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7月21日訊】今天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最近海外的中文網站談到的所謂圍繞中國總理的左右交鋒這個問題，來談一談在中共的內部有沒有改革和保守之爭。

國內外關於所謂「批溫高潮」的報道評論

事情起源於最近在海外有一些文章，國內也有一些文章，就討論所謂批溫高潮，對於這個有一些評論和報告。在7月14號的時候海外的中文網站發表了一個作者為杜光的文章，他的題目是〈試析批溫高潮的來龍去脈〉，到了第二天7月15號的時候，德國之聲發表了一篇題為〈破格點名：圍繞 中國總理的左右交鋒〉這樣的文章。

文章就談到，中國政壇這一兩年來圍繞溫家寶總理的所謂左派和右派的鬥爭，當中也提到杜光的文章是屬於支持溫家寶的。德國之聲提到了那篇杜光的所謂來龍去脈的那篇文章，說是只在海外發表，而國內的主要網站並沒有轉載，實際上到國內網站查一下，仍然可以看到在國內網站是有轉載的，當然和那些所謂批溫的左派的文章相比較的話，被封殺的速度要快的多。

我們來談一下這兩篇文章主要的內容是什麼？第一部分它提到最近一段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前年的下半年，左派主要是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派或者叫做毛派，他們發起的針對溫家寶的批判。它的代表作是發表於2009年的張德勤的〈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網站「烏有之鄉」發表的 中國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寫的〈千古興亡，亡於一相〉這些有的直接點名，有的沒有點名，目標都是針對溫家寶的，這是在一方面。

第二方面相對而言就是維護溫家寶的主要是國內一些認為比較開明的雜誌，你像《南方週末》，什麼《炎黃春秋》，他們並沒有直接去維護點名溫家寶，而是去推出據說是溫家寶推崇的政治改革等等理念，還有什麼人的尊嚴等等，一部份人把今年4月份中共喉舌黨報人民日報，刊登的溫家寶紀念胡耀邦的文章，也歸為支持溫家寶的黨內體制內的力量的聲音。但這些都不是直接的。

比較直接的就是剛才提到的杜光的「來龍去脈」這篇文章，因為他這個人是原來中共中央黨校的學者，所以認為這二派的力量的鬥爭到了這篇文章就是直接點名、攤牌了。一般認為攻擊溫家寶的是毛派和權貴集團，這二派雖然他們的利益、他們的觀點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最近有聯合的趨勢；而所謂維護溫家寶的是屬於黨內改革力量。這是這二篇文章裡面主要的觀點。

以這個杜光的文章，在他的文章裡面引用的杜導正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的時候說法是最典型的，他認為中南海是二種主張、二個力量在較量，一個是主張保持現狀、腐敗透頂的權貴集團，一個是主張改革開放、開明健康的進步力量。由於對黨政最高層的公開討論在中共的歷史上極不尋常的，如果不是考慮到特定的政治鬥爭，尤其是在毛澤東時代發動的政治運動以外，一般認為是不正常的，所以認為雙方的較量已經進入了比較激烈的、快要捂不住了、要公開化的狀態了。

黨內有沒有「健康力量」？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在這兩篇文章提到所謂黨內的健康力量。黨內現在有沒有這種健康力量？關於黨內有沒有健康力量，這本身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當然更有意思的是主張改革開放的是不是屬於健康開明的進步力量，就像這篇文章裡面所提到的。

我想我們要是討論這個改革和健康力量的話，我們至少要把改革的定義搞清楚。改革至少有兩個含義：一個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一個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在過去的30年當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特定的名詞，它有特定的涵義。在三十多年前，11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把它的中心工作從政治轉移到了經濟建設。當時制訂的政策，後來延續了相當多的時間，甚至到現在還沒有離開主要軌道的，就是經濟上的鬆綁和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就是中國現實的改革。而它的開放是指重新和世界交往，30年前開始的到現在為止，它對外面的門戶，特別是在經濟上是開放的。當然在信息流通上，它仍然是屬於封閉的。

