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4日訊】(新唐人記者王子琦綜合報導)上海膠州路那場大火過去半個多月了,媒體報導最多的是政府的反應、樓房住戶受害者以及他們的家屬。而在這場大火中,有四個被拘的農民工和遇難的農民工卻鮮有報導,他們的背後的故事似乎被遺忘了。
在這場大火發生後,上海當局迅速逮捕涉嫌違規操作的民工,引發網路上一片譁然。電焊工王永亮、吳國略,電焊包工頭沈建新,腳手架包工頭支上幫,正是上海膠州路公寓大火後首批被拘的四人。
8名犯罪嫌疑人
據上海《青年報》11月17日報導,16日,市政府召開專題新聞發布會介紹,事故原因已初步查明,係無證電焊工違章操作引起,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據報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程九龍說,經公安消防部門連夜偵查,事發時,有人在10樓現場違規實施電焊施工,導致濺落的火星點燃腳手架上竹排和可燃材料引發大火。目前,公安已對有關涉案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程九龍說“這8個對像是涉嫌重大事故責任罪”。
架子工王永亮
《南方周末》12月2日登出一篇“上海大火中的農民工”,深度報導了這些農民工背後的故事。
11月15日,是來自河南駐馬店的電焊工王永亮到上海的第30天。一個月前,他和妻子曾通過一次電話,當時王永亮從廣東潮州一家瓷器廠辭職,想到上海闖闖,到上海的時候王已身無分文,連買火車票的錢都是跟親戚借的。
在老鄉的引薦下,之前跟別人學過半年焊接的王永亮加入了沈建新的電焊隊伍,工資每天120元。沈建新,便是後來被媒體廣泛報導的“負責分包電焊的沈某”。
15日這一天電焊包工頭沈建新分配給他和工友吳國略的工作是:在上海膠州路教師公寓外牆改造工程的第10層,焊接腳手架承重工字鋼。
下午2點,一場猝不及防的大火包圍了整幢大樓。大火發生後不到24小時,上海警方公開了事故初步原因:由無證電焊工違章操作引起。4名相關責任人已被刑拘。電焊工王永亮、吳國略,電焊包工頭沈建新,腳手架包工頭支上幫,正在被拘四人之列。
十天后,他們被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正式批捕,同時批捕的還有其餘9名犯罪嫌疑人,13個人的罪名都一樣——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
事發後除王永亮之外,還有五名電焊工接受了警方調查,一位接受過調查但免於刑拘的電焊工說,他經過技校培訓,是有證上崗,而王沒有證件。
架子工吳國略:最後的施工
吳國略父親收到的拘留書上,記錄著吳被抓捕的時間:午夜零點18分。
除了是一名在江浙滬的工地輾轉多年的電焊工之外,吳國略還是一個5歲男孩的父親、一個服裝廠女工的丈夫,以及一個經營著電器維修舖的老漢的兒子。
來自江蘇建湖縣的吳國略來到膠州路工地剛好一個月,之前他和妻子在浙江平湖打工,經朋友介紹來到上海。“無非就是為了工錢多一些”。
吳國略是5年前開始做電焊的。吳的父親說,吳曾在鹽城一家技校經過專業培訓,拿過電焊證,但由於沒有年檢,證件可能過期了。
收到拘留書之後,吳國略的父親獨自一人坐了3個小時的汽車,從建湖趕到上海。因為沒有熟悉的親友在上海,他幾乎立即迷失在這個龐大城市的街頭。最終,吳父沒有見到兒子一面,他甚至沒有找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具體位置。
除了一張拘留書,沒有其他任何部門或人員向吳家介紹過情況,有關大火的經過,幾乎都是前來採訪的媒體記者告訴他們的。
電焊包工頭沈建新
23歲的沈建新和吳國略是老鄉,已有七八年的電焊經驗,據沈的愛人說,這是沈第一次接這麼大的高層住宅,火災當天,意外摔了一跤受傷的沈正在家裡休息。
其時大樓的電焊工作已經結束。但由於樓層太高,一樓的腳手架基礎難以承受這麼大的重量,施工中在10樓、16樓、22樓分別焊接額外承重的工字鋼。
