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19日訊】在濟南女子勞教所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隊長的高跟鞋。只要我們一聽到那喀吱喀吱的高跟鞋聲，整個大廳裡立刻就死一般的安靜，趕快乾活、幹活，怕隊長又看誰不順眼了來一頓高聲訓斥。隊長不止一次的對一個已經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腰成90度，不能站直，名字叫薛榮）說：你死了還不如死個蒼蠅、蚊子；你死了像死個螞蟻似的。

在這裡，所有勞教人員的生死大權都在這些隊長們手裡。她們那種趾高氣揚的傲慢，令人看了噁心。她們到底吸了多少勞教人員的油、喝了多少勞教人員的血，只有她們自己清楚。因為在這裡，累死人不償命。天天聽到那催命的高跟鞋聲，多少人感嘆：能活著走出這萬惡的勞教所—— 人間地獄，就是命大的。

我勞教期滿回家時，出門就暈倒在接我的親人跟前。回家後，那天天緊緊繃著的神經一放鬆，我病了一個多月。有的被勞教人員教期滿後回家三個月都恢復不過來，有的還大病一場。

本人於2009年3月份被非法勞教一年，在濟南女子勞教所裡見證了一些中共統治的罪惡。在年終總結大會上，一位隊長問全體勞教人員：“你們寫的年終總結有幾個寫的是真心話，請舉手。”沒有一個回答；隊長又問：“你們當中有沒有想寫份真實的總結？”沒有一個敢說。因為誰說真話，輕者挨批、訓斥，重者延長期限。

人只要活著，就要喝水、上廁所。可在這裡喝水、上廁所成了最大的難題。去年最熱的時候，經常是整天沒水喝。我剛剛到車間時，還安排上兩次廁所。可換了個隊長，一下午不許上廁所。要想上廁所，只能打報告，而且報告詞打不標準還不行。在三大隊，有個叫劉玉英的怕尿褲子，總墊著布。有時候這個隊長批准了，那個隊長不批准也不行。隊長批准了，拿著鑰匙管廁所的犯人還要拖延很長時間才開門。三大隊有個姓郭的隊長，我打過幾次報告，她從來沒批准過，總說叫等安排，可一等就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勞教所裡“最好”的治人辦法就是限制喝水、上廁所。當時三大隊流行的順口溜：自己的嘴巴不讓說話，自己的屁股不讓拉，自己的身子自己不當家。因為就是安排上廁所，也不准大便。全部安排完才安排大便。可人身體能等嗎？憋哭的人有的是。

在勞教所裡，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休班，可從沒閒著，不是乾零活，就是補工效。在幾個可憐的休息班時，隊長要所謂的“上課”。記得一次隊長上的是聯合國的座右銘：把人當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那不過是往自己的臉上抹粉而已。因為這裡從來就沒把人當人看。如果哪一個隊長今早出了善心，說大家感冒了，多喝水、多注意休息，調整好自己。有人聽了當真，那才是個大傻瓜。因為她說完就下班了。來接班的隊長完全是另一套。該干多少活，一點不能少。茶爐壞了，今天沒水喝。隊長天天象走馬燈似的來回倒班，她們休息好了和我們這些天天累得半死不活的勞教人員熬時間。

被勞教人員沒有說話的權利，走路、幹活、睡覺、吃飯，除了“快點、快點”外，其它的一律不准。勞教所啥也沒有，就是有活干；啥也有就是沒吃的。在那裡邊，被勞教人員連一個橘子皮也捨不得扔掉，留著泡水喝。中秋節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節日，可在勞教所裡，每人只早上分了一個雞蛋，晚上分了一個橘子，一個蘋果，兩個發了黴、長了毛的月餅，就是不能吃還得偷著扔。

每天早上，站隊吃飯前，值班隊長都要總結頭天的工效。倒數第一當天不准加餐。當天完不成任務的要晚上補上。如果所領導來了叫早睡。但第二天早上必須補上，還要一頓訓斥。這裡所有隊長最關心的就是工效、工效，只要有一口氣，就得乾活。有人被扶著、被架著去車間天天都有，發高燒39度也不准回去躺著。只能坐一會，好受一點立刻就得乾活。因為乾不出工效，就沒有幾元錢工資，不給減天數。

勞教所就像是人間的地獄一樣恐怖。在這裡，不准說話，更沒有人身自由。除了僅有的那幾分鐘的吃飯時間，其它時間全是強制奴役勞動。即便是在幾個有限的休息日，也要“坐好”。所謂的“坐好”，就是坐在一個小凳子上，兩手平放在胸前的腿上，不准說話、不准回頭、扭頭、歪頭，更不用說伸伸腿了。就這樣保持一個姿勢，身子一動不動的坐一天。這一切，隊長不直接管，而是讓正、副班長直接折磨。三大隊有個叫劉玉英的人，因為上訪，她的腿被公安擰的腫得很粗，一到夏天，她的腿腳就發黃、怕冷。可是她們竟狠心的讓她坐在風扇底下扇，因為這個緣故，她不知哭了多少回，一點用也沒有。假如，誰有一點不合他們的心意，班長就向隊長打報告說其不服從管教，這個月少則不加分，多則找你的麻煩，想盡辦法不減期或者加期。尤其對學法輪功的就更嚴。在五大隊，這種“面壁思過”迫害也不過是一星期，而我曾親眼見到過兩個法輪功學員被強制在大廳裡坐了近四十天，天天看那些洗腦的片子，天天寫感想，月月寫小結，不罵法輪功師父過不了關。隊長一遍又一遍的逼迫威脅，驗收不合格不准換片子，什麼待遇也沒有。無論你幹什麼，都有眼線、包夾看著你。

──轉自網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