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5日訊】至今距離前蘇東共產主義國家倒臺已有20餘年，在捷克、波蘭、東德等外鑠型共產主義國家，清除共產主義污垢較為徹底。只有在共產主義政權最早出現且成為世界革命中心的俄羅斯，一是根基甚深，二是克格勃特工出身的普京執政，當政的政治精英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來自前蘇聯安全部門，從而導致該國的“除垢”工作根本不可能開始。

因此，當我看到“清除共產主義污垢”的圓桌討論會近日在莫斯科舉行這一消息時，感覺除垢工作在前共產主義大本營那厚重密閉的帷幕上掀開了一隻小小的角。

這一圓桌會議由俄羅斯薩哈羅夫中心和紀念碑人權組織與捷克文化中心聯合舉辦，會議的參加者包括了來自捷克，波蘭，德國、俄羅斯的學者、人權人士、和俄羅斯的反對派人士。與會者針對東歐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社會轉型過程中清算共產黨統治歷史，清除共產主義污垢的必要性、這一行動的意義、以及遭遇到的困難和阻力進行了熱烈討論。

在成功除垢的國家，除垢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前共產黨安全部門的特工與共產黨領導人不能成為現任政府的領導人。比如捷克轉型已20多年，“除垢”效果顯著，至今沒有任何前共產黨安全部門的特工能夠成為國家領導人。在波蘭，連瓦文薩都得遵守除垢法的規定，說清楚自己的經歷。

我想，在前共產主義國家除垢是不可回避的社會工程，它至少具有三重社會現實意義：

第一重，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人的生命與人類的主要價值——人的尊嚴，曾被20世紀兩大極權納粹與共產主義殘酷踐踏，納粹的罪行已經被徹底地追索，但許多共產主義政權所犯下的屠殺人類的國家罪錯卻被有意遺忘。除垢既是對成千上萬共產主義運動的死難者的一種悼念，於恢復人的尊嚴必不可少。至今為止，死於共產主義的受難者到底有多少？只有一些大約的估計。最為諷刺的是，全世界第一座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只能建立於美國華盛頓。我曾數次從這座紀念碑前匆匆經過，每次從那裏經過時，我就會想起美國前總統布希在共產主義紀念碑揭幕時的講話：

“這些犧牲者的幽靈常常徘徊在歷史當中——在他們背後，還有數百萬或更多的籍籍無名的人死於共產主義的毒手。他們有在史達林的大饑荒中活活餓死的無辜的烏克蘭人，有死於史達林清洗的俄國人，有將全部家當裝上牛車背井離鄉被流放到北極這一蘇聯共產主義死亡集中營的立陶宛人、拉托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他們有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死於非命的中國人，有在波爾布特的殺戮戰場中被屠殺的柬埔寨人，有為了投奔自由試圖挖掘柏林圍牆而被射殺的東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殺的波蘭人，有在紅色恐怖中被屠殺的埃塞俄比亞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諾獨裁政權中被謀殺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為逃離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我們從來都不知道那些死難者的名字，但在這個神聖的地方，無名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的名字將被祭獻於歷史，被永遠銘記。”

第二重，除垢的過程是構建人類良知的過程，既能讓未經歷共產主義的年輕人知道共產主主理念的罪惡，還能讓作惡者記住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在共產極權下，人不是迫害者就是被迫害者，還有不少人先是迫害者後來又成為被迫害者。這也是經常有人用聽起來似乎很有悲憫情懷的話——比如“我們都是這個體制的一分子，所以我們都有罪”——來掩蓋個體罪行，逃脫對個體犯罪的譴責。除垢可以讓這些人面對自己過去的罪行而自省。儘管這個過程非常沉重，但這是必要的，因為人之所以為人，在於其與動物不同，有人的羞恥感與自省精神。

第三重意義在於對目前殘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共政權、北韓金正日政權的效忠者發出警示：為惡者最終必須付出代價，至少是道義代價。今天的中國仍然重複犯著當年史達林、毛澤東時代相同的罪行，對待政治異議人士與人民都採用酷刑、虐殺、遣送、孤立等一切舊有做法。中國那根粗大的維穩鏈條上的種類越來越多，既有手上直接沾上血腥的秘密員警、特務、線人，其末端上還有大量網路水軍“五毛”之類，都以不同形式對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犯下各種罪行。這些人當中已經有人公開在網上反對除垢：“線人這麼多，誰清誰呀”，以為法不責眾，個體無須對自己做過的事情負責。

在已經走出黑暗的前共產主義國家，除垢是幫助人們重建尊嚴，建立健康社會的出發點。在至今仍然被黑暗籠罩的國家，現階段，前共產主義國家的除垢可以讓他們看到同類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代價，從而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將來，除垢可以幫助這些國家的人民重建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