措施，尤其是禁止他們預言’國家禍福’以此’惑眾’”。到了乾隆統治中期，皇帝產生了一種危機感，認為被漢化的滿人與腐敗的漢人官吏正在攜手使大清帝國走上王朝沒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機為皇帝這種焦慮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機會與環境。其中的“割辮子”這一牽涉到滿洲統治者最敏感的發式問題被皇帝無窮地放大為政治問題。
今天的中國政府仍然將信息看作一種權力與力量，並與國家安全有關。當政者頑固地認為，一個政府的有效運作取決於對信息流動的精密掌控，只是禁言的範圍更大、更隨心所欲，幾乎所有被視為有“負面”影響的信息都在被控制之列。即使在信息流通非常即時與快捷的互聯網時代，中國政府仍然頑強地管制言論，堅持修築網絡長城，並與一切先進的傳播技術做永不休止的鬥爭，還想將這種管制擴及境外。2月17日有關“中國茉莉花集會”的消息傳播開之後，中國當局的做法與當年乾隆皇帝的做法本質上毫無區別。他們對“茉莉花”敏感到什麼程度？除了大量抓人之外，神經崩緊到可笑的程度。以一位推友的真實經歷為例：“前天吧（3月中旬），轉了則笑話，說一狗對某種花過敏，一說就咬人，居然遭XX宮派出所質詢，半夜了，一定要讓我走一趟，到派出所做筆錄，為什麼發這則博文，有什麼想法，我說這不就一笑話麼，能有什麼想法，你們有什麼權力為這點小事找麻煩？他們說是上面安排的任務，都敏感到什麼份上了，純扯淡，上面是誰？”
可以說，乾隆皇帝與今天中共高層處理這兩次事件都源自於深層焦慮的政治恐慌感，相隔兩百多年的兩個王朝屬於同類，都是在“盛世”的堂皇外表下遮蔽著諸多社會矛盾，因而兩個不同時代的統治者都被亦真亦幻的不安定因素深深困擾，都認為用政治罪指控是消滅不安定因素的最佳機會——乾隆想利用“叫魂”案，今天中國最高當局則想用“茉莉花案”達到穩定統治的目的。兩次受打擊的目標都是社會邊緣人士，“叫魂”案件中受到傷害的是下層社會的邊緣人士，如流浪漢、乞丐、遊方僧道等，即當時中國每天絡繹於途的各色人等（人口過剩所造成）。目前受到傷害的人也是處於社會邊緣人士，即因各種社會傷害而走上異議之途的人，包括部分本來並未邊緣化但卻因良心而持異議的人士。
但這兩個被統治者生造出來的案子能夠被利用到什麼程度，其間卻有很大區別。乾隆在這條路上只走了一年不到。乾隆皇帝作為本案的首席原告，在這個案子上不僅押上了個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個王朝的尊嚴。“當這個案子的基礎最終崩潰時，君主必須保護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傷害。”最終官方以一紙不光彩的結束令，默認了造成集體性恐慌的根源基本上是子虛烏有。讓皇帝體面下台的是軍機處一群老練的高層官員，今天中國民間熟知的劉羅鍋的父親劉統勳。
今天的中國沒有皇帝這樣一位與國同休的最後責任人，集體領導意味著集體無責任。等級共享的分肥制度與社會階層的固化狀態，使所有參與分肥的官吏都只想拼命保持自己分肥的資格，這種情況意味著再也沒有人願意對上級說出不同意見。因而這個“茉莉花案”只能等待“上面”叫停。而“上面”叫停則需要等待其危機感消失。但正如我說過的那樣，如今統治者面臨這樣的困頓之局：所有的社會仇恨與危機都是各級貪官污吏製造出來的，只要他們不停止其掠奪行為，危機就沒有淡化下去的時候，統治者危機感自然也不會消失。
最後我只想問一句：時隔兩百多年，在物質文明上我們中國人總算搭上了世界進步的便車，與時俱進了。但我們的政治制度與統治者的治人之術到底比243年前進了多少步？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注：《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 ）著，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Winner of the 1990 Joseph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轉自《中國人權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