這30年來，任何所謂的改革，都沒有在政治體制上有任何的動作，無論是主觀上的還是客觀意義上的。所以中國特定涵義的改革開放，就僅僅在經濟上，從來就不在政治上。以此來劃分誰是改革派的話，還不如反過來問，在中國今天有誰不是改革派！今天人人都是改革派，如果我們把改革定義為，實際上過去30年當中的，在中國事實存在的所謂經濟體制改革，不管它的真實涵義是什麼。當然我們知道現在在中國改革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任何人都可以把以前沒有的或修改一下的政策都叫改革。

估且我們不論中共的經濟改革應該如何定義，有一點是肯定的，它肯定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如果把發展是硬道理、GDP決定一切、全民搞錢、全民炒股、整個官場炒地皮、炒房，都算是改革開放的話，那麼我認為現在中共的整個官僚體制內部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是改革派。

在文章裡提到了反溫家寶的勢力，我們來分析一下，究竟哪些勢力是反溫家寶的勢力，這是這兩篇文章裡面提到的。先看毛派，毛派又叫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真正的毛派在今天應該是既沒有政治勢力，也沒有經濟實力的。如果說有一個派系，它是依靠政治權力積累起來強大經濟力量的話，嚴格的說它不能歸到毛派這裡面來，而是應該歸改革派的，因為它加入了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且從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或者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在中國今天並不存在真正的毛派，至少不在統治集團的內部。

值得提一提的是那些並非毛派，而是所謂權貴集團的這些人。因為在杜光的文章當中，就是那篇「來龍去脈」的文章，談到的和毛派一起攻擊溫家寶的權貴集團，這個權貴集團是以重慶唱紅打黑為標桿的薄熙來 做為代表的。薄熙來從政以來，從大連起家，就是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櫥窗工程，然而這點並不是權貴集團的特點，這本來就是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特點，如果說在大連薄熙來搞的形象工程不算改革派的話，那麼中共的體制內部就沒有改革派了。

薄熙來在政治上的特點並不是大搞形象工程，而是起源於在大連搞的對江澤民的個人崇拜，這是在文革以後、否定個人崇拜以後，最先搞個人崇拜的，以及後來到重慶進行的唱紅打黑，尤其是唱紅的那一半。這是它的政治上的特點，但是這個政治上的特點其實並無改革和保守之分，實際上是政界的太子黨，為了證明他們對中國現在政權繼承的正統性而進行的一次進攻。但是它的進攻的目標並非是溫家寶，而且帶有明顯的薄熙來個人特色。太子黨並不是全部都這麼做的，當然他們有這個傾向，從他們集團的利益上來說的話，唱紅也就是說唱幾十年前，甚至是中共革命以後的那些所謂紅歌，是為了他們個人的權力和他們集團的權力，爭權奪利的一次行動，只是帶有明顯的薄熙來個人色彩而已。

在中共的歷史上，其實不僅僅是太子黨或者薄熙來是這麼做的，在中共歷史上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政治鬥爭和權力鬥爭白熱化的時候，不管是哪一派，在政治上的表現一定是向左轉，歷來如此，薄熙來只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在一個新的形勢下，把這種特點發揮到了極限而已。這本身並不是由哪一個政客所決定的，這是由中共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為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到現在為止，從未放棄過共產主義，它的本質還是共產黨，沒有這一條作為基礎的話，重慶絕對不會出現唱紅。

另外一個可以作為佐證的就是中共的中宣部對於輿論的控制，要掌握在中共的手裡面，要保證意識形態的正確性，這個任務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對於自由的言論，到現在為止，打壓只見加強不見減輕。

我們現在以薄熙來所屬的太子黨為例，儘管事實上並不一定真的就有一個太子黨，它們內部也有不同的利益，但是由中共第一代所謂打江山的那一代高官，由他們後代所形成的利益相近的集團確實是存在，我們姑且就叫它太子黨。這個太子黨它的整體是受益於3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歷年出台的政策方針都是明顯的向這個權貴階層傾斜，比如早期的價格雙軌制，82年的憲法偷偷摸摸的把城市居民的私產土地給沒收了，後來的教育體制改革、醫療改革、房產改革等等，它都是有利於這些有權力的階層的，也就是說有利於太子黨這個階層的。這個階層是經商和作官雙棲，權力和金錢通吃，它們是中國真正的最富的階層，而且它們和那些私營企業的富翁不同，它們的權力和財富幾乎不受政治氣候影響的變化，也不會被輕易的推出來當作替罪羊。

