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2日訊】（大紀元記者吳涔溪台灣台北報導）富士康接連自殺案件，在中共高層下令召回各大媒體記者後，趨向平靜。但對中共治下的“血汗社會”中底層工人悲慘命運的關注、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深層經濟結構的討論，在各大國際媒體依舊方興未艾。
與此同時，外界也指出，這波跳樓事件疑雲重重，政治力介入的斧鑿痕跡明顯，長期觀察中國政商結構的專家懷疑：富士康近期在大陸商場和對手間的競爭和法律訴訟，可能是這波“跳樓事件”導火線；突顯外資協助大陸企業壯大之後，一場國企競逐、取代、驅趕外資、台商的戲碼或許正在浮上檯面。
紅頂商人 深圳發跡
台灣鴻海精密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在右手腕上戴有一串念珠，據說是從一處成吉思汗廟中得來的，其特殊的經營理念和手腕，數年來搶下國際各大廠NOKIA、索尼、蘋果、戴爾許多大廠的供應合同，登上全球電子產業的“代工之王”。
1988年，郭台銘邁出了人生中的關鍵一步，前往土地和勞動力都很便宜的中國大陸，開辦了首家工廠。他看中了深圳這處靠近香港的大陸市場發展的前沿，利用免稅、免租金、可以退稅的出口、人工便宜的製造優勢，打造出富士康王國。
很快地，深圳成為富士康招攬潛在客戶的基地，包括邁克爾‧戴爾1995年到訪華南時，郭台銘透過安排戴爾與他熟識的地方政府官員見面作為交換，獲得駕車送戴爾去機場的機會，然後，郭台銘又在途中安排了戴爾參觀他工廠，爭取訂單。就在同一年，郭台銘拿下深圳一塊更大的地皮，後來發展成為龍華廠。
如今，富士康已經成為一個在全中國擁有80萬員工的大廠，連續多年衛冕中國出口百強企業的第一名。然而，2008年大陸官方刻意降低出口退稅，出台一系列與企業、勞工有關的法規，令以出口為主的台商基地深圳大受衝擊。郭台銘曾對眾多台商會長說：“大陸已不需要台商，鴻海這種大廠可以因應，但是其他的中小企業就很困難了。”近年來，富士康向內陸尋找成本更低廉的地區，其中包括武漢等內陸城市，繼續尋求發展。
富士康PK比亞迪
富士康在大陸無往不利的發展經驗，在和比亞迪的糾紛踢到鐵板。在富士康接連自殺案件後，投資中國受害台商協會理事長高為邦想起一個月前，與某位富士康資深退休經理的談話，這位經理談起富士康與比亞迪的商業紛爭時說：“郭台銘做錯一件事情，就是去告禦狀，從那之後，郭台銘在那邊幾乎很難生存。”
高為邦當時沒細問是如何難生存，但是他指出，看到大陸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富士康跳樓事件，特別是新華社等官方喉舌直批富士康的管理文化，長期處理台商受害案件的高為邦直覺，整個陣仗並非單純的自殺案件，“把郭台銘搞垮”的意味濃厚。
話說富士康與比亞迪之間的糾紛，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28歲起家時花了3年時間成為電池大王，5年前轉進汽車市場，為了轉進手機市場，2003年從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NOKIA手機部門，高薪挖角400多名幹部，獲取內部文件，還複制鴻海的經營模式。
比亞迪幾年時間迅速崛起，如今業務覆蓋了手機電池、液晶屏、鍵盤等。除了在計算機代工、汽車製造沒有重疊外，業務跟富士康近乎雷同。2006年，郭台銘以竊取商業機密為由將對方告上法庭，歷經深圳法院、香港法院、北京法院，民事刑事齊發，一場外表看似勝負鮮明的官司，但比亞迪總能化險為夷、從中脫身，反告富士康員工涉嫌賄賂，偽造證據而遭公安逮捕。
就在訴訟纏鬥的幾年之間，比亞迪用較低的價格，搶走富士康的大筆訂單，更獲得股神巴菲特10%股權的投資。2008財報出爐，比亞迪的表現不論是營收還是每股盈餘，都勝過富士康。
糾紛背後 政商關係較勁
外界在關注這齣商業糾紛時，注意到本土與台資企業背後政商關係的較勁。有報導指出，富士康雖是深圳重量級的台商，但做的是出口生意，相較於比亞迪是深圳納稅大戶、董事長王傳福是深圳人大常委，擁有任免地方官員及司法人員的權力，對深圳地方政府而言，富士康未必比比亞迪吃香。
而有大陸出口企業航母之稱的富士康，在台灣與大陸間的政商關係也非省油的燈，根據《財訊》雜誌報導，“知情台商透露，（2008年）十二月中旬深圳黨委書記、市長被叫到北京’檢討’，北京對於比亞迪未知會上級就迳行發出前述公告頗為不悅。”報導中並透露，“而請得動中央高層幫鴻海’主持公道’ ，則是台灣政壇直通北京的第一把交椅’連戰’。”
然而，向高層告狀似乎未讓富士康和比亞迪間的糾紛提早落幕，“反有可能惹來殺機”，高為邦說。他以自己投資中國廠房被坑，多次訴訟無果，甚至告到江澤民那去，同樣石沉大海。加上多位台商討公道，至今沒有一件案例獲得平反，幾年下來，高為邦痛下結論：“掠奪台商是中共一貫的政策。”
