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4月9日訊】本期《經濟觀察報》的“觀察家”欄目，主題是“如何看待‘中國模式’”。我不禁用“中國模式”作主題搜索了一下，竟有一千兩百萬條。

“中國模式”之所以成為媒體反復炒作的話題，根本的原因是許多人對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奇跡增長深感困惑，找不到滿意和信服的理解。

我支援這樣一種看法，即“六四”以前的“中國模式”是不能與“六四”以後的“中國模式”混為一談的。“六四”以前的“中國模式”，是文革亂局與毛去世形成的特定政治環境下，極權國家的領導人回應民意、自我革新的勇敢嘗試，而“六四”以後的“中國模式”，則是被“六四”風波和“蘇東”解體震驚的權勢集團，順著變革的犧牲者炸開的突破口，利用經濟全球化為極權體制的生存作怯懦掙扎的產物。雖是同一個極權國家，但兩個階段當權者的精神和道德狀態大不相同，因此，經濟高速增長的性質和後果也大不相同。

對所謂“中國模式”的困惑主要來自於如何理解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的奇跡增長。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解放性”，即對民間和地方自主性的解放，而九十年代的高速增長，則越來越具有剝奪性。那麼，這種高度剝奪性的經濟增長何以能夠實現呢？我認為借助龐氏騙局這個博弈模式，可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有深一步的理解。

龐氏騙局有兩個基本要素，一個要素是引資者自己知道這是一個不道義因而不可持續的遊戲，第二個因素，引資者能讓足夠數量的投資者相信，有短期獲利的很大可能。缺少任一要素，龐氏騙局都不成立。龐氏騙局是不準備對投資者負責的，但這並不排斥引資者讓部分投資者一時獲利，尤其是讓先投資的人獲利，否則遊戲就玩不下去了。但不論是否有投資者從這個遊戲中獲利，引資者自己對遊戲的道德基礎和可持續性並無信心，決定了這個遊戲必定以不良後果而告終。

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模式”，是一種特殊的龐氏騙局，因為主持這個騙局的不是個人，而是一個極權國家。經典的龐氏騙局，主要是用後來者的投資去付先來者的紅利，這樣，只要後來者增加的速度足夠快，龐氏騙局就能得逞。我們看到，由極權國家主持的龐氏騙局，是用透支國民的福利和未來來吸引外資的。吸引外資本來不是壞事，但中國當權者一方面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另一方面卻明顯向右轉，用不顧長遠，不顧後果的勞工政策、社會政策和環保政策讓外資獲得暴利。

早有明眼人，比如預言中國崩潰的章家敦，看穿了“中國模式”的龐氏騙局本質，但是，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以舉國之力支持的龐氏遊戲，具有極其可怕的迷惑力。畢竟，在這個過程中，勤勞的中國人確實創造了不少真實的經濟奇跡。而正如許知遠所說的，把中國人的經濟成就與當權者的機會主義及各種弊政混在一起冠以“中國模式”，實際上助長了龐氏騙局的欺人效應。

目前中國正處於這樣一個階段，地方政府以至黑社會效仿中央政府，發展出形形色色的龐氏騙局，已經到了中央無法控制的程度。這些騙局不斷引發大大小小的災難。近來西南發生的大旱，以及接連不斷的礦難，無不與龐氏騙局掩蓋下政府多年的積弊和基層失序有密切關係。西南的旱災表面上看純屬天災，但已經有人指出，此次大災後面有極大的人為因素，中共水利政策的根本性錯誤以及近年在林業開發方面的急功近利，才是真正的禍根。至於制止不住的礦難，則充分暴露了中國的底層已經陷入令人難以想像的極度混亂，每一天都在製造人間慘劇。

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威脅最大的龐氏騙局，就是地方“土地財政”引發的房價飛漲。最近，新華社不同尋常地連發五篇文章，痛斥地方政府的腐敗釀高房價，說明中央當局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一旦房地產的龐氏遊戲崩盤，就可能引發更多龐氏騙局崩盤，這不僅將帶來更大的災難，也將賦予“中國模式”十分尷尬的含義。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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