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月16日訊】
深情如許，非深哀巨痛之過來者，豈能信筆為之？– 編者
一
一九四八年即民國三十七年，我十一歲，是我至今回憶中一生最快樂的日子。在此前一年，我從成都市黃瓦街少城小學轉學到成都六區一校。這是一個由政府公辦的學校，而少城小學是私立小學。所謂“少城”是清代滿州人在成都市內自建的一個城中之小城。“少城”即小城之意。那時少城內住的都是滿族人又稱“旗人”。這些旗人，一出世就由朝廷免費供給一份口糧，以保證其有飯吃，比毛時代的紅五類吃香多了。因此這些人大多數都好吃懶做，即平日人們說的八旗子弟是也。辛亥革命後，這些優待沒有了，少城也折除了，滿，漢混雜而居。但那個少城小學仍是一些有錢的滿人辦的私立小學。條件和教學質量也在中、上水平。該校校長姓雷，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女兒又和我同班，我們很要好，天天在一起玩。後來老師也知道了這層關係，因而有些事對我便有些照顧遷就。後來我父親覺得這樣會把我寵壞的，於是將我轉學到離我家更近一些的六區一校就讀。
到六區一校我就甚麼關係也沒有了。但不久班主任又特別喜歡我。班主任老師叫張潔如，是個女老師，浙江人，抗戰中逃難來到四川定居下來。她教學十分認真，也非常嚴厲，完不成作業或調皮搗蛋者，她要用竹板打手心。打得雖不重，卻是一種羞辱。學生們把這種處罰戲稱為“請你吃筍子煎肉”。我因為從來不犯規，考試成績幾乎每次都名列前茅，所以張老師對我很好，從來未請我“吃”過那“筍子肉”。那時的師生關係非常純正，決不象今天教師節要給老師送禮，不送的要受歧視。記得有一次張老師生病了在家休息，父親叫姑姑和我一道買些水果去看她。張老師說什麼也不收，最後只取出一個蘋果說“這就代表我領了情的心意”，並叫她先生和女兒一定要留下我們吃午飯，弄得我和姑姑都不好意思。
二
那時沒有教師節，卻有個法定的兒童節，但不是今天大陸定的6月1日，而是每年的4月4日，為何定這一天，我現在也沒搞明白，不過肯定是這一天，而且相當隆重。不僅所有公、私立小學校及初中全部放假，全市影劇院停止營業一天向兒童免費放映電影，和演出戲劇。全市的機關，團體，學校以及一些大商店門前都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特別莊嚴隆重的是在祠堂街中正公園內舉行的童子軍檢閱儀式。各校都派出了一支代表隊去參加檢閱。現在我一回憶起當年那童子軍的裝束都還感到興奮：黃色的童子軍服、船形帽、肩章、臂章、警笛繩，完全一個小軍人的模樣。這一年我也作為校代表隊的一員參加了隆重的檢閱儀式，以方正隊形，整齊的步伐走過了檢閱台。由於我們佇列整齊，步伐統一，各種動作規範，被評為最佳的佇列之一。至今我都還記得那激動人心的《童子軍軍歌》：
童子軍，童子軍，童子軍！我們，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兵，年紀雖小志氣真，獻此身，獻此心，為國家，為人民！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充實我們行動的精神。大家團結向前進，前進，前進，青天高，白日明！
檢閱結束了，各學校的校長，老師，部份家長，包括我父親都在一旁參觀，當看到我們被評為最佳佇列之一時，我父親非常高興地對我說“你爸只當過文職軍人，算不得金戈鐵馬報效國家，我將來送你去讀軍校，我兒子會成為個好軍人”。我當時也是豪情滿懷，大有“中原北望氣如山”之概。可真世事難料，誰知道長達半個世紀的國家民族的浩劫之災，馬上就要降臨了……
三
當時成都不管公、私立學校每天上學，放學前都要舉行升、降旗儀式，即由全校學生集合在操場，學生們在軍號，鼓樂伴奏下齊唱《國旗歌》，兩位升旗手徐徐拉動旗繩，使國旗冉冉上升至旗杆頂。降旗則相反。升旗手要熟練地掌握好節奏，歌唱完，國旗升至杆頂，一氣呵成。在雄壯的軍號鼓樂聲中，十分莊嚴動人。而那《國旗歌》詞不知何人所作，大氣磅礴尤其感人肺腑，雖時隔近六十年了，尚能記誦：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胄，東亞稱雄。勿自暴自棄，勿固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為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
