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9日訊】昨天（9月26日），中國的國新辦發表了2010年的中國人權白皮書，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這件事情。這個白皮書全文有七大部份，都是非常枯燥的數字，大部份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較，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大概很少有人會把它讀完，就是讀完的人可能也記不住，新華網大概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在網上選了一些重點，分別起了一些小標題來做小的段落的報導，其中最熱門的可能是關於信訪工作的那一條。
網易在轉載新華網的報導的時候，用的題目是：〈2009年中國人權白皮書－信訪總量連降5年〉，它的核心提示就是說國新辦26號發表的這個〈2009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裡面，提到2009年全國信訪總量同比下降2.7%，連續5年保持了下降的態勢。我們今天就來重點討論一下信訪總量下降的問題，這也是網上跟貼最多的，網民意見最大的也是這條消息。在網易上我剛才去查了一下，在跟貼上說是參與的人有16萬，顯示是9,585條，這是在人權白皮書這條消息發出來當天網民關注的情況。
信訪總量為什麼需要下降
第一個問題就是信訪總量為什麼需要下降？顯然在白皮書裡面它是把信訪總量下降作為一條正面消息來報導的。我想這首先要從信訪工作的性質來說起，因為信訪工作可以說是最具備中共特色的制度了。在西方國家他有了問題，一般都是要找相關的部門，但這個相關的部門是確有其部門的，只是說根據你這個問題就有這麼一個部門，這可不是中國那個被人稱為最神秘的、永遠也找不到的所謂有關部門。這裡這個相關的部門是很明確的。
如果是在一個城市裡面居住，你的這個生活問題和這個城市有關的，就可以直接去找市政府，找市長，找市議員。這裡方法有很多，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和政府官員預約見面；實在來不及了，很急了，你可以直接闖到市議員的辦公室裡面去，即使議員不在，他的助手會非常認真的紀錄下你的意見、你的問題。有些可以當時就解決的，有的會幫你聯繫到真正管這個事情的部門去解決，總而言之，你絕對不會說找不到人。實在不行，這件事情又牽涉到很多居民的共同利益，需要全市居民來關注的，可以到市政廳會議裡面去提出來。這個也很簡單，絕大部分美國的市政府它每週都至少會有一次公開的市政廳會議，這個會議上市長和市議員都參加，民眾有意見有建議都可以提出來。不過這種情況下都是要預約排隊的。
像我原來在休士頓的時候，那是一個550萬人的城市，根據2007年的統計，就這麼多人口的一個城市，每週二會有一次市政廳的會議，如果你有意見你提前3天到5天通知市長辦公室，或者在網絡上也可以去登記，說自己要發言，但是你要把自己的姓名、發言的內容寫上去。它只是告訴發言的內容以便於在排的時候可以列上去，並不是說有什麼審查什麼人可以發，什麼言不能發。你只要事先通知都會有機會發言的，僅僅提前一天的話，有時候會排不上，因為畢竟是550萬人的城市，想發言的人可能很多，如果太緊急的，時間會排不上。
講話時間一般是3分鐘，會議室裡上面一排就坐著市長和議員們，底下有一個話筒，輪到誰發言誰就發言，如果你1個月申請第二次了，或者第三次了，發言時間就減少到2分鐘。由於整個市政廳會議，它的電視是對全市直播的，主管的議員或者部門的首長就必須當場回答提出來的問題，或者是解決問題，因為這個直播它就關係到選民了，就關係到這個議員或者市長的選票的問題，所以沒有人敢去忽視這種事情，也不會說是搭架子不能回答你的問題，沒有的。
這是指一個市政府裡面的事情。如果這個問題牽涉到聯邦或者是州里面的立法的話，那你就可以去找聯邦議員或者是州議員，找聯邦議員的預約時間會稍微長一些，有的大城市或者是重量級的議員也許要提前一個月預約，但是你也有別的辦法，像聯邦議員他定期會回選區去和自己的選民見面，你只要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去查到他這次回來公開見面的會議時間、地點，這些都是網上的公開訊息，打個電話到議員辦公室裡也能問到，你就到那個時候去就可以了。在議員和選民見面的這種會議上，能夠向議員直接提出問題的機會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如果你還想直接到議員辦公室，議員除了在華盛頓有辦公室以外，在每個地區他的選區都有辦公室，可以直接到辦公室去，很多情況下直接去都能見到助手，助手有的問題也能幫你解決。除此以外還有媒體，還有到法庭去打官司，總之你要解決個人問題，解決社會矛盾這些途徑很多的。也就是說在一個完善的社會裡面，它不需要再去設一個多餘的叫做信訪辦的機構，因為這些機構在一個完善的社會，在一個完善的政府機構裡面它有很多部門，設的這些部門本來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
