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吴涔溪台湾台北报导)富士康接连自杀案件,在中共高层下令召回各大媒体记者后,趋向平静。但对中共治下的“血汗社会”中底层工人悲惨命运的关注、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深层经济结构的讨论,在各大国际媒体依旧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外界也指出,这波跳楼事件疑云重重,政治力介入的斧凿痕迹明显,长期观察中国政商结构的专家怀疑:富士康近期在大陆商场和对手间的竞争和法律诉讼,可能是这波“跳楼事件”导火线;突显外资协助大陆企业壮大之后,一场国企竞逐、取代、驱赶外资、台商的戏码或许正在浮上台面。
红顶商人 深圳发迹
台湾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右手腕上戴有一串念珠,据说是从一处成吉思汗庙中得来的,其特殊的经营理念和手腕,数年来抢下国际各大厂NOKIA、索尼、苹果、戴尔许多大厂的供应合同,登上全球电子产业的“代工之王”。
1988年,郭台铭迈出了人生中的关键一步,前往土地和劳动力都很便宜的中国大陆,开办了首家工厂。他看中了深圳这处靠近香港的大陆市场发展的前沿,利用免税、免租金、可以退税的出口、人工便宜的制造优势,打造出富士康王国。
很快地,深圳成为富士康招揽潜在客户的基地,包括迈克尔‧戴尔1995年到访华南时,郭台铭透过安排戴尔与他熟识的地方政府官员见面作为交换,获得驾车送戴尔去机场的机会,然后,郭台铭又在途中安排了戴尔参观他工厂,争取订单。就在同一年,郭台铭拿下深圳一块更大的地皮,后来发展成为龙华厂。
如今,富士康已经成为一个在全中国拥有80万员工的大厂,连续多年卫冕中国出口百强企业的第一名。然而,2008年大陆官方刻意降低出口退税,出台一系列与企业、劳工有关的法规,令以出口为主的台商基地深圳大受冲击。郭台铭曾对众多台商会长说:“大陆已不需要台商,鸿海这种大厂可以因应,但是其他的中小企业就很困难了。”近年来,富士康向内陆寻找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其中包括武汉等内陆城市,继续寻求发展。
富士康PK比亚迪
富士康在大陆无往不利的发展经验,在和比亚迪的纠纷踢到铁板。在富士康接连自杀案件后,投资中国受害台商协会理事长高为邦想起一个月前,与某位富士康资深退休经理的谈话,这位经理谈起富士康与比亚迪的商业纷争时说:“郭台铭做错一件事情,就是去告御状,从那之后,郭台铭在那边几乎很难生存。”
高为邦当时没细问是如何难生存,但是他指出,看到大陆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富士康跳楼事件,特别是新华社等官方喉舌直批富士康的管理文化,长期处理台商受害案件的高为邦直觉,整个阵仗并非单纯的自杀案件,“把郭台铭搞垮”的意味浓厚。
话说富士康与比亚迪之间的纠纷,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28岁起家时花了3年时间成为电池大王,5年前转进汽车市场,为了转进手机市场,2003年从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NOKIA手机部门,高薪挖角400多名干部,获取内部文件,还复制鸿海的经营模式。
比亚迪几年时间迅速崛起,如今业务覆盖了手机电池、液晶屏、键盘等。除了在计算机代工、汽车制造没有重叠外,业务跟富士康近乎雷同。2006年,郭台铭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将对方告上法庭,历经深圳法院、香港法院、北京法院,民事刑事齐发,一场外表看似胜负鲜明的官司,但比亚迪总能化险为夷、从中脱身,反告富士康员工涉嫌贿赂,伪造证据而遭公安逮捕。
就在诉讼缠斗的几年之间,比亚迪用较低的价格,抢走富士康的大笔订单,更获得股神巴菲特10%股权的投资。2008财报出炉,比亚迪的表现不论是营收还是每股盈余,都胜过富士康。
纠纷背后 政商关系较劲
外界在关注这出商业纠纷时,注意到本土与台资企业背后政商关系的较劲。有报导指出,富士康虽是深圳重量级的台商,但做的是出口生意,相较于比亚迪是深圳纳税大户、董事长王传福是深圳人大常委,拥有任免地方官员及司法人员的权力,对深圳地方政府而言,富士康未必比比亚迪吃香。
而有大陆出口企业航母之称的富士康,在台湾与大陆间的政商关系也非省油的灯,根据《财讯》杂志报导,“知情台商透露,(2008年)十二月中旬深圳党委书记、市长被叫到北京’检讨’,北京对于比亚迪未知会上级就迳行发出前述公告颇为不悦。”报导中并透露,“而请得动中央高层帮鸿海’主持公道’ ,则是台湾政坛直通北京的第一把交椅’连战’。”
然而,向高层告状似乎未让富士康和比亚迪间的纠纷提早落幕,“反有可能惹来杀机”,高为邦说。他以自己投资中国厂房被坑,多次诉讼无果,甚至告到江泽民那去,同样石沉大海。加上多位台商讨公道,至今没有一件案例获得平反,几年下来,高为邦痛下结论:“掠夺台商是中共一贯的政策。”