唱著如此優美雄壯的歌曲，目送著美麗莊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冉冉上升，真是愛國豪情直透雲霄！不知臺灣的中、小學生們今天還是這樣嗎，
每週星期一要作紀念周，作紀念周時還要高唱國歌，那國歌詞，也十分嚴肅莊重，不僅言簡意賅，更文詞典雅，宛如詩經的格調，歌曰：
三民主義，吾党所宗，已建民國，已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我敢說，今天大陸有的青年人，不怕他學士，碩士頭銜，叫他解釋清楚也困難。我就寫給一個大學生看過，他竟問我“這‘夙夜匪’是個甚麼匪啊”？看來他們這一代人已聽慣了“呼兒海喲”之類的下里巴人調，對陽春白雪自不“感冒”了！就是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被中共定為“代國歌”後，一“代”就半個多世紀到現在。“文革”期中田漢成了黑幫份子，這國歌詞出於“黑幫”之手如何向世人交代，那方法也絕，當時國歌變成了只有曲沒有詞，這在世界上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吧！幸好聶耳早逝，不然要是他再成了 “黑幫”真沒轍了，這也算中國特色。四人幫一垮，照理說事情該解決了，誰知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不知是那位老兄的餿主意，竟用聶爾原曲給填了個新詞，把毛澤東也塞進了國歌詞內，而且無作者，叫“集體重新填詞”，這“集體”究竟是何方神仙也無人得知。反正搞得不倫不類，叫人聽了啼笑皆非。後來鄧大人上臺，才把這“集體詞”給“斃”了。為使後人不致忘了這段國歌佳話，在此順便一提。
四
這一年在期末考試前數周，全市進行了一次小學生講演比賽。由每校選撥一名選手參加。這一名選手又在各校通過比賽自行選拔。因為比賽的重點是“演講”而非作文，而且都是十多歲的小學生，所以演講稿不規定必須由演講學生自寫，可請他人擬稿，不過演講時不許拿著稿“照本宣科”，大概是要考一下你的記誦能力。張潔如老師派我代表本班參加比賽。對於才十一歲的我來說，真是大姑娘上花轎――第一回。但張老師叫我不要怕，她不但代我擬好了講演稿，還單獨對我進行指導。特別叫我不要“怯場”，她說“你把下面的人，只當作是一排排的樹木，只管放開講去，”。我從小記憶能力較好，把講稿背得爛熟後，真的對著下面“目中無人”似的放了膽侃侃而談，其實全都是鸚鵡學舌，按張老師事先“導演”的，甚至講哪里需要一個什麼手式，何處需要個什麼面部表情，都一切按老師佈置的講而演之。結果還可以，取得全校第一名，自然也就拿到了參加全市小學生講演比賽的入場券。
這一下，不僅我，張老師，校長甚至我父親都緊張起來，希望能看到我“再創輝煌”。於是張老師原來給我擬的講稿，經過其他老師提出修改意見後，張老師又叫她就讀於成都華西大學的大女兒陳瑾再字斟句酌進行修飾潤色。我除了上課幾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但那時的學生根本不象今天的學生這麼大的功課負擔，我每天還是覺得很輕鬆愉快。到了比賽那天，是個星期日，地點我已想不起了，反正是個很大的禮堂內。張潔如老師，姜校長，還有位胡老師和我父親作為家長和我一齊進入了賽場。由各校校長通過抽籤，決定每個參賽人出場的次序。參賽的學校有二十來個，校長給我抽到的是9號。規定每個人講演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分鍾，到達十分鐘時，評判席上搖鈴示警。參賽人坐左邊，老師家長旁聽坐右邊。比賽井然有序地開始了，壁上的時鐘正好8點。第一個和第二個上臺講演的都是男生，我覺得他們都表現平平，我心裏想今天我應該有希望獲得好名次。這時評判席上忽然叫道“3號林瘦娟同學請上臺講演”。上臺的是一個女生名如其人略顯消瘦，身材勻稱，一張很可愛的瓜子臉，大眼睛，年齡和我差不多。一口國語（現在大陸叫普通話）講得十分流利，音質也十分優美。我還記得她一開始是這樣的：
“尊敬的老師們，親愛的同學們： 打開我們祖國的地圖，你看到的是一張美麗的秋海棠葉。 她看上去是那麼的莊嚴，美麗，落落大方，令人著迷神往。可是這片美麗的秋海棠葉，現在卻在一天天地凋零，支離破碎，面目全非了……”
