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1日訊】維基解密這個引起全球關注的網路媒體的出現，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它在網上披露了大量美國的外交文件，被稱為從解秘變成洩密，導致美國有參議員提出，即使窮盡美國的法律，也要對維基解密的創辦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繩之以法。另外，阿桑奇因涉嫌性侵兩名瑞典女性被英國警方扣押（後被保釋），更引起人們對這個揭秘網站的關注，也引發人們對新聞自由和媒體責任這兩者平衡問題的討論。

很多美國人對阿桑奇有意洩漏美國機密相當憤怒，以致《華盛頓郵報》知名的專欄作家查理斯.克勞漢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專欄中說，雖然他不贊成當年蘇聯克格勃用毒雨傘刺殺持不同政見者，但像阿桑奇這樣的人在雨天出門有擔心的話，那是令人愜意的事。

“維基解秘”是通過前美軍駐伊拉克情報分析員曼寧（Bradley Manning）而得到的情報。也就是說，曼寧是洩漏美國機密，相當於間諜。美國對間諜的懲罰相當嚴厲。像原美國海軍情報分析員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因向以色列（還是美國盟友）提供軍事機密，1987年被判無期徒刑，至今仍在獄中。根據波拉德供詞，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想提供情報，幫助以色列強大，以對付周邊阿拉伯國家的威脅，主觀上並不想損害他出生並熱愛的美國。雖然猶太人組織多年來一直營救，以色列總理也多次呼籲，但都無效。

美國大眾不原諒間諜

3月號美國保守派刊物《評論》（Commentary）刊載長文，披露現任以色列總理内塔尼亚胡今年初跟奧巴馬會晤時，再次提出，希望美方從人道角度，釋放波拉德，因他已服刑25年了。内塔尼亚胡甚至提出，以色列願在有爭議的巴勒斯坦地區蓋房計畫上妥協，以換取波拉德獲釋。但奧巴馬總統還是沒有答應。

這家雜誌以同情的筆調說，對波拉德的懲罰已經夠了，四分之一世紀的鐵窗生活，讓波拉德夠受了。但這種聲音可能在美國猶太人中獲得相當支持，但在一般美國人中可能反響不一樣。因一般美國民眾對洩漏美國機密等行為相當不原諒，甚至痛恨。

所以這次對已抓獲的向“維基揭秘”洩密的曼寧可能會判重刑，雖不至於死刑（美國曾判處兩名科學家洩漏原子彈機密給共產蘇聯以死刑），但很可能是無期或累計刑期（有的長達上百年，跟無期沒兩樣）。

無法給阿桑奇定罪

但是要從法律上給“維基揭秘”的阿桑奇定罪，則無論從現實操作和美國憲法等角度，就比較不容易。首先，英國等歐洲國家能否把阿桑奇“引渡”給美國，就是未知數。其次，即使引渡過來，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條款，以及以往美國最高法院對“洩密案”的裁決原則，也都很難給阿桑奇定罪。

美國是案例法，即以最高法院已裁決的案例，為以後類似案件的判案標準（而不是條文法）。早在1971年五角大樓告《紐約時報》洩密案時，美國最高法院就做出明顯有利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裁決（原則）。當時判《紐約時報》無罪的其中一條理由是，該報把當時越戰有關情報公開刊登，不是主動竊密，而是別人把拿到的越戰情報送給了《紐約時報》發表。

按照這個判案原則，今天的“維基解密”作為一個網路媒體，也不是主動竊密，而是把他人拿到的機密刊登出來。根據目前檢方查到的情況，是美軍情報分析員曼寧主動把下載文件傳給“維基解密”，而沒有查到維基解密事先跟曼寧“勾結、唆使”等事實。

