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8日訊】金秋十月，在寒氣剛剛入侵的芝加哥，記者采訪了1986年來美的紅色高幹子女劉曉東。劉曉東從自己和家人的親身經歷中，認識到中共是歷史上最惡的極權政府。

劉曉東的祖母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自幼反叛，不僅自作主張去南京讀書，而且自由戀愛結婚，随夫君一起到了北京。後來作爲北平大學首開女禁的9位女生之一，進入北大旁聽。在那裏認識了李大钊教授及其助手張國焘，接受了共産主義思潮，于1926年加入了中共，把自己的家變成了中共的地下聯絡站。1940年聯絡站暴露後攜同兒子及兩個女兒去了蘇區。

文化大革命開始，劉曉東的兩個哥哥都參加了造反派去打、砸、殺。祖母爲了阻止當時才15歲的劉曉東加入造反派，告訴了她一個驚人的故事：她大哥的生父，母親的前夫大廬是被共産黨活活整死的。1947年剛剛大學畢業的大廬和妻子一起投奔解放區，正趕上共産黨在解放區興起“三查整風” 運動 –查歷史、查階級、查思想。大廬和妻子也被審查，大廬出身于唐山一個大地主家庭，他很快就被隔離而失蹤了，身懷六甲的妻子也每天被審查，一直到孩子出生前三天。生完孩子第三天，大廬出現在家門口，瘦得不像樣子，眼睛透着驚惶，不敢進家門。妻子讓他進來，他說：我還能進來嗎？妻子說：審查時把問題說清楚不就行了，别擔心。他說：問題是說不清楚，怎麽說也說不清楚。兩天後的早晨，他就喝了農藥并跳井自殺了。原來他只有兩天的假期，讓他看看剛出生的孩子和妻子。這個故事讓劉曉東很震驚。

她說：“共産黨内部的絞肉機怎麽這麽狠。共産黨整人哪讓你覺得無路可逃，密集洗腦，幾天就把你洗糊塗了。讓你覺得你有罪，你無路可逃啦。”

後來發生的另一件事讓劉曉東對共産黨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劉曉東的媽媽在大會發言時由于緊張說錯了一句話，把“大内奸，大工賊劉少奇” 說成“大内奸，大工賊毛澤東”，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打得渾身是血，關押起來。當時父親也作爲走資派而挨鬥。劉曉東上下奔波了三個月也沒能見到母親，後來終于在下鄉離開北京的前一天得以見到。母親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千萬不要下鄉。” 她回答到：“我明天就走。” 母親立刻兩眼含淚，馬上就被帶走了。

劉曉東說：“我們家發生的故事，我看到的、經歷的、就是對共産黨我一下子就把他們看穿了。但這時的我還沒有看到下層老百姓的苦，只看到自己的苦。”

帶着瑞士大皮箱、蘇聯相機和初次離家的興奮，劉曉東69年下鄉來到了延安，但眼前的景象令她震撼：老鄉們衣不蔽體，住在家徒四壁的窯洞裏，有的甚至十幾年睡在一人寬，一人長的洞裏。女知青們九個人合睡一個炕，窯洞四壁熏得黑糊糊的。

農民們說：“共産黨淨瞎搞，深挖地、廣積糧、挖到一人多高，把生土都挖上來啦，種什麽，不長什麽。”農民們吃糠咽菜，一年四季辛苦到頭，分來的糧食卻只夠吃半年，必須加野菜才能度日，但每人交的公糧卻很多。年青的劉曉東對政府的這種做法很不滿。

後來1976年的4.5運動時，劉曉東正在北京探親，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她看到和聽到了人民的心聲，受到極大的震動。但真正認識中共，否定中共是在1989年的6.4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和99年鎮壓法輪功之後。

她說：“共産黨它是一個非常邪惡的東西，它不會悔改，放下屠刀的，它是一個政治動物，它要用各種手段來維護它的政權，這個極權統治的穩定。這是它自己說的話，你只要聽它說話，你就知道它是什麽樣的性質，它是非常邪惡，殘酷的。它老說你死我活的鬥争，它是不會向人民讓步的。尤其中國共産黨更是這樣。只有它嘩啦啦垮了，人民才能有新生，才能建立民主。

“它總是用極端手段對付人民，共産黨建立的國家是極權主義的國家，是歷史上最惡的政府。惡在什麽呢？它還有很大欺騙性，共産主義是非常邪惡的。有的人說毛澤東時代殺人，人不敢說話，現在變好了，其實邪惡的本質沒有變。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政治是僵化教條的，現在變成了機會主義，實用主義者的極權，是晚期極權。

“只是中國的老百姓在變，國際在變，首先有了互聯網了，全球村的大環境的變化，使它更有欺騙性，實際上是更邪惡，在媒體上控制更嚴，在迫害記者，迫害維權律師上手段更狠。只不過它是晚期極權了，就像人老了，有些事管不過來，只管最重要的事情，它也變得非常瘋狂，對人民是敵對的，不相信，實際上它是人民的公敵。”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記者尹心荷、蒂娜芝加哥采訪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