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4日訊】我的三萬字長文“撕裂的劉曉波”在網上發表後，收到的反饋多是正面的，但也有讀者不解，我有很多文章可寫，爲什麽要花精力去評論（批評）劉曉波呢？劉曉波是我相識多年的朋友，我們之間不僅從未有過任何糾葛，而且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的觀點都曾經跟我的接近。所以，他的“變卦”，尤其讓我難以接受。我多麽不情願撰文批他，多麽希望他是那個我曾經相信、并一直期盼的思想上的朋友、理念上的戰友，在這場跟中共拼搏的艱難戰役中，經常遙相呼應一下，不是壯膽，而是享受一下“共鳴”的快感；這次，也可以讓我爲有一個赢得諾貝爾獎的老朋友而驕傲一下。但我不能。

劉曉波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已經走向了我所推崇的理念價值的對立面，成爲一種障礙。而且什麽事兒經他一做，就有點“超人”，拿來讨論，對理清許多中國人容易模糊的原則、底線問題，比較容易講清楚。他很具典型意義。

本文寫于去年五月，主要内容曾投給香港一家雜志，但被拒發。我當時也想到劉曉波仍在獄中，所以也就暫時沒發這篇稿子。但現在劉曉波已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成爲一個中國民運的代表和象征性人物，所以對他的評論，早已不局限于他本人，而是一個推崇什麽價值、贊美什麽精神、肯定什麽人格、走哪條路的問題。

劉曉波這次之所以引起了公開和私下的激烈争議，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個焦點：一是劉曉波所說的“中國人權進步”、中共“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等等，是否真實？二是對落到中共監獄的人的道德操守，是否應該苛求和指責？本文隻想通過和三十年前的魏京生一案的比較來探讨一下這兩個問題。

首先我們從司法角度看中共對政治異見者的處理上是否有進步。在1979年北京民主牆的反抗者中，魏京生是代表性人物，他前後兩次被中共判刑，共判二十九年。

當年對魏京生，是直接正式逮捕，然後在北京中級法院“公開審理”；雖然聽衆都是中共指定的，但人數有四百人，還有中央電視台、新華社等記者參加。當年官方給魏京生提供了一個女律師，這個律師爲難地對魏京生說，你是批共産黨的，我是共産黨員，我怎麽給你辯護呵？魏京生二話沒說，把她辭了，做自我辯護。法庭允許魏京生宣讀了他的5,700字的自我辯護詞。随後法庭互辯長達四個小時，允許魏京生答辯、反駁檢察官。

但三十年後對劉曉波，先是被非法羁押半年多（綁架離家、剝奪自由，不是“監視居住”，無論中共怎麽說，外界都不可以接受監視居住的說法，更何況監視居住本身就違法），然後正式逮捕。但前後兩次審理，都沒有公開。一審庭審全部過程約三小時，不允許劉曉波宣讀他的2,700字的自我辯護詞《最後的陳述》，隻給他五分鍾講大概；兩個辯護律師每人給不到15分鍾，旁聽席隻有二十人左右，連他的妻子都不被允許旁聽。也沒有報道說現場有記者。二審更荒唐，隻有約十分鍾，宣布維持原判。

所以，且不談其他方面，僅從司法程序上來看，盡管兩者都是僞程序，但三十年後的今天情況更加惡劣。

魏京生在法庭痛斥鄧小平

對落入中共監獄的人，在政權的殘暴下軟弱妥協，一般人們都會給予相當的諒解， 不會在道德操守層面有什麽更高的要求。而且認爲中國的環境太惡劣，如果拿什麽底線去衡量，就是不近人情。于是外面的人對監獄中人物的任何錯誤就都不敢吱聲了。事實上，“犧牲”和思想行爲的對錯是兩碼事，必須分開來看。這就像一個人的正确和錯誤如果可以相互抵消，那這個世界上就完全沒有是非可言；連鄧小平的開放改革也可以和六四屠殺相互抵消了。

在一個缺乏英雄的時代，人們與其急于降低對英雄的标準，不如回頭看三十年前，魏京生等民主牆一代人面對暴政的表現或許令人深思，今天的“人物們”和三十年前的差距在哪裏？僅僅是勇敢程度嗎？

