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7月12日訊】正像國內一位學者那句語帶調侃的話：“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搶錢和反搶錢的鬥爭。”拆遷徵地就是這場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
拆遷徵地充滿暴力與血腥。有官員甚至說：“哪有拆遷不死人？”可見在拆遷中，死人已經習以為常，不再算新聞，除非是自焚。四川的女業主唐福珍自焚後，北大五教授上書全國人大，建言廢改《拆遷條例》；國務院也說正在準備修改——這話已經說了好幾年了。殊不知兩會開後，《拆遷條例》隻字未改，北京大學卻發佈公告撤銷包括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北大憲政研究中心在內的四個中心，而在上述兩個中心中，五教授就有四個是其研究人員。
《拆遷條例》是惡法，固不待言；其實，82年憲法就大有問題。 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新加了一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這一條把千千萬萬私房業主對其土地的所有權剝奪乾淨，為以後的強制拆遷大開方便之門。法惡人更惡。就算城市土地都屬於國家，但國家屬於全體國民，因此，土地增值的利益理當由全體國民分享，不該由政府官員霸占。說是政府與開發商勾結，這話當然不錯。但是按照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富力地產總裁張力在兩會上的發言，地方政府賣地的利潤高達200％，而開發商的利潤只有10％。
如今的地方政府，都靠土地財政過日子。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在中國，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任何人要使用都必須向政府買，而且買下的還只是使用權。農村和城郊的土地，屬於集體所有，但國家可以為了“公共利益”徵收徵用。政府可以用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徵地，然後再以極高的價格賣給開發商。不錯，在理論上，政府只是管家，因此，官員們無權把賣地的錢直接據為個人私有，但是，他們卻很可以用這種或那種間接的方式把這筆錢大把大把地花在自己身上，例如修建豪華的政府大樓，高檔的公務員住宅——官員們可以用市場價格的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購買，還有高額的公款消費，公費醫療，公費養老，等等。這些都是明目張膽的，至於私下取回扣收賄賂揣進自己腰包，那就不必說了。拆遷徵地的利益十分巨大，一頭牛身上可以扒下五、六張皮，無怪乎各級官員樂此不疲，他們使盡各種手段，視人命如草芥。我們就是把拆遷徵地看作是共產黨對人民發動的一場戰爭也不過份。
是的，也有不少民眾說，他們不反對拆遷，他們歡迎拆遷，因為拆遷改善了他們的居住條件，或者使他們能憑空得到一筆不小的補償費，好比天上掉餡餅。是的，這些年來，很多民眾的居住條件確實比以前有了改善。但是這些人很少想到的是，天上不會掉餡餅，那些利益原本都來自土地增值，政府非法搶占了大頭，同時還直接侵奪了很多民眾的正當權益。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是，當有人從他們的口袋裡掏錢，他們知道那是對他們利益的侵犯，但是當政府從國庫裡偷錢，他們卻感覺不到那也是對他們利益的侵犯，因為國庫裡的錢不在他手頭，他們很少感覺到國庫裡的錢也有他的一部分。我想，隨著房價越來越高和權貴們越來越富，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這一點。
在中國，沒有民主選舉，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面對強勢的政府，反抗拆遷徵地的民眾處於絕對的弱勢。他們的抗爭往往是單槍匹馬的，分散的，鑼齊鼓不齊，因此很難取得成效。都說人類社會是有機體。此話也對也不對。無孔不入的商品交換，無遠弗屆的信息交流，早把世界聯成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但是，人類社會又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有機體。眼睛裡落入一粒細微的沙子，牙齒里長了一個小小的洞穴，內臟中混進了一些肉眼看不見的病菌，你就會全身不自在。然而，在人類社會呢，當一些人被搶劫被剝奪，被毆打被監禁，其餘的人卻未必都會感同身受。幾家歡樂幾家愁，飽漢不知餓漢飢。這就是為什麼罪惡可以發生以及並不是都能得到及時制止的一個原因。
有人說，那些釘子戶，那些為拆遷而不斷上訪的訪民是貪婪。這種批評明顯站不住腳。想想看吧，當他們一次次地上訪，不顧政府的打壓，不顧跋涉的辛勞，不顧個人錢財的消耗，有的人甚至採用十分屈辱的方式（如下跪）或十分慘烈的方式（如自焚） 。這怎麼還可能是出於貪婪？非常明顯，他們爭的是公道。他們應當得到我們的同情與支持。
也有人批評拆遷戶太愚昧，還指望著包青天，指望著官員被感化良心發現。這種批評也不對。實際上，拆遷戶的所作所為主要是做給我們看的，是做給公眾看的。他們希望感動的首先是我們，是公眾。他們是在呼籲我們給予同情和支持。他們的抗爭，以及所有民間的抗爭，能取得多大成效，端賴於有多少公眾站出來聲援。一個人自己燒死自己，這當然不可能阻止暴力拆遷。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當唐福珍自焚時，她實際上是在用她的生命向我們發出最後的呼喚。如果我們都挺身而出，用各種方式表達強烈的抗議；後果還會是一樣的麼？
現在有個很不好的傾向，但凡有人採取非暴力抗爭，就有不少自以為看穿了看透了的人出來冷言譏諷，說你們幼稚，說你們與虎謀皮。在他們眼裡，除了手無寸鐵的抗爭者和全副武裝的權勢者，就再沒有別的了。他們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置於看客的地位。這種人未必不能明辨是非。很可能，這種人自己早先多半也抗爭過，但遭受挫敗後就放棄了抗爭，然後看見別人還在抗爭就表示不以為然，非但不去助一臂之力反而要去潑冷水。這就不應該了。這在客觀上幫了專制政府的大忙。
現在中國社會最大的病患莫過於冷漠症的蔓延。正是這種普遍的冷漠，才導致了權勢的驕橫。冷漠雖然不是罪惡，但它是一切罪惡得以發生的條件。事實上，人類反抗暴政的鬥爭，就是反抗冷漠的鬥爭；結束了冷漠，也就結束了暴政。
拆遷徵地問題是個大問題，它導致了大量的群體事件和尖銳的社會衝突。中共最高當局並非不知道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但唯其如此，我們更難指望它自己會認真改正。因為它害怕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連鎖反應，它在錯誤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太遠太遠。它改不起。
這就導致兩個嚴重後果：其一是，由於共產黨已經墮落成強盜集團，它生怕失去權力後會遭到人民的清算，故而對民主化更恐懼更敵視；因此中國的民主化要啟動更困難。其二是，一旦中國走上民主之路，面對著空前規模的財富分配不公，清理工作將極其複雜極其繁重。如果說中共當年的革命是第一次搶劫，爾後的改革則是第二次搶劫。這兩次大搶劫已經把全中國的財產關係帶入空前的混亂。我們可以想像的是，一旦中國民主了法治了，僅僅是圍繞著土地和住房，就該有多少打不完的官司和理不清的產權！
南非大主教圖圖力主在真相的基礎上和解與寬恕，然而他也提醒我們賠償的必要性。圖圖說：“如果有人搶了我的鋼筆，然後請求我寬恕他，那麼他必須退還我的鋼筆，否則他的悔過和坦白就等於零。只要條件允許，坦白、寬恕和賠償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這是不是又要搞共產，搞痞子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呢？不是。當然不是。共產黨當年搞的是對正當財產的非法掠奪，我們現在提出的是對非法財產的正當討還。兩者正好相反。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