中共它是很特別的，它的政權也是相當特別的，就說這個江山它認為是它武力打下來的，它也知道這個江山打下來以後是沒有民意基礎的，因此它就需要製造出這個執政黨和人民緊密連繫的假象，信訪辦就是要建立這種假象的這個動機而應運而生的。所以信訪辦不是今天發明的，1951年中共建政不久就建立信訪機構和信訪制度，當時建的目的就是想表現中共這個黨和人民緊密連繫的。到了文革結束一段時間，信訪工作的量非常大，主要是解決文革遺留的問題。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的這個信訪工作它並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常規操作，而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手段，在這裡是政治上的形象工程的需要和特殊事件的需要。政治上的形象工程那就是剛剛建政的時候要表現它政權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而特殊事件的需要就像文革結束以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信訪工作主要是解決文革的遺留問題。
到了1995年，第一個信訪條例出籠，2000年信訪辦升格為國家信訪局，這個就有點奇怪了。按理說，在一個國家走向正規化以後，就是隨著政府職能、司法機構職能的完善，對於信訪這種革命時期工具的需要應該是下降而不是上升，而95年到2000年這一段時間，按說起來應該是國家機構職能完善的一個過程。這就說明了幾個問題。就是說在90年代到2000年這個階段，整個社會的矛盾是激化的，也就是說冤假錯案層出不窮，這種社會不公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這是第一。第二，就是政府正常的疏通環節，要就是沒有疏通環節，要就是這些疏通環節沒有起作用。第三，就是司法不公，使得在一般的西方國家可以有法律來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無法解決。第四個，就是中共一直到現在為止，它都沒有解決政權的合法性的來源的問題，所以還需要信訪這個系統、這個制度來做為它合法性的民意基礎。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到了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這段時間之內，為什麼要加強信訪工作呢？實際上這時候信訪起到的是一個常規的社會減壓閥的作用，而本來這些社會減壓閥的作用，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是由其它社會、政府和司法的職能來完成的。由於社會其它管道的不通，社會矛盾又愈來愈嚴重，這個巨大的社會壓力沒有出路，最後就向信訪這個社會壓力最後的減壓閥去聚集，結果就使這個減壓閥不堪重負。所以到了2000年的中期的時候，中共最終決定要減少，最終封閉這個減壓閥，它的代表就是2005年的信訪條例。
這個信訪條例和以前的信訪條例相比，它就更多的是禁止事實上的信訪，禁止了越級上訪，什麼無理上訪等等，強制性的要求那些製造出上訪的地方官員，在地方上把信訪、上訪消化掉，要把它減少，甚至是壓制，以減少到中央或者是到比較高級的中國的信訪機構去的上訪。
那不管怎麼說呢，信訪在這裡我們看到，它不是一個政府的功能，而是一個黨的，是中共的統治機制的一部份。這個信訪工作以新華網2009年有一篇文章，就是分析60年信訪工作的，它的性質用一句話概括叫作：「為黨分憂、為民解難」。那「為民解難」這句話是假的，而且是排在後面的，最重要的是「為黨分憂」，所以它是黨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工具。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信訪的總量為什麼需要下降？是因為中共到了後期，把信訪工作數量巨大、不堪重負看成是一個不好的形象，所以為了解決它的好的形象的問題，而且是為了解決共產黨的形象，而不是政府的形象問題，它要減少信訪這個數量，因此信訪數量的減少是必須的，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信訪的總量是怎麼下降的。
信訪的總量是怎麼下降的
有兩種方法是可以把信訪的總量下降的，一種是實際數字的下降，這個下降就需要各地的暴力截訪；另外一種比較簡單，就是按照去年同比編一個數字就可以了，它的技術含量就體現在所編造的這數字的大小上。像這個2.7%就比較合適，它不會讓人覺得減得太多不可思議，和大家所實際看到的情況太不符合。另外一個，稍微減一點，明年還有繼續減少的餘地。對於編數字這種方式來減少信訪總量，各地的官員可以說是駕輕就熟的，它符合這個官場上數字的重要性的這個規律。