當時美國最高法院裁決《 紐約時報》無罪時說，保守機密以及確定什麼樣的機密值得保守，是政府的責任，而不是媒體的責任。

美國判洩密案的三原則

在那次裁決中，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了後來成為判洩密案的三原則：只有報導這種機密造成“立即的、重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時，才可能追究法律責任。這個三原則，等於給了媒體最大的新聞自由空間。現在用上述這三條標準衡量，即使阿桑奇被抓到美國受審，定罪也很困難。當然，對言論制定這樣寬鬆的標準，一定會給美國的國家安全等帶來一定損失，但美國大法官認為，寧可付出這麼重大的代價，也要保護新聞和言論自由。

雖然阿桑奇很難被定罪，但是，作為一個媒體（如果他認為自己是在辦媒體），他仍有一個新聞責任的問題。新聞自由並不是沒有底限，它同時伴隨一個媒體人的責任問題。

例如在911事件後美國剛打響反恐戰爭的時候，美國新聞界就有一個爭論：見到本拉登，是先報警，還是先採訪（寧可拉登跑掉）。從新聞獨家角度，當然要先抓住這個難得的採訪機會；但從國家安全（和保護更多人命）的角度，當然應該是先報警，抓獲拉登。最後美國新聞界的傾向性意見是先“報警”。

現在阿桑奇即使可以逃脫法律責任，但仍有一個媒體的道德責任，即洩漏那些情報，會不會影響美國（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的安全問題。在今天反恐成為一個全球整體問題的時代，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當然存在一個應該“先報警”的媒體道德責任問題。例如“維基解密”公佈的美國機密中，就有向美方提供情報的阿富汗線民的名字背景等信息，就有可能造成那些人的生命安全等問題。

“維基解密”好景不長

雖然維基解密現在很紅火，但這個“媒體”可能好景不長。起碼有三個原因：

第一，雖然美國有充分保護新聞自由的法律，無法對阿桑奇起訴定罪，但是，被維基解密涉及的其他國家，都沒有美國這樣有利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法律，一但那些國家給阿桑奇定罪，他就相當麻煩。另外還有像瑞士銀行等私人企業起訴“維基解密”洩漏了他們的商業秘密等官司（已在舊金山市法庭起訴），也是阿桑奇們難以應對的。

第二，《紐約時報》主要不是靠披露秘密文件、而是以追求專業化新聞報導等存活（雖然現在由於過於左傾而每況愈下）。但維基解密主要靠“揭秘”，一旦被哪個國家或個人起訴，無法再揭秘下去，就很難繼續存活。而且這種“秘密”是來自全球的匿名提供者，其真實性很難辨別、鑒定，幾次真真假假，“媒體”就不再有信譽。例如原來網上有報導說，“維基解密”披露胡錦濤和馬英九“經常用skype通電話”，後來被查明是編造的。從常識來看，對國家領導人來說skype通話不安全，而且國家元首怎麼可能為了省錢（雙方免費）而用這種通話方式？

自大狂、心理不穩定

第三，“維基解密”沒有地址和公開的編輯人員等信息，雖然說是怕打官司和迫害，但也給人強烈感覺，是為了躲避真正的誹謗和洩密等法律責任。當一家媒體從一開始就想躲避任何責任，那它不可能辦成真正具有信譽的媒體，更不要說“維基解密”創辦人嘩眾取寵的風格，更難以令人相信他真的是要辦一家嚴肅的媒體。

阿桑奇即使躲過這次的法律追究，但由於他涉嫌性侵兩名瑞典女性，案子被曝光後，他的個人形象已經嚴重受損。全球各大報和網站都報導了這個性侵害事件，穀歌可以搜索到上百萬關於該條目的報導。英國《衛報》和《紐約時報》都接到長達68頁、詳述阿桑奇性侵兩名女性的警方文件。而原來跟阿桑奇共創“維基解密”的合夥人後來也反目，出書揭露阿桑奇是個心理不穩定、自大狂，又有強烈自戀和風頭欲的人。這些如果屬實，那麼阿桑奇和“維基解密”的前景更不看好。

——原載《看》雙周刊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