在11月15日中午,施工現場的監理髮現10樓一處腳手架“鬆了”,王永亮和另一名來自江甦的電焊工因此被叫來再次焊接加固。
包工頭支上幫
大約5點,腳手架包工頭支上幫被幾個人從樓裡抬了下來,當時他滿臉漆黑,腳都站不穩。清醒過來的支上幫似有預感,他幹的第一件事情是給浦東家裡的妻子打電話:“出大事了,大樓著火了,你拿幾件衣服和孩子回老家。”
支上幫在1992年前後到上海的,最初以在菜場賣雞為生,後來,在靜安一位退休官員的介紹下,做起了架子工。
大火後一天的傍晚,包工頭支上幫的妻子去膠州路給死難者磕了個頭,她是悄悄去的,怕被別人看見。在她的理解中,她的丈夫犯了大事,而她同樣擔心的還有那些租來的腳手架,支上幫的銀行賬戶已全部被凍結, 拿不出一分錢。有個北京律師想幫支上幫做代理,不用給律師費,只出點來迴路費就行,支上幫老婆想了想還是拒絕了。
今年是支上幫生意最好的一年,在支妻的印像中,支很少有休息的時候,每天天還沒亮,支就去工地了,要晚上10點多才回來。當初拿下這三棟樓的工程,支就有些力不從心,三棟樓光租鋼管的費用就得一百多萬,至於施工的資質,則是他的一個朋友幫他找的公司挂靠。
在上海一位在腳手架行業浸淫十多年的老闆看來,真正引燃大火的不是這些電焊中出現的火星,而是那些保溫材料。“兩層架子之間相隔1.8米,即便著火也要至少半個小時才能延燒到上一層。”他說,但是碰到保溫材料就幾乎一點就著。
曾有網民追問,這些被逮捕的民工,有沒有法律辯護人?慘痛遇難的58條人命若是由幾位社會底層弱勢族群來背罪,似乎並未真正觸及真相的核心。
被燒死的農民工
在上海大火“頭七”祭奠現場,一張卡片上寫著:“向遇難的民工和保姆們致哀,我們會找到你們的名字。”截至目前,大火已造成58人死亡,失踪的40多人,農民工李新模和陶余武也不幸罹難。
在本次火災失踪的40多人中,不僅有大樓的居民,還有來上海打工的農民工。在火災現場作業的民工數量上海官方的發布會沒有公佈。據了解,其中做保溫材料施工的就有10人左右,這個施工隊有兩人遇難,一人失踪。當時還有不少民工正在作業,一部分民工逃往樓頂而獲救。
陶余武:終究沒能逃脫
倖存的民工沒有人能說清楚火是何時從何處引燃的。大火蔓延至整幢大樓才引起所有人注意。腳手架管理員陶余武的妻子從大樓旁的住處出來的時候,大樓已被濃煙包圍,而僥倖逃出的人群中始終沒有丈夫的身影。
陶余武掙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孩子。兒子今年上高三,女兒上初中,正是最需要用錢的時候,每年開學前夕都是陶余武往家寄錢的日子。幹活之餘,陶的唯一娛樂是租武俠小說看。
陶余武的老婆有著典型的農村婦女的沉默,對於這樣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農村家庭來說,失去了頂樑柱,她好像不知道該如何釋放自己的情感,總是說著一句話:“這是命”。
架子工李新模
當時正在728號樓26層刷油漆的李新模未能逃生。
李新模的遺體是在樓道裡找到的,當第二天他的家人在龍華殯儀館裡看到他的時候,這位身高只有156厘米的安徽太湖人鼻孔和嘴角還有殘留的鮮血,估計是在往下逃跑過程中窒息而死,而他的工友陶余武已成焦炭,只能通過DNA確認身份。
李新模的侄子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五十幾歲的李新模來上海已經快20年了,並不是正式的架子工,平時主要工作是打雜,比如在架子工後面撿材料,負責防盜等。 “當初出來的時候就是為了賺錢給孩子上學,每年年底都要往家裡寄錢。”李新模的侄子說。
由於身材矮小,又大字不識一個,除了腳手架保管員,李新模很難找到什麼好活,為了供老家子女讀書,李在上海過得相當節儉。抽煙只抽大前門,喝酒也只喝5塊錢一瓶的雙溝,衣服從來都是撿來穿,在龍華殯儀館裡見他的遺體時,身上穿的還是侄孫女軍訓時的迷彩服。
偶爾喝多了,他也會絮叨一下自己的悲苦。他總說他活著唯一的奔頭就是能給家裡蓋一棟樓房,讓兒子結婚。
和膠州路公寓裡的死難住戶一樣,這些在大上海討一小碗飯吃的農民工們的生活,也因一場大火戛然而止。