首先這個要求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就是說要求減少信訪總量，這個要求是來自中央的。它一旦和領導責任制掛勾以後，每個官員他都會編，只不過有的時候地方官員由於過於熱情，任務完成的過分好了，中央就不得不對這些編得有點離譜的數字做出修改，結果是各地數字彙總以後和中央發佈的最終的數字不符合，這個在中國的官場的數字上體現得最充份的就是GDP的數字，各省的數字累加起來一定超過中央的。對於前者，就是實際數量的下降，就是真實的到達中央或者是到達省一級的數字的下降，是通過各地的截訪來完成的，怎麼完成的？我們不去分析各地的情況，我們最好的註解就是同樣在9月份曝光的北京專業截訪公司「安元鼎保安公司」。
這個職業截訪的公司是愈辦愈火紅，它從2004年以50萬元註冊資金開設這個公司，到2006年轉讓給現在的擁有者，註冊資金增加到1百萬，2007年全年的營業收入僅僅為861萬人民幣，而到了2008年這個數字就變成了2千1百萬，就是說從2007年到2008年這一年之內，營業收入增加翻翻還不止，而很多人認為這個數字還是遠遠偏小，就是隱瞞了很多真實的收入。也就是說明對於截訪的要求需求量之大，使得這個截訪的公司的營業額在一年之內就翻到幾千萬。
記者在採訪的時候就說到各地的駐京辦都有這個公司的電話號碼，顯示這個公司生意非常興隆。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推理，就是說如果信訪人數減少了，截訪公司的業務肯定會減少而不是暴增，反過來說，會不會是由於截訪的業務暴增，截訪如此有效而導致上訪數字的減少？這個簡單的推理就說明，真正的上訪的人數很可能是增加的，如果說事實有減少的話，很可能是由於暴力截訪的結果。
關於上訪人數的減少，海外華人還有一些切身體會，因為如今上訪已經走出國門和世界接軌了。由上海拆遷戶胡燕開始的在聯合國紐約總部外面的「麻雀行動」已經持續了幾個月，雖然後來胡燕本人退出了，但是第一：她本人仍然繼續在聯合國上訪，第二：「麻雀行動」不斷的有新人加入。當然，能夠到國際上進行上訪的畢竟是極少數，它不至於影響到國內上訪的人數的減少。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像拆遷導致的自焚案，在2009年和2010年也達到了歷史的高峰，那也就說明就是能夠導致上訪的這些案例，只有增加的可能性，而沒有減少的可能性。
在這個人權白皮書裡面當然還提到了中國人民享有充份的互聯網上的自由。那我想凡是在中國上網的應該都有體會，我們這裡就不會去談太多，因為這些例子也太多了，那我們還是以剛才所提到的「安元鼎事件」為例子，因為這個案子比較新，而且是直接的，我們很可以把它和現實做一個強烈的對照，就是互聯網有多自由。財經網在9月13日在網上發了一篇題為〈保安公司專職截訪〉的報導，揭露的就是這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拿地方政府的錢來幫地方政府做截訪，就揭露這麼一個罪行，僅僅過了24個小時，國新辦親自出面把這篇報導做了撤稿處理。
國新辦就是這個發表了人權白皮書的國新辦，那是13日的事情。到了20日下午，北京市朝陽區公安局的網監處的警察就上這個財經網的部門，去上門恐嚇去了，結果還是到後來由《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報導，就是〈安元鼎北京截訪黑監獄調查〉，打破了這個封鎖。這裡有人說是異地報導起的作用，不過我認為還不完全是，因為封鎖消息的絕不會是北京當局，北京當局沒有辦法去封鎖全國的網絡，國新辦的干預和全面的網絡封鎖，它這個已經超出了北京當局的這個權力範圍。
網絡上現在到什麼程度呢？你如果到百度百科去查安元鼎的話，我今天查的結果是：「對不起，您所要查看的詞條無法顯示」。在這個白皮書的全文登載的網易的跟帖上面顯示，參與的人是1,072人，跟帖是126條，但只有24條顯示。儘管如此，還是沒有一條顯示出來的是支持白皮書的觀點的，沒有能夠被顯示出來的102條，很可能觀點更激烈，那麼這102條到哪裡去了？這就是這篇顯示中共互聯網自由的白皮書所顯示的互聯網的自由。這還是最好的，它還有跟貼，包括鳳凰網在內的很多大網站跟貼都關閉了，天涯社區關於這件事的論壇也關閉了。
當然安元鼎公司只是一個工具，它是誰的工具？在它自己的網站上它聲稱它是北京市公安局授權的，但是北京市公安局所授權的保安公司裡面並沒有安元鼎公司。根據報導顯示，安元鼎公司實際上是國家信訪局下屬的部門，也就是說由信訪局養著這麼一個截訪的公司，來減少到國家信訪局去上訪的人數，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充份顯示以信訪這一件事情為例子的人權狀況究竟如何。