這裡最典型的就是中共曾經在最高層的那些人的太子黨們，你像江綿恆就身兼財團，就是它的網通，官場和科技，就是他自己兼任的中科院副院長和載人航天工程的副總指揮，在這麼多本來是不可兼任的、商場和官場的同時兼任，而且同時都當到了非常高官，獲取了大量的利益。李鵬的兒子李小鵬長期經商，突然之間搖身一變就可以從政，到山西省去當副省長。這種類型的商官之間的快速轉換、變臉在中國歷史上還幾乎沒有過，而在中共的統治下，這是非常常見的，特別是在近30年當中，太子黨下海以後又重新從政的這種變臉是相當多的。雖然太子黨有的經商有的從政，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如果說他們的權力是與生俱來的話，那麼他們今天的巨額財富是肯定來自所謂的改革開放，而他們的權力則得益於政治體制的不改革。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所謂的「團派」，儘管這樣的劃分並不一定說明什麼問題，或者我們說非太子黨的高官們這些人同樣是現行政策，就是中共目前的經濟政治的受益者。從經濟上來說，他們本人就是中共統治集團裡面不是太子黨那一部份，他們本人也通過掌握權力，同樣積累了巨額的財富。唯一的區別是，他們有的時候會不走運的被推出來做替罪羊，像成克傑、胡長青、程維高等等這些人，就是屬於非太子黨的高官。在積累財富上他們沒有差別、在掌握權力上他們也沒有差別，但是在政治鬥爭當中，他們有的時候會失勢，有的時候會被推出來。

在另一方面來說，如果說他們不被推出來，不被作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也就是說他們的地位不倒的話，他們的子女就是新的太子黨。在這裡並沒有非常嚴格的區別，統治階層內部的區別並不大。這些非太子黨掌權的高官們和他們的子女，他們並沒有動機去改變現狀，或者說他們沒有這種動機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便限制他們自己已經擁有的特權和財富。

也就是說在當今中國的統治階層當中，並不存在一支可以被稱作健康力量的派系，他們也有你死我活的鬥爭，但是這種鬥爭僅僅發生在爭權奪利當中，並不像中共歷史上傳統的路線鬥爭；而不同派系當中的互相妥協和討價還價，他們的籌碼僅僅是自己或是自己的親屬不被清算而已，或者自己派系的人不被清算而已，並沒有原則上的區別。

當然我們也必須這麼看，也許溫家寶的本意是好的，他本人也確實相信普世價值，相信中國人應該享有民主自由。不過這個已經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個人的意見對中國未來的走向，也不會有什麼影響的。換句話說，如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還有改革和保守之爭的話，那麼在30年後的今天，統治集團內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利益之爭，早就沒有改革和保守之爭了。

以史為鑒，黨內「普世價值說」沒有意義

下面我們再討論一下，就是以史為鑒，黨內所謂的「普世價值說」有沒有意義？今天這些文章裡面都討論到了是誰繼承胡耀邦、趙紫陽的衣缽。我認為今天討論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意義。為什麼？首先，如果說胡耀邦、趙紫陽時期的改革，還有一些新氣象的話，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整個經濟總量還不大，不至於動輒就是上億的貪腐，那時候貪幾十萬或者幾百萬，可能就算大錢了。當時確實曾經有過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但是他們兩個人的下台，尤其是胡耀邦的下台，正好說明中共這個系統是容不得比較親民的異端。曾經和他們兩人共過事或者曾經是這兩人的下屬，並不說明他就繼承了他們的衣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我們今天討論趙紫陽下台的問題的時候，我們更多考慮的是他不願意鎮壓六四。如果我們仔細的看一下的話，恰好說明了趙紫陽當時的下台，並不是由於改革和保守之爭。就是當時所謂的保守派的家族，絕大多數人已經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了。而在六四反腐當中，其實在早期的時候，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矛頭是直接指向趙紫陽的兒子的，趙當時表態願意讓兒子接受調查，我認為這是趙個人品德的問題；而他兒子當時是否違法或者是腐敗，是體制的問題，這個兩個事情不能夠放在一起討論的。