農民工負罪 未觸及真相的核心
事發當天,樓頂的十幾名架子工是最後被救出來的,消防員最終衝進大樓把他們半拉半抬了出來。在有毒濃煙和烈火炙烤中堅持了半個下午的他們逃出生天后,被立即安排接受調查詢問,為此在附近派出所的走道裡坐了一夜。
第二天從派出所出來,強忍著喉嚨的疼痛,工友們找到一個簡陋的飯館,對著廉價的白酒,一干而盡。 “能撿回一條命,已屬萬幸。”一位工友說。
目睹這場災難的另一農民工吳長江,家住河南,平時務農,老鄉的介紹下,臨時來到上海接活,加入了膠州公寓節能環保施工隊,最後他被分配到隔壁的718號樓施工,他是幸運的。
吳長江和工友們還未從震驚中恢復過來,就又要面臨追討工資等一系列事項。 “用工前從來沒人給我們辦保險什麼的,但出事以後,公司就跑過來給我們補辦保險了。”而吳長江所說的達達門窗公司面對工人討薪也一度有意拖延,最後在工人集體多次上門的壓力下才結清了工資。
拿到工資的當天,怀揣著13天共1300元錢,吳長江連夜坐上了趕回駐馬店的火車。才21歲的吳長江,他的未來很可能還將繼續在中國各處的工地上打工。對於吳長江來說,這些鋼筋水泥混凝土叢林般的工地,不僅是工作場所,往往也是他們生活、居住和娛樂的地方。
關於城市農民工境遇的問題,目前網路上有一句話很火:「看一個社會的良心,就看怎麼對待農民工」,這些知識水平並不高的社會底層人士,終究成為事發後負起法律責任的首要罪責對象。
農民工作為事故“替罪羊”
大火將事故原因歸咎為8名電焊農民工引發爭議,輿論質疑這是責任方將弱勢的農民工作為“替罪羊”。事實上,農民工為事故責任買單的事件並不少見。
2010年7月16日下午18點50分左右,中石油大連市大連灣附近輸油管道發生爆炸。事故造成海面污染水域達50平方公里,影響範圍達100平方公里。據大連市海洋漁業局副局長欒玉瑄對媒體介紹,海上清污仍依靠“土辦法”,除了調集4艘專業清污船外,當地組織800多條漁船加入清污工作。因為缺少消油劑和吸油氈,他們使用草簾子吸附,甚至僱傭民工用瓢舀等手工方式。
大連油污清理除了僱用當地漁民,還有從黑龍江、吉林、河北等地招來的農民工。清污現場看到,許多人赤膊上陣,既沒有手套和膠靴,也沒有口罩。
2010年05月,央視大火案一審宣判。將煙花由瀏陽運至河北的瀏陽三和物流公司法人代表唐智勇和1名押運員、提供煙花轉運倉庫的河北永清縣供銷社鞭炮日雜經銷處經理劉桂蘭、將煙花運進央視工地的宋哲元等3名無業人員判罰重刑。
中國廉價農民工創造“世界工廠”奇蹟
在1978年以前,中國的農民是農民,工人是工人;1978年以後,工人依舊是工人,農民也是工人。於是,“農民工”成為中國城鄉之間一個特殊的群體。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根據抽樣調查數據推算,2009年中國總的流動人口規模1.8億人左右,其中外出農民工是主體,2009年末達1.49億人。加上沒有外出留在鄉鎮企業中的農民工,估計總人數為2億左右。國家統計局2009年數據顯示,農民工從事製造業、服務業、建築業的比重分別為39.1%、25.5%和17.3%。
“農民工”它提供了中國境內企業的廉價勞動力,成為吸引外資和形成中國產品的優勢。但農民工的待遇並沒有得到顯著提高。從中國改革開放算起到2006年,城鎮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增長10%左右,2006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為21001元;而農民工的年平均工資增長則只有3%,2006年平均工資不到1萬元。
另外,就是到了2006年,農民工參加社保的不到6%,社保成本節約也變成了便宜勞動力要素的一部分,估計累計最少也有3萬億。
“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形容中國民工生存狀況的“經典”比喻,而如今常常被一些“憤怒青年”引申開來自嘲時,後面就會加上一句:“賺得比民工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