魏京生是因爲在北京西單民主牆貼出了“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而被判。該文用通俗語言，完全面對老百姓說話。主要内容是：中國人民是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文章明确指出中共掌權者是獨裁者；呼籲民衆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民主之路。該文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都完全不過時。隻是更令人感歎他當年的勇敢，又何嘗不是智慧！

而三十年後導致劉曉波被捕的《零八憲章》，既沒有敢指出當今中共領導人是獨裁者，更沒敢提共産黨是專制，而是委婉地用“威權”“執政黨”代替。甚至“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真難爲他們這份角色混亂的心。

三十年前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第五個現代化”之前，是清楚地知道要付出代價的，他甚至做了被槍斃的準備。在北京民刊聯席會議上，很多人怕惹來政府鎮壓，勸阻魏京生。但他說“沒有時間和機會了，必須趕在鄧小平鎮壓之前揭露他。”即使大家不同意，他也要單獨幹，回去就寫了文章并貼上民主牆。當時的民刊負責人劉青後來回憶說，“魏京生被捕前的一周，他的處境很像獵手合剿中的困獸，向四周任何一邊看，全有危險的影子在逼近。但他很鎮靜，臉上有相信未來的笑容。”最後一次開完民刊會議告别後，就被“兩輛緩緩開動的小汽車夾在中間”，然後魏京生上了公共汽車，“駛進望不到盡頭的黑暗中”。

魏京生的5,700字法庭自我辯護陳述，沒有任何美化當局的言辭。而且，在和檢察官對辯的時候，他甚至當庭直言“現在中國的總理和副總理（指鄧小平）是不合法的”！

三十年後，劉曉波2,700字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千多字談自己和愛情，一千多字談中共的進步。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辯護詞，不是經過當局檢查後，由家人拿出來發表的，而是當時中央電視台的青年畫家曲磊磊（在法庭負責照明）受劉青等人的委托，偷帶進錄音機而錄制下來的。曾很深涉入、并記錄這段曆史的法國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後來評價說，“曲磊磊是很勇敢的。他把這些錄音帶給劉青。劉青将公審内容先是貼了出來，以後印成冊子出售。除了在悄悄換磁帶時有小的遺漏外，内容很全。”

當時如事情敗露，曲磊磊不僅可能失去中央電視台的工作，還可能遭到更嚴重的懲罰。大家都知道，即使今天，央視都是個肥缺，而在當年那個政府控制一切的時代，離開了國家部門，幾乎無立足之地，還可能影響他那個著名的父親。

曲磊磊的父親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小說、電影《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八十年代初我曾去北京采訪過曲波，了解到曲波不僅是作家，而且當時是鐵道部工業總局副局長，小說中“小白鴿”原型是他的妻子劉波，當時任北京醫學院黨委副書記。曲磊磊當時很難不想到，如查出偷錄這種法庭辯護詞，會給父母帶來什麽後果。所以白天祥特别稱贊曲磊磊“很勇敢”。

劉青大義凜然救戰友

這個事件中，劉青的表現更與衆不同。他不僅迅速印出魏京生法庭辯護詞，而且當他聽說在民主牆前散發魏京生辯護詞的民刊人員被警察抓走後，竟跑到公安局，要求放人，說“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大有小說中英雄人物大義凜然搶救戰友的勇氣。不同的是，這是真實！公安局的人說，沒你的事，快走吧！但這位倔強的民刊編輯堅持說，不放被抓的朋友，就絕不走。結果朋友被放了，劉青卻被公安局留下，一關就是十年！

劉青先是被判兩年勞教，但他寫出的不是悔過書，更不是美化中共的文字，而是揭露黑暗的《獄中手記》，經他弟弟劉念春（也是異議人士）和上述的白天祥偷運到海外發表，結果因此他又被加刑八年。

