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23日訊】 最近中國有一部話劇走紅,劇名叫做《這是最後的鬥爭》。與當年《切•格瓦拉》一樣,這部話劇在話語系統上屬於左派譜系,但表現形式卻與之完全相反。《切•格瓦拉》是爲知識份子與小知識份子創作的戲劇,其表現手法頗爲“後現代”,使用各種舞臺手段調動觀衆 視覺與聽覺,並使之與舞臺上的演員相呼應;《最後的鬥爭》設定的觀衆是所有的中國人,採用了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表現手法。
據介紹,這部話劇由軍隊劇作家孟冰編劇、國家話劇院著名導演吳曉江執導、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該劇展示了發生在老紅軍何光明一家三代人之間一次驚心 動魄的心靈較量:除夕之夜,脾氣火爆的老紅軍何光明和他的妻子,以及多年後重新相認的大女兒、非法集資行將敗露的小兒子、古靈精怪的80後孫女點點、神秘人物周小劍,……各色人等暗懷心事,輪番登場。據評論,該劇鞭撻了目前的中國社會現狀,大膽觸及了貪污腐敗、兩極分化、城鄉矛盾、特權階級等敏感題材,批判了官場的腐敗現象與濫用職權等現象。由於所涉主題敏感尖銳,曾經多次修改,劇名也曾改爲《大過年》在小範圍演出。
據說,在戲劇表現手法日趨法多元化的今天,這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純粹是靠著“狠”勁拼出來的,所謂“狠”主要表現爲“臺詞夠狠”,譬如“那個時候 (改革開放前),天是藍的,沒有那麽多污染,理髮店就是理髮,醫生是不收紅包的,學校是不掙錢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等等。這些臺詞 多年前在網路上竄紅,但用於話劇臺詞還是第一次。因此,該劇於今年5月連演10場,場場爆滿,現在又二度連續公演,觀衆大呼過癮而媒體不敢多加報道。
身處美國,我無法親眼觀看這部能高度調動國人情感並讓觀衆爲之激動的戲劇。但由此我注意到一個問題:一個時代與時代所孕育的作品之間的關係,其實是 一種相互闡釋的關係。這部話劇到底闡述了什麽?它與十餘年前使北京城不少知識份子爲之激動的《切•格瓦拉》一劇,究竟代表了一種什麽樣的思潮與政治傾向?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說,無論在哪個時代,文學藝術與現實(尤其是政治之間)的關係是種“結盟”關係。只是這一“結盟”分爲兩類:勝利的政治與文學的結盟,失敗的政治與文學的結盟。
在現代以前,勝利的政治與文學的結盟的形式比較單調,主要表現爲以頌聖爲主的詩歌。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後,確定了 文學藝術從屬於政治權力的關係,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開始了勝利的政治與文學一體化,形成了所謂“國家文學”,即文學藝術受政治權力的全面規範和支 配,這是在共産極權政治下的特殊的文化現象。
失敗的政治與文學藝術的結盟,則往往表現對黑暗的揭露、對權力的鞭撻。這在中國歷史上表現爲諷詠時弊、關心民瘼、揭露黑暗、抒發作者家國情懷。這類 失敗的政治與文學藝術結盟的作品往往具有感動人心的生命力,流傳久遠,能經受住時間淘洗的作品就成爲人類文化瑰寶。例如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承載的就是 明末江南士大夫的亡國之恨,晚清四大諷刺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就是當時失敗的政治所催生的針砭時弊的文學作品。“文革”時期出現 的“地下文學”也屬於這一類型。每個時代都存在這種被邊緣化的文學,成爲對抗勝利的政治與國家文學的一種力量。
《切•格瓦拉》與《這是最後的鬥爭》這兩部劇本,其實都著力於闡釋我們所處的時代一種內在的、深刻而又緊張的社會關係。《切•格瓦拉》一劇試圖闡釋 冷戰結束以後,在全球範圍內的一種貧富分化的兩極結構所引起的社會緊張,即人們通常說的“南北對峙”,在中國引起的社會共鳴局限在新左及小知識份子群體當 中;《這是最後的鬥爭》闡釋的卻是中國社會內部的兩極結構。中國社會時下的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等種種社會不公,在該劇中以切近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以觸 目驚心的形式展現出來。不少劇評認爲這部被稱作“中國反腐第一劇”的話劇,無論就其表現的內容,還是發出的聲音,屬於左派,因此表明左派登上舞臺。
毫無疑問,在專制極權社會中,民衆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正常管道,也沒有公共表達的自由,文學作品與戲劇往往承載著民衆的願望,普通人借傳播與觀看文 學藝術作品來表達自己的愛憎,以一種特殊的形式“消費”著政治。12年前筆者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以及三四年前曾流行一時的反腐小說與反腐電視劇、電 影,就是社會的“兩極結構”在學術研究與文學藝術上的投射。儘管這類題材的作品被中國當局想方設法禁止,但一有機會就破土而出。《這是最後的鬥爭》一劇在 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就是一例。特別是到了現階段,互聯網正在成爲一種特殊的消解舊秩序與重建新秩序的雙重力量,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更是變得極其複雜,官方已 難以達到全面控制。最近河北保定“官二代”李啓銘(李一帆)校園飆車撞人後出語“我爸是李剛”,導致以“我爸是李剛”一語爲主題創作的各類段子迅速紅遍網絡。
《這是最後的鬥爭》使用的話語屬於左派系統,我想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中囯共產黨政治與左派同源,使用左的語言系統抒發家國情懷在中國目前的政治 環境下起了一種政治保護作用;第二,在中國的教育與文化傳播領域裏,共産意識形態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早已沈澱爲中國人的文化底蘊,在傳播過程中使用這類 語言,使演出者與受衆間易於形成互動並産生強烈共鳴。
(轉自作者美國之音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