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7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報導）美國投資家巴菲特星期三宣佈，有40位美國億萬富豪回應他和微軟創辦人蓋茨的倡議，承諾把大部分財富捐助給慈善事業。本台記者石山邀請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大學教授謝田和在美國的專欄作家章天亮博士就中國和美國富豪捐助慈善事業的不同態度進行討論。

記者：「美國最富有的兩位（富翁）巴菲特和微軟的比爾蓋茨發起了一個呼籲，結果有40位美國最富有的人承諾，他們會捐出他們財產的一半以上給社會的各種慈善事業，我想問一下章天亮先生，您怎麼看美國富翁的捐款，是不是有很長的歷史？」

章天亮：「對，其實美國有各種各樣的慈善機構，不光是富翁了，普通老百姓都有這樣一個習慣向慈善機構捐款。慈善機構有一些是治療疾病的，有的像民間的圖書館、社區的服務、或者是老兵啊等等。因為美國的非政府組織非常發達，有很多的社會運作不是靠聯邦撥款，我們中國人可能想像不到，包括美國的消防隊員很多人都是志願者，包括消防局的費用都是靠民間的捐款來維持，所以確實美國民間捐款的歷史相當長，而且非常普遍。」

記者：「我這有個數據，2009年因為經濟不好，美國個人捐款下降了3.6%，但是有三千零三十七億美元，這個數字仍然是非常龐大的。我想問一下謝教授，美國這種捐款的文化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您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謝田教授：「剛才章博士也已經提到了，這是有一個非常悠久的傳統。從當年清教徒來的時候，最早的捐款實際上是對教會捐款。我要補充的一點就是美國的高等教育大家都說是很優秀，很多都是私立大學，那私立大學最大的來源都是私人捐款。」

記者：「都是個人捐的。」

謝田教授：「所以整個社會不管是窮人、富人其實都在捐款。尤其社會有很多人有這種考慮，就是他不願意、不希望把巨大的財富留給後人。每個人都是自己，靠自己努力，所以大部分人都會捐出來，從當年的卡內基到洛克菲勒都是這樣。」

記者：「對。非常有意思的是，香港有一個記者在一個記者會上就問香港的李嘉誠先生『你願不願意加入這個俱樂部？』，李嘉誠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說他過去10年已經捐了100億港幣。他說：『以後會比這個數字更多』。我想問章先生，在中國人的世界裡怎麼看這個捐款的？我們中國人有這樣的文化嗎？」

章天亮：「其實我覺得中國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中國這種捐款的文化是非常非常發達的。像過去農村有很多的富商都是修橋、補路、興學、賑災，這都是屬於各種捐款的方式，甚至我們知道像魯迅就是一個乞丐乞討來的錢，他也要辦學校。在中國，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確實變得非常非常少見了。」

記者：「為什麼呢？」

章天亮：「這個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在中國在共產黨最初奪取政權的時候，私有財產都充公了，你不可能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他可以拿出大量的錢做一些事情，這是一個。後來雖然有一些民營企業家、私營企業，他們有一些錢之後，在捐款的時候就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你好像是在跟政府爭奪群眾，對吧？這個事情政府沒辦，你給辦了，你在老百姓心目中可能威望很高，這對政府來講可能就是一種威脅。」

記者：「謝教授您怎麼看？它是跟社會結構，還是整個文化有一些關係？」

謝田教授：「是。我想行善這種文化，善念在人心中都有。善念就是捐款幫助這些最需要的人，這在哪個社會都有。關鍵是如果出現捐款被挪用或者濫用的話，一定會打擊捐款人的熱情，以後捐款很難再籌劃進來。這個從社會制度上講是個巨大的問題。」

記者：「可能中國人比較重視傳宗接代，把財富留給後代，這個觀念是非常強的。」

章天亮：「這個其實是這樣，中國古代有一種說法：你給後代留財產的話，不如你給後代積陰德。給後代留財產的話，他不見得能守得住，他可能會揮霍掉或怎麼樣，但是如果是做了大善事、積了陰德的話，會因此得福報。」

記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章天亮：「對，是這樣。」

記者：「它可能跟社會結構有關係，因為美國在建國的時候就是基本社區的制度。在中國這個社區早期也有，像農村的祠堂、鄉鎮裡的行會，有一定自治和自助的功能，但現在這種主要的基本社會功能已經被政府控制了，所以民間捐款就萎縮了。」

謝田教授：「我覺得祠堂是很好的例子，像以前的義學、祠堂這些民間的組織，慈善機構、教會或宗祠，現在中共的統治已經深入到街道、小區的居委會，所有的事情都變成是官方控制的，民間籌款增長的空間沒有了。」

記者：「對，所以是政府行為太強的時候壓抑了民間的自發的行動。」

謝田教授：「是。」

章天亮：「其實我覺得另一方面跟共產黨唯物主義宣傳是有關係的，就是說我有這個錢為什麼要給別人享受，為什麼不留給我自己或留給我自己的子孫呢？因為是唯物主義，所以它就把這個物質享受看得非常非常重。但如果一個社會有宗教精神的話，就必然帶來各種人文的關懷。」

記者：「行，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非常感謝。謝謝章天亮先生，也謝謝謝田教授，非常感謝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