自杀?他杀?引疑窦
姑且不论,整起自杀案件是否起因于富士康和比亚迪纠纷,以及是否因为告御状而引来杀机,但整起案件“究竟是自杀亦或他杀”疑点重重,以及“媒体铺天盖地报导背后究竟隐含何等政治任务?”最为外界关注。
大陆一些地方媒体也有报导,部分案件被质疑死者身上有伤痕、有凶器,疑似他杀后才被抛下楼,例如“第九跳身上有四处刀伤”,而有案例都提到遭到保安凶狠,如去年7月跳楼的孙丹勇死前遭到保安科的毒打和侮辱、第11跳死前传讯中也提到“保安根本不把人当人看”。
新纪元周刊评论员童文薰日前在中央广播电台受访时指出,富士康的自杀案例或许真有自杀的,但是其中几例确实启人疑窦,特别是中国公安已经累积太多不良记录。她说:“你若用’公安抢尸体’在google上搜寻,有七百多万笔资料。公安为什么常常跟中国民众抢尸体,这跟湮灭证据有关,也就是所谓的’被自杀’。”
童文薰指出厂区内保安的角色令人质疑,许多台商企业被侵吞的案子,都是地区公安潜伏进去,等到外销技术可以掌握时,就可拿下整个厂了。这些保安负有什么样的任务、有何勾结,一般并不得知。 “他来应征时,你不知道他领两份薪水”,童文薰说。
媒体操作 阴谋论起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就是中共媒体的连番报导,特别是新华社在4、5月间一连串颇具批评力道的报导,“ ‘连环跳’折射企业文化的冷漠”、“富士康别成披着美丽外衣’黑砖窑’”、“跳楼门:富士康员工最怕迟到和上级看法”、“富士康员工再次跳楼:疑陷被追杀幻觉”、“工业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国”… …系列报导不断追高批评的声浪。
在第12起跳楼事件之后,郭台铭打破沉默,开放媒体参观工厂,并与精神专家在现场展开座谈,随后也传出中共高层召回驻深圳记者,下达封口令,这几天,欲罢不能的连环自杀案件,霎时间似乎“暂时止血”。
地方和中央各大媒体轮番报导,引发国内外关注自杀背后的深层原因,包含中国社会高自杀率现象、二代农民工抗压性、中国廉价劳动者的悲苦处境、户籍政策的元凶、集权社会对工会组织的压抑……一连串“由富士康自杀案件,折射出中国底层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讨论声浪在各大论坛、国际媒体上开始发酵。
这把火也有烧到中共统治者自身的趋势,这或许也是在经过一片鼓噪、挞伐后,各大论坛开始出现删帖、下达封口令的主要原因。
然而,人们开始怀疑整起事件的媒体操作,究竟有无“阴谋论”的成分。央广主持人杨宪宏说:“郭台铭和中共关系那么好,常识上,中共官方会大事化小,但是,中共官方大肆报导,相当程度对富士康不利。”
童文薰也说:“大陆媒体不是绝对不报导中国的负面消息,而是会用’异地报导’的方式,例如富士康在广州,相对的媒体对他或许比较友善,但是这次的跳楼事件,我们看到,不论广州、北京和上海的媒体都没饶过他,形成这样的风潮。”
上述诸多疑点,让外界对于“搞垮郭台铭”的猜测不胫而走,许多明眼人看在眼里更是心有戚戚焉。想当初步红地毯、游走两岸的红顶商人郭董,利用中国低廉土地、劳工,站上全球电子产业的“代工之王”,在帮助中共打造高GDP、赚取外汇中,可谓功不可没。但是在技术被学习、管理模式被移转,中共扶植的企业迎头赶上的同时,似乎就要面临和大陆工人一样被压榨的命运。
就在连环自杀案搞得台湾首富郭台铭灰头土脸时,众多台商噤若寒蝉,唯独香港首富李嘉诚表示同情。日前因儿子李泽楷在北京“囤地”,遭中央电视台及香港中通社点名,作为北京楼价高涨民怨四起的祭旗,或许是出于对相关手段意有所感,当李嘉诚被媒体问到富士康员工连番跳楼事件时,他以支持的口吻说,郭台铭是成功的生意人,佩服郭台铭所做出的成绩。
而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公开说:“富士康碰到这样的问题,难免让其他公司也忐忑不安,究竟如何处理,相信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也是尽心尽力处理,大家都应体谅。”对于媒体加强自杀的效应,他认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说:“他(郭台铭)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
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利用外资输血来打造经济,以维护其不合法政权已初具成果,特权阶层也都富了起来,中共所扶植的企业翅膀也硬了,富士康这桩具指标性意义的案件,是否就是中共准备一脚踢开台商的前奏曲?全世界正睁大眼睛看。
与此同时,在谷歌无法再忍受中共的审查撤出中国大陆后,众多在中国“入乡随俗”的外资企业如何找回自己真正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拒绝与压榨民众的中共同流合污,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