由于劉青不認罪，在監獄有五年時間被關在禁閉室和嚴管隊，四年多時間不許說不許動，被數十名警察挑選的犯人看管。劉青後來回憶說，在六四屠殺前後，“我被像植物人那樣活活固定在小凳子上，甚至不能自由呼吸，理由是不準練氣功。”後來當局曾表示，如果他認罪，可提前釋放，但被劉青拒絕了。因爲“我感到我做不到，并不是我要堅持理念，而是一種做人的意志和尊嚴在起作用。”

後來在美國和魏京生的對話中，劉青說，“不要說在監獄中七、八年的感覺都是饑餓，根本吃不飽，更有肉體和精神的摧殘。”“管束我的犯人和指揮他們的獄警都說：知道嗎？魏京生已經報廢了，他的精神和健康全垮了，牙也脫落了。”這是他僅能獲得的外部信息。

民主牆一代是真英雄

但這個信息并不是假的，魏京生先是在死牢呆了八個月，然後被單獨監禁了五年，最後被送到環境惡劣的唐山監獄和青海勞改農場。據說鄧小平是想用青海高原的缺氧環境，讓魏京生自然死掉。除了政權的嚴酷，還有獄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魏京生始終沒有屈服，更沒有悔過，他的精神從沒有垮過。他像劉青那樣，堅持了“做人的意志和尊嚴”。

魏京生在漫長的監禁中，不僅沒有寫一個美化中共、求饒的文字，反而在衛生紙（沒有紙張）上寫下一篇篇嘲諷、痛斥鄧小平和共産黨的文字。一個被判十五年，而且處于可能被當局秘密除掉的危險之中的人，卻敢于跟那個說一不二、甚至敢動用軍隊六四屠殺平民的鄧小平直接“叫陣”，那個膽量，那份勇氣，跟今天歌頌中共“人權進步”，監獄是“人性化的管理環境”，實在是反差強烈。

在蹲了十四年多的監獄之後，魏京生獲得假釋。但他立刻給境外雜志寫稿，發表“中共的人權觀與納粹同類”等尖銳批判文章；并搜集“政治受難者”名單，要組織救助活動。結果他再次被捕，又判了十四年！被關押三年多後，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他被直接從監獄送上飛機，流放到美國。

人們尤其不應忘記的是，在那個黑暗無邊的年代，魏京生、劉青們根本沒有外界的聲援，在中國連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都是忌諱他們的，得什麽獎更是天方夜譚。這和劉曉波在有名聲、有呼籲、有榮譽的情況下，卻方寸全無，形成鮮明的對比。

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不一樣，三十年前，劉曉波就知道了魏京生法庭辯護的情形。二十年前劉曉波在紐約撰文十分推崇魏京生。十年前，他讀遇羅克時寫道，“我爲自己成爲遇羅克的未竟事業的傳人，而羞愧而自豪。”五年前，他再度讴歌“心目中的大英雄”遇羅克、林昭等，并自我提問：“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嗎？”

沒有像魏京生、劉青們那樣做過共産黨的牢，且沒有低頭的人，或許都沒有資格要求别人在共産暴政下表現英雄壯舉。我也無意論斷任何人，隻是當一個人一再推崇一些英雄，并給自己定位是他們的傳人的時候，就無法阻止人們心中自然産生一道無形的準則和要求。

三十年前和今天，作爲中國異議人士代表人物的魏京生和劉曉波，到底誰的精神才是更值得推崇的？是坦蕩、單純、勇敢執着，還是精明、算計、軟弱妥協？民主牆一代明顯比今天的“人物”們更有理想精神，所以才更勇敢；他們沒有那麽多個人算計，也做了更多的犧牲。

有人指責我對劉曉波不夠寬容。沒錯。中國人總是對“錯”的東西寬容大度，而對“正确”則忽略不見，更不高聲贊揚。難怪我們的英雄那麽少，我們連對錯都不知道，好賴都不知道，應該提倡什麽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英雄都沒人稀罕做了。

在絕大多數人都被諾貝爾的光環刺得睜不開眼睛的時刻，在絕大多數人都仰望、歌頌“桂冠”的時刻，我想提一句，雖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我們不能三十年過後，沒有了是非！

2010年5月寫，2011年2月修改

──轉自《阿波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