接下來她以低平而帶傷感的語調講述了中國遭受外國侵略的往事，特別突出了外蒙古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被赤色帝國主義蘇俄勾結蒙共份子，把它從中國割裂了出去，使我們美麗的秋海棠葉，變成了一個既不象雞、又不象鴨的怪東西。最後，她用高亢的語調說道：“我們決不能再讓山河破碎風拋絮的悲劇重演，我們要作中華河山的主人，捍衛我們每一寸神聖的國土”！她的整個講演，真可謂聲情並茂，語調的抑揚頓挫，表情的喜怒哀樂，以及自然大方的體態“語言”，都被她發揮得淋漓致盡而又恰到好處。話音剛落，評判席和聽眾席上都同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她的講演征服了全場聽眾。雖然我在第9個上場時也竭盡了全力，不但未出現什麼失誤，而且自已都覺得已超日常水平發揮了，但連我自已也覺得這次冠軍非3號莫屬了。
果然最後3號林瘦娟無可爭議地奪得冠軍，我居其後得了第二名。校長，張老師和我父親都對我的表現表示肯定。但也一致認為3號同學確實非常優秀，評判是公正的。我自已也輸得口服心服，覺得和人家相比，確是有差距，該向人家學習。尤其使我感動的是她抒發出的那一派對祖國山河國土的厚愛之情，真是感人至深，至今難忘。1950年我已讀初中了，在新華文摘上，看到了郭沫若1949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竟稱反對外蒙古獨立的人是“反動份子”，說中國不應該以“宗主國的心態對待蒙古”，甚至說蒙古獨立後，人家的“前途會更好”。本來此前，對這位郭先生我是很尊敬的，但他這番“高論”幾乎徹底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我覺得他完全是無恥。由於當時自己畢竟還是個孩子，因此把一切氣都發在他身上。當時也根本不懂，象這樣的事，在中國豈是個人敢隨便表態的。於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在閒談中向同學談了，沒想到馬上就有人去告密。學校軍代表劉文范把我叫去訓了我一頓，說我這是“反動思想”，“反蘇言論”。好在那時我才十三歲，未以反革命論處。但在1958年對我進行政冶迫害的判決書中，竟有“讀中學時便有反動言論，造謠說國民黨要打回來”的誅語，我現在也不明白反對分裂外蒙，就算是“反動言論”，又怎麼和 “國民黨要打回來”掛上了鉤，後來我多次在報上看見，臺灣國民黨代表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把外蒙擋在聯合國門外，那時報上說國民黨代表是在聯合國“搗亂”，但我卻認為這才是民族大義，可嘉可敬。當然，人家也許又認為是反動。不過我們今天那些“反帝”，反台獨的英雄，好象從來就不知外蒙比臺灣更早就是中國的國土似的。這也許就是黨性高於一切的體現吧！
往事如塵如煙，一切過去六十年了。後來我斷斷續續地知道，林瘦娟的爸爸是個畫家，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林瘦娟則不知所終。張潔如老師的丈夫陳先生是國民政府的公務人員，1955年肅反中被捕判刑，張老師本來心臟就有病，經不起這一打擊，也離開了人世。他們只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陳瑾，二女陳琳，都是大學畢業。陳瑾在華西醫科大學作助教，1956年我去看她，她婚姻很不幸剛離了婚，帶著一個五歲的小女兒叫竹瑜。我讀書時張老師身體欠佳，陳瑾多次為媽媽代課，算是我的老師了。那個暑假中，我去看了她幾次，一道出去看電影，逛公園。小竹瑜很快和我好得不得了，我離開成都向她們告別時，小竹瑜說什麼也不放我走，我走到門外了，她還在哭“叔叔回來”！我只好安慰她說“竹喻，不哭，叔叔明年回來一定來看你”！
明年，便是一九五七年，暴君製造的政治大災難把一切都淹沒了……
(注：作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今已年逾古稀矣！)
轉自：《黃花崗雜志》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