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8日訊】中共現執政危機不是外交而是內政，一億三十歲以下的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福利沒有保障，當局仍以大幅賣地財政維持經濟，但高房價只會增加新生代的憤怒。
今年三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例行的“兩會”，然而在內政、外交方面遇到一個接一個麻煩。美國對台軍售武、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增加對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廣播和網路視頻的播放、谷歌事件以及人民幣匯率等使中美關係進入全面困難。不過，中共面臨最大挑戰不是外交而是內政，三十五歲以下的新生代國民對政府失去信心，將挑戰中共執政能力與地位。
流入城市無退路的一億農民工
一月初，中共一號文件首次要求“採取有針對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所謂新生代農民工，是指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出生的農民工，這批十六到三十歲的農民工有一億之巨。
二月三日至七日，中共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行省部級幹部專題研究班。胡錦濤強調：“這是我國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關係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全局”，要毫不動搖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二月五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和單位切實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對欠薪引發的群體事件要追究直接責任人員和有關領導人責任。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的一代農民工，他們缺文化為養家糊口進城打工，年齡在二十至四十歲間，現已進入四十至六十歲“年老體弱”的年齡，除少數留城外，大部分已返鄉。而新生代農民工自幼隨父母進城或從學校畢業後直接進入城市，他們不會種地，不適應農村生活，只有到城市一條路，但無法紮根。
新生代農民百分之九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其中百分之三十以上具有高中、中等專業文化。他們與父輩不同，不願做苦力，要求作為正常人的工作狀態，不願像父輩一樣忍受日夜加班，在環境惡劣中像驢子拉磨般活在世上。
二○○八年官方統計，中國大陸城市化率為百分之四十五點七，將每年在城市停留六個月的農民也納入城鎮人口，這顯然是官方資料造假。中共錯誤將城市化建設代替人口的城市化。新生代農民工的數字年年在增加，每年進入婚齡的至少有一千五百萬。他們往往以非婚方式解決性飢渴和生兒育女，所有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和高價房與他們無緣……
大幅賣地大幅腐敗軍民大不滿
二月二日，國土資源部新聞發布會的資料顯示，二○○九年土地出讓總價相比前年大幅增長百分之六十三，賣地款為一點六萬億元。二○○九年全國土地出讓總面積二十點九萬公頃，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八。
房地產用地供應十點三萬公頃，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六點七。住宅用地供應七點六萬公頃，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八點八。在住宅用地中，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供應六點四萬公頃，同比增加百之分之三十六點九。房地產用地出讓價款一點三四億元人民幣，占出讓總價款的百分之八十四。
財政部負責人認為，二○○九年全國財政收入中土地收入的貢獻率為二成五，ＧＤＰ增長是８。賣地財政是中共執政的經濟基礎，大陸已進入土地救經濟，經濟保中共時期。
土地財政造成全面腐敗，高價房不僅阻止人口城市化，也造成全國的房荒。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全面停止了福利分房，造成八成五的國民購不起房。按大陸現狀，初進政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人員平均是廿五歲並具有大專或高中畢業以上文化的年青人，至今三十五歲以下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絕大多數購不起住房。這批體制內掌握各項政府公權的青年群體已深感黨文化體制，解決不了他們結婚生子的基本住房問題。他們是首先覺醒的一代人，體制內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中國的戈巴契夫們或許將在這擁有三千萬人的群體中產生。
中國大陸三十五歲以下的軍人現狀是什麼？三十歲就可以擔任團級指揮官，三十五歲就可以擔任師級指揮官。連以上軍事指揮官和文職人員從軍事院校或地方大學畢業學生中選任。營以上乾部並有十五年以上軍齡的軍官家屬才可隨軍，現大陸軍人住宅正在全面清理，老軍人不願騰出原住營房，他們轉業到地方后買不起高價房。年輕軍官不能及時住進營房，造成軍人與妻子長期分居，即便隨軍也解決不了就業和住房，一旦轉業到地方又加入缺房大軍的隊伍中。
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期間，遇到許多解放軍團級、師級幹部因殺害自己的妻子而坐牢，這是當今中國出現的軍人妻子婚外情現象。軍人收入比起商人低得多，買不起高價房，解決不了子女就學，妻子就業和老人就醫問題。妻子易受誘惑而與他人通姦。
城市農民工的各種抗議手段
一九九四年財政體制改革，造成財權上收，事權下放。全國財政五成八歸中央政府，四成二歸省級、地級、縣級和鄉鎮級政府，其中又大部分歸省政府，造成各級幹部工資收入主要來源於土地財政。土地財政推高了腐敗，腐敗又推高了房價，各級幹部搶房，用遠低於市場的價格購房。
例如：二月五日上午，上海法院開庭審理四十四歲上海青浦監獄副監獄長、政委、處級幹部翁黎明違法獲利一百七十六萬元。翁利用職務之便，為犯人加快減刑中得到回報，以父母、妹妹名義在上海行之路，以遠低於市場價格購置了五處住宅，少支付人民幣一百七十六萬元。二○○八年底翁即將被提升為副局級幹部之際，受到舉報而落馬，舉報人正是監獄內大批年輕的中共黨員警官……
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沒有像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後那樣禁止人口自由流動。中共的戶籍制度是從蘇聯的城市居民通行證制抄襲而來，在這前農戶並沒有感到低人一等，城市人也沒有高人一籌。中共在全國城鄉築起的一道又厚又高的“大陸柏林牆”，以致每個國民從出生、上學、就業、戀愛、婚姻、家庭到交友都無法離開這個中式柏林牆。鄧小平式的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並不必然帶來公民權的實現。新生代農民聚在一起，形成各色各樣的貧民區，如北京 “浙江村”、“安徽村”、 “新疆村”、“河南村”等。在城市的新生代農民飽受剝削和歧視，他們採取各種維權手段，包括以跳樓或上塔吊車相要脅，同鄉會集體行動，上訪、罷工、靜坐、發網文和接受境外媒體採訪等去影響社會，與政府“談判”，爭取自己權利。年輕人維權過程儘管充滿著屈辱、艱辛與犧牲，儘管中共利益集團有一股頑強勢力阻擋新生代覺醒，以至於從一九九四年來開始討論的戶籍制度改革至今處於“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欺人狀態，但這堵“柏林牆”終將被沖破。
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有委員提出七百萬以上大學畢業生尚未找到工作。權威研究機構報告指出，城市中至少有五百萬蟻族。所謂的蟻族是指大學畢業後在城市處於半失業狀態，十多人乃至幾十人像螞蟻一樣，租用城市邊緣地的住宅。他們生存都存在極大困難，面對結婚生子無緣買高階房，明天不知在那裡？這些沒有未來的年輕人將會是當政者的很大威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