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4月29日訊】 每逢以台灣聽眾為主的演講，我總會遇到這樣的提問：中國大陸為何不能像台灣那樣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大陸人也有同樣想法，不少人在絕望之時，總是拿台灣的例子鼓勵自己：同為華人的台灣既然能走上民主化道路，我們也一定能。
從第一次遇到這一提問開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兩岸的政治道路何以會不同。對比了兩岸情況後，我認為台灣除了內部異議人士不屈的抗爭之外，更多得益於三個外部因素。正是有了這三個外部因素的強力推動，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得以完成；而中國大陸因缺少這三個外部因素的強力推動，因此民主化進程步履維艱。
一、大陸與台灣對美國價值觀的認同不一樣
台灣兩蔣父子執政尤其是蔣經國時期，實行雖是威權政治，但並不排斥美國的價值觀。台灣政府對自歐美學成歸台的學子敞開大門，比如今天的馬英九，就曾任蔣經國的政治秘書。而今天中國大陸除極少數人之外――這些人有的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國當局在世界上陷入孤立之時首批歸國者；有的是家有深厚政治背景――中國政府並未對海外歸國的學子（尤其是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敞開從政大門。一些曾在政府部門中任職後來出國者，想再返回政壇也不得其門而入。筆者知道一位80年代略有名氣的人士（是過氣高干子弟成員），從英國某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希望在中國政府部門謀職。其父親的老友、一位主管人事的中共元老勸他放棄這想法，理由是：XXX六四後沒出國，現在還在政府工作，屬於歷史不清白（指為趙紫陽政府服務），但是清楚的一類，黨可以控制使用；你在英國停留六、七年，屬於歷史清白但不清楚的一類，黨對這類人不放心。
鑒於此，中共寧可花大價錢將部分官員送出國培訓，比如哈佛現在開辦的省部級官員進修班，每人每年學費5萬多美元（生活補貼另算）。但中共寧可花錢為官員鍍金，也不要正宗的留美海歸。因為在中共看來，這種經過選拔出來的官員，政治可靠程度大得多。這也是許多早期“海歸”多年來意欲進入政壇，大量撰文表態，包括對反右、文革等歷史塗脂抹粉，將他們撈取學術資本的美國貶低得一無是處，中共還是沒有對他們開放從政大門，只讓他們做文化幫閑的原因――因為中共對美國價值觀持排斥態度，對在那裡生活學習多年的人本能地不信任。
二、台灣與大陸的僑民對本土專制政權的態度不同
1984年10月15日發生於美國的“江南命案”，是台灣走向民主化的契機。原為蔣經國部下的江南因寫作《蔣經國傳》而被刺殺，據傳是蔣經國次子蔣孝武秘密策劃。
“江南命案”發生以後，僑居海外的台灣華人群情激憤，強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於天下。於是海內外輿論焦點對准了台灣國民黨當局和蔣氏家庭。最後，蔣經國透過判處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人徒刑，法辦了具體執行這一罪惡行徑的陳啟禮等人，並將蔣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務代表，勉強平息了“江南命案”所帶來的衝擊波，但也使蔣經國不得選擇“成為台灣最後一位專制者”的道路――可以說，當時如果沒有台灣海外僑居群體的呼吁與壓力，台灣民主化的契機可能就此錯過。
但台僑能夠做出這種選擇，與他們秉持的價值觀有關。對人生價值觀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化過程往往在15歲以前完成。這些台僑在台灣從未受過仇恨美國與西方價值觀的洗腦教育，師法歐美以自強一直是其受教育的主調。但1980年代中後期出國留學定居的大陸華人，情況與台僑不一樣。他們自小接受中共意識形態教育，許多人認為專制政治具有天然合理性，加上以愛黨為核心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使他們“黨、國不分”。因此，這批大陸華人不僅不痛恨本中共專制政權，反而以為認同中共政權就是認同“祖國”。加上中共投入巨資悉心開展海外統戰工作，通過利誘與打壓這種雙管齊下的手法控制海外華人，對那些在西方社會獲得一定社會地位的華人多方關照；而對那些持批評態度的人士則排斥打擊，例如不給回國簽證，或者在其回國後讓安全部門上門騷擾威脅等，再加上中共使用所謂“海外統戰三寶”――華文媒體、華人社團與華文學校深入華人社群，讓一些活躍骨干控制華人，使心有不滿者也不敢有所表示。這樣一個已經完全被中國當局控制了的華人社會，不僅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政府的高度腐敗視而不見，反而成為中國當局在海外對付異議人士與法輪功團體的得力助手，民主人士痛恨之余，將這類人罵為 “愛國賊”。
三、兩岸對美國的壓力反應完全不同
國民黨政府敗退大陸，曾有一段“克難”時期。台灣之所以能夠偏安一隅，實得益於美國的保護（美國《對台灣關系法》明確了這種義務）。而美國對兵敗大陸的國民黨政府態度非常復雜，一方面出於抵御共產主義擴散的全球戰略考慮，必須繼續扶持台灣政府；另一方面又恨其不爭，認為專制政體保證了上層中層大肆貪污腐敗而不受懲，喪失了民意基礎而失國，所以希望其放棄專制。這種關系決定了台灣必須考慮美國的意願。而中共政權一直在輿論宣傳上以美國為敵，對美國的任何“和平演變陰謀”持高度警惕狀態。
以上三點不同，是台灣成功實現民主化的關鍵，也是中國大陸至今與民主化無緣的原因。在台灣與大陸關系日趨緊密之時，筆者敬希台灣各界以香港日益喪失言論自由、政治上淪為附庸的經驗為鑒，珍重得之不易的民主果實。
（原載《看》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