自殺？他殺？引疑竇
姑且不論，整起自殺案件是否起因於富士康和比亞迪糾紛，以及是否因為告禦狀而引來殺機，但整起案件“究竟是自殺亦或他殺”疑點重重，以及“媒體鋪天蓋地報導背後究竟隱含何等政治任務？”最為外界關注。
大陸一些地方媒體也有報導，部份案件被質疑死者身上有傷痕、有凶器，疑似他殺後才被拋下樓，例如“第九跳身上有四處刀傷”，而有案例都提到遭到保安凶狠，如去年7月跳樓的孫丹勇死前遭到保安科的毒打和侮辱、第11跳死前傳訊中也提到“保安根本不把人當人看”。
新紀元周刊評論員童文薰日前在中央廣播電台受訪時指出，富士康的自殺案例或許真有自殺的，但是其中幾例確實啟人疑竇，特別是中國公安已經累積太多不良記錄。她說：“你若用’公安搶屍體’在google上搜尋，有七百多萬筆資料。公安為什麼常常跟中國民眾搶屍體，這跟湮滅證據有關，也就是所謂的’被自殺’。”
童文薰指出廠區內保安的角色令人質疑，許多台商企業被侵吞的案子，都是地區公安潛伏進去，等到外銷技術可以掌握時，就可拿下整個廠了。這些保安負有什麼樣的任務、有何勾結，一般並不得知。 “他來應徵時，你不知道他領兩份薪水”，童文薰說。
媒體操作 陰謀論起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就是中共媒體的連番報導，特別是新華社在4、5月間一連串頗具批評力道的報導，“ ‘連環跳’折射企業文化的冷漠”、“富士康別成披著美麗外衣’黑磚窯’”、“跳樓門：富士康員工最怕遲到和上級看法”、“富士康員工再次跳樓：疑陷被追殺幻覺”、“工業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國”… …系列報導不斷追高批評的聲浪。
在第12起跳樓事件之後，郭台銘打破沉默，開放媒體參觀工廠，並與精神專家在現場展開座談，隨後也傳出中共高層召回駐深圳記者，下達封口令，這幾天，欲罷不能的連環自殺案件，霎時間似乎“暫時止血”。
地方和中央各大媒體輪番報導，引發國內外關注自殺背後的深層原因，包含中國社會高自殺率現象、二代農民工抗壓性、中國廉價勞動者的悲苦處境、戶籍政策的元兇、集權社會對工會組織的壓抑……一連串“由富士康自殺案件，折射出中國底層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討論聲浪在各大論壇、國際媒體上開始發酵。
這把火也有燒到中共統治者自身的趨勢，這或許也是在經過一片鼓譟、撻伐後，各大論壇開始出現刪帖、下達封口令的主要原因。
然而，人們開始懷疑整起事件的媒體操作，究竟有無“陰謀論”的成分。央廣主持人楊憲宏說：“郭台銘和中共關係那麼好，常識上，中共官方會大事化小，但是，中共官方大肆報導，相當程度對富士康不利。”
童文薰也說：“大陸媒體不是絕對不報導中國的負面消息，而是會用’異地報導’的方式，例如富士康在廣州，相對的媒體對他或許比較友善，但是這次的跳樓事件，我們看到，不論廣州、北京和上海的媒體都沒饒過他，形成這樣的風潮。”
上述諸多疑點，讓外界對於“搞垮郭台銘”的猜測不脛而走，許多明眼人看在眼裡更是心有戚戚焉。想當初步紅地毯、遊走兩岸的紅頂商人郭董，利用中國低廉土地、勞工，站上全球電子產業的“代工之王”，在幫助中共打造高GDP、賺取外匯中，可謂功不可沒。但是在技術被學習、管理模式被移轉，中共扶植的企業迎頭趕上的同時，似乎就要面臨和大陸工人一樣被壓榨的命運。
就在連環自殺案搞得台灣首富郭台銘灰頭土臉時，眾多台商噤若寒蟬，唯獨香港首富李嘉誠表示同情。日前因兒子李澤楷在北京“囤地”，遭中央電視台及香港中通社點名，作為北京樓價高漲民怨四起的祭旗，或許是出於對相關手段意有所感，當李嘉誠被媒體問到富士康員工連番跳樓事件時，他以支持的口吻說，郭台銘是成功的生意人，佩服郭台銘所做出的成績。
而台灣立法院長王金平也公開說：“富士康碰到這樣的問題，難免讓其他公司也忐忑不安，究竟如何處理，相信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也是盡心盡力處理，大家都應體諒。”對於媒體加強自殺的效應，他認為是很嚴重的，因此他說：“他（郭台銘）的問題就是國家的問題”。
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利用外資輸血來打造經濟，以維護其不合法政權已初具成果，特權階層也都富了起來，中共所扶植的企業翅膀也硬了，富士康這樁具指標性意義的案件，是否就是中共準備一腳踢開台商的前奏曲？全世界正睜大眼睛看。
與此同時，在谷歌無法再忍受中共的審查撤出中國大陸後，眾多在中國“入鄉隨俗”的外資企業如何找回自己真正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拒絕與壓榨民眾的中共同流合污，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