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12日訊】前微軟中國區總裁唐駿假學歷事件，成為網絡熱門新聞，也被官方媒體報道，連中央電視台也采訪了當事人。但無論是這次唐駿的假博士被揭出，還是以前也曾在網絡轟動的前新浪網共同主席吳征、楊瀾夫婦學歷經歷造假事件，都是由海外先揭露出來的。中國有十多萬新聞工作者，不僅群體大，更有其自身報刊等專業便利條件，但為什麼卻是海外先打假？探討這其中的四個原因，就可深入了解中國的新聞現狀：

第一，中國新聞界沒有支持、獎勵調查性新聞（尤其是醜聞）的文化機制。在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新聞界最重要的獎項，諸如“普利策獎”等，一般都獎給調查性報道，即挖掘醜聞。記者也因調查性新聞而成為“名記者”。像當年調查出尼克松總統違法亂紀的“水門事件”的兩名《華盛頓郵報》記者，至今都被新聞同行尊敬。

優秀的媒體和記者，挖權力者和名人的醜聞，公布於眾，由此起到新聞作為三權分立後的第四權的監督作用。西方的民主，實際上是建立在“三權”和“新聞監督”這“四權鼎立”的堅實基礎之上的。

為謊言世界寫“欣”聞

而中國的新聞，至今仍由政府控制，記者是從政府領取工資的國家工作人員。這種制度本身，無法構成監督，因為都是“自家人”；在邏輯上，不可能鼓勵“政府工作人員”來監督“政府”本身。這種國有（不是私營）的新聞性質，自然導致“報喜不報憂”、多歌頌少批評的新聞慣性；中國的媒體當然就不會熱心打假；而會“為甘心活在謊言報導的人寫‘欣’聞。”

第二，中國的制度不僅不獎賞挖醜聞的記者，反而會懲罰他們。有些記者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或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使在中國官方媒體上，人們也時常看到記者因采訪而遭毆打，甚至官商勾結，官方出面迫害記者的消息。最近，中國《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就因調查報道一家股份公司的內線交易內幕，而遭事發當地的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經濟觀察報》就此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網上群情憤怒，其他大媒體也呼應聲援。看到事情鬧大，公安部才下指示，責令當地公安局取消對這個記者的“通緝令”。

仇子明還算幸運的。對於社會上一般不法行為，記者深入去挖，還會遭到被揭露者雇用黑社會打擊報復。兩年前，《中國貿易報》駐山西大同記者站專題部主任蘭成長，在去采訪不法黑煤礦時，當場被礦主等用鎬活活打死。驗屍醫生說，從沒看過打這麼慘的，蘭的兩條胳膊被打斷，一條腿被非常專業地墊在板凳上砸斷，頭顱被刨出五個洞。

中國記者“向腐敗投降”

第三，很多記者也是醜聞的一部分，活在腐中不知腐，當然不會打假。記者寫有償新聞，即你給錢，就給你寫歌頌、吹捧性報道，在中國很普遍。至於用版面換錢，或拍廣告宣傳的所謂“電視新聞”（錢交易），更是司空見慣。例如上述被黑礦主打死的《中國貿易報》專題部主任，去煤礦調查采訪時，就對同事說，“只要找到老板，亮亮證（記者證），對方至少得給1000塊錢。”那個黑礦主被抓獲後說，他的礦兩天來了幾撥記者，都是勒索要錢，他給出一萬六。當地的政法委官員在接受采訪時說，“這些年來到當地采訪的全國各地記者，幾乎十個就有九個半接受紅包與好處費。”這位官員有點不平地說，“如果收紅包與接受好處費也是受賄的話，記者並不比官員干淨多少，可他們憑什麼頭上頂著花環，耀武揚威？”

《紐約時報》記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在2007年初對中國新聞腐敗寫的一篇專題報道說，在中國，“許多記者承認這種腐敗，特別是一些記者跟想避免負面報導的目標人物索要金錢。”該報道引述中國《南方都市報》記者張平的話說，“許多記者對自己作為記者並不感到光榮，以正常的管道他們得不到酬勞，並發現在中國只有撒謊才能帶來收入。”另一位更知道內情的記者劉吉說，在一起成功瞞報的煤礦火災中，某中央級媒體記者拿走了13萬元。“去年北京來了兩個記者，在煤檢站拍幾個鏡頭，拿著30萬元走了，都是現金。”

《紐約時報》的報道感嘆，中國記者“居然向腐敗投降”。當記者自己也造假，也腐敗，他們怎麼可能還對唐駿、吳征、楊瀾們的造假有警覺、有反感，甚至去調查挖掘？中國沒有三權分立，應成為“第四權”的新聞，不僅被政府控制，又相當腐敗，這“四個支柱”全都沒有，中國當然就會是一黨專制。

到處是強奸犯，顧不上性騷擾

第四，強奸犯比比皆是，人們當然就顧不上性騷擾。在當今中國，重大造假事件都比比皆是，人們在比較心理上，像假文憑這種小case，似乎就不值一談（報）。例如像嬰兒牛奶造假的“毒奶粉事件”，導致中國近三十萬嬰幼兒受害。還有像四川地震時暴露出來的偷工減料的學校豆腐渣工程，導致上萬名學生喪生。這些“大假”都打不過來呢。更不要說那些假煙、假酒、假藥、假油條、假雞蛋、假水果、假食品、假報紙、假人民幣，甚至假人（冒充高干子弟或名人私生子等）等，泛濫成災，隨處可見。在這種假氣衝天，道德淪喪的大環境中，很多中國人的道德義憤和反應，也就久而久之而麻木，喪失了敏感，再加上作為個人的無力感，最後也就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

所以有些中國人談到唐駿、吳征、楊瀾們的造假，覺得那沒什麼大不了，在中國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不足為奇。而唐駿本人也可能感覺冤呢，那麼多大假，不僅暢通無阻，還獲得更大成功，怎麼專拿他說事？例如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被欽定為皇儲的習近平，他的“法學博士”學位就是假的，怎麼中國媒體就不報道挖掘？當然，官媒不可能揭露，因為領取政府工資的記者是國家工作人員，他們怎麼能、又怎麼敢揭露政府的二把手呢？如果做了，說不定也會被“全國通緝”呢。

在這種中國現狀下，難怪揭露名人造假的報道，幾乎都是海外先做起。面對擁有幾十萬記者的中國，面對中國最大的誠信危機，卻靠海外的幾個“個體戶”先著手，實為那個國家國民的悲哀——在各種騙局中活著。

2010年8月10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