人權白皮書給誰看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人權白皮書是寫給誰看的？從跟貼和網路反饋的情況來看，顯然白皮書並沒有騙得了中國大陸民眾，連五毛好像都不敢出頭來唱讚歌，或者是不好意思出來唱讚歌，可見中國大陸的民眾對於白皮書裡面所談到的中國人權情況是認識得非常清楚的。人權狀況究竟怎麼樣？以前人們還認為自己身邊發生的，自己看到的事件是特例，其它地方可能不是這樣，全局不是這樣，但是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互聯網的普及，人們越來越發現這種惡劣的人權狀況是普遍現象，所以受騙上當的人是越來越少了。以前有人相信中共所說的「人權最基本的是生存權」，就像白皮書裡面第一部份說的，但是人們發現現在最基本的生存權，衣食住行當中最基本的這些生存權裡面有很多仍然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或者是比以前更難實現的夢。
像居住權就是一個惡夢，居住權包括不被任意拆遷的權利，現在沒有人能夠保證自己有不被任意拆遷的權利。還包括什麼呢？包括「蝸居」這個電視裡面反映的實際情況，還有更糟的蟻族，還有高房價，很多人一輩子都不敢想像的高房價等等。另外像食品安全、飲水污染等等影響到每個人每天生活的這些生存權都在日益惡化的時候，白皮書在國內除了被人嘲笑以外，不會有其它任何別的意義。
從發佈人權白皮書的部門來看，它也不是針對國內的，國新辦雖然從名義上看是一個國務院的部門，但它的實際控制權卻是中共中央，因為它的另外一個名字就叫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外宣辦。這一類在中國是個很特殊的機構，叫做一個部門兩塊牌子，像這種機構相對於政府而言，實際上它的作用、它的重要性是對於中共的利益更加重要的部門，它主要是貫徹中共而不是政府的政策。
全世界的人權報告都是指出人權狀況的不足，對其它國家對於本國都是如此，它的目的是找出問題以便於改善。一個人權非常好的國家它是不需要去吹噓自己人權狀況好的。尊重人權的國家不管是政府機構還是民間機構，都是針對本國和外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提出批評的；人權記錄不好的國家，民間機構有的是有機會提出批評的；而當侵犯人權成為政府行為的時候，民間有的時候就不被允許提出人權問題，當局也不會提，所以這種情況下，人權記錄極端惡劣的政府和民間都不會寫出人權報告來，民間是不允許寫，政府是不需要寫。
只有中共在全世界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每年都由政府出面，由人民來買單，一面大規模的侵犯人權，一面又每年提出一個為自己歌功頌德的人權報告，你像北朝鮮大概就不會去寫人權白皮書，所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
不過每年一度的這種人權白皮書，不管你說得多麼天花亂墜，國際社會並不買帳。前幾天歐盟就在討論如何禁止中國勞改產品進口的問題，也就是說歐洲國家現在也已經普遍認識到了中國監獄、勞教所的強制勞動生產產品的這種非人道性質，而且開始認真的考慮用立法來反對這種侵犯人權的行為。聯合國2010年的人權報告當中，特別關注了中國人權律師所受到的迫害，而且在這個人權報告當中提出了，由於代理法輪功學員的案例而在2009年被迫害的律師，他舉了三個律師的例子，黑龍江的韋良月律師，北京的李春富和張凱律師在重慶的遭遇。那實際在2010年的情況更加惡化，還發生了唐吉田律師和劉巍律師因為代理法輪功案例而被吊銷執照的惡性事件，這都是被國際上非常關注的。不管你人權白皮書說的多麼好，人們是不相信的，人們看到的實際上是更真實的情況。
就在不久之前，美國著名的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之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政治和國際關係學的教授沈大偉，他在他的演講當中就提出來，中國的軟實力更多的是幻象而不是現實。他最近一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富布賴特的訪問學者，剛剛返回美國。他就提出來說中國的政府部門，錯誤的認為軟實力是能夠對外宣傳來左右的。這實際上也就是這個人權白皮書的思維方式的來源。當然沈大偉可能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真正想左右別人的看法的還不完全是中國政府，而是中國共產黨，就像國新辦，它實際上是中共中央對外的宣傳辦公室。沈大偉在他的講話當中提出來說，只要還是現行的政治體制，還是對外宣傳的這種思維模式，中共恐怕很難走出這種軟實力疲軟的困境。
實際上就我來看的話，人權白皮書對外能夠起到的作用，按照中共的期望值是微乎其微的。不過要中共認識到這一點，然後改變這種做法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事實上它不可能讓人家去觀察真實的中國得出自己的結論，它並不想改變而且也不可能改變人權狀況。它企圖改變的，它認為它可能改變的是它塑造出來對外的一個虛假的人權形象。好，今天就跟大家討論到這裡，謝謝大家。
──轉自《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