趙拒絕鎮壓學生，是他個人不願意做千古罪人，這一點歷史會記住他的。而當時出現的問題，就是在六四時所提出的反腐問題，反對特權的問題，在六四屠殺以後是越發變本加厲，發展到今天，全黨腐敗的程度，和六四鎮壓當然是有關係的，因為民間要求監督的聲音就被徹底的壓制下去了。但是這個問題並不是六四以後才產生的，這個問題一直就存在，這一問題是與改革同時誕生的，是中國式的改革本身的問題，和誰當政沒有關係。

有人說，說是左派們反對溫家寶的普世價值說，就是反對他的關於人權民 主的這種說法，談論普世價值在中國今天的政治界有沒有意義，特別是在黨內，就是談到黨內有沒有人有普世價值觀有沒有意義，接受普世價值在今天障礙究竟在哪裡？也就是說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行究竟有沒有可行性。

我們同樣再來看一下歷史。其實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中共曾經是今天所謂普世價值的積極鼓吹者。如果大家回顧一下在抗戰後期和內戰初期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的話，當時幾乎每個月都會出現一篇社論，鼓吹的民主自由，還不僅是一般的民主自由，而是典型的美國式的民主自由。中國到今天為止在政界在黨內鼓吹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沒有一點超出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的。

但是中共一旦在內戰的戰場上占據主動以後，就再也不提美國式的民主了，而在奪取政權以後呢就立即實行了獨裁和暴政。要知道中共奪取政權以後，開始對地主的屠殺，對反革命的鎮壓，對言論自由的控制，這批人就是當時鼓吹美式民主自由的這批人，是同一批領導人，是同一個共產黨。並不是說這些人奪取政權以後就改變了主義，而是當時鼓吹民主的時候就沒有把它當真，只是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個策略而已。

到了80年代，中共黨內又一次談論政治體制改革，也是無疾而終，歷史在反覆重演。我們只能證明中共在思想上在理論體系上，從來就沒有民主自由這個概念，而在實踐上也沒有願意推行民主自由的體制和官員的隊伍。在今天去開所謂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空頭支票，比1945年的時候還要虛無飄渺。

杜光的文章裡面他特別提到了，最近有一些民主派自由派也加入了批溫，說是他們反對的是由共產黨來主導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我認為這篇文章在這個問題上本身就自相矛盾，一方面他承認中共在歷史上的罪行，承認中共在思想、文化、政法、社會等領域的專制日益加劇，日益嚴峻，也就是說沒有一點變好的跡象；另一方面呢他又在沒有基礎的情況下，無端的提出說「這個政黨不是鐵板一塊，也絕不是沒有完善化、民主化的可能性的」，甚至他自己所說的「批溫的高潮」，都變成了「分裂和巨變的開端，轉型和改弦易轍的徵兆」。不知他這個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他這篇文章歸根結底無非是要求民主自由派人士，再一次寄希望於中共而已。他的文章給出中共有可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唯一證據，是中共曾經出現過胡耀邦、趙紫陽式的人物，因而沒有理由認為今後不會出。事實上我認為正好相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失敗，正好證明了中共會清洗掉和消滅掉黨內任何所謂「健康的力量」，哪怕這個「健康的力量」已經占據了黨政最高領導地位。

任何體制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一定會出動各個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如果說像這兩篇所談到的中共黨內，有人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意向的話，支持他們的、反對他們的在什麼地方？更重要的是具體實施的時候，應該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如果是自上而下的話，那麼首先他就要得到政治局常委大多數的支持，然後是中央委員然後到各省大員。一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阻力竟然大到了政治局幾年討論都通不過，也就是它的阻力就是在政治局。

最後，前幾天總算湊出了一個官員個人財產申報的新規定，這個規定是最終是要向黨內組織部門去申報，而調查表明97%的幹部反對個人財產申報。這還沒有到政治體制改革，僅僅就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措施而已，就如此困難。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在什麼地方？看不出來。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就在黨內，或者更準確的說中共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這一點和溫家寶本人是否開明，是否推崇普世價值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

因此我認為徹底否定中共、解體中共是中國向好的方面有任何發展的必須前提。而在這個否定中共、解體中共的過程當中發展起來的真正健康力量，則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和保障。好，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