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月5日訊】

《劉文彩真相》內容說明:

劉文彩是一個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反派明星。以他為主角的“水牢”、《收租院》紅極一時，《收租院》群雕更曾飄洋過海，到日本、阿爾巴尼亞、越南、加拿大展出。以他的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五千萬人次，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全部人口。

劉文彩可說是家喻戶曉。但公眾並不清楚，說到底，劉文彩不過是虛構的一具政治恐龍。

歷史上的劉文彩，是中共統戰對像、原國民黨二十四軍軍長兼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的胞兄和主要助手，與劉文輝一貫兩位一體，一貫絕對服務和服從於劉文輝家族集團，以家族集團的利益為自己唯一的價值取向，家族集團需要他幹壞事他就幹壞事，需要他做好事他就做好事。所以，劉文輝家族集團的斑斑污點，他難逃其責﹔劉文輝家族集團的種種光環，也都有他的功勞。於是，歷史的劉文彩既有助長煙毒、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面，也有慷慨興學、濟困扶危的一面。歷史的劉文彩實際上是複雜形象的混合體。這種複雜形象的混合放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生態中，應該是不難理解的。但經過後人“改進”，歷史的劉文彩不見了，公眾看到的是純粹政治化的劉文彩。政治的劉文彩被官方定義為中國上下五千年地主階級的總典型，幾乎集中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面目之猙獰，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實則是要藉此強化恐怖，，從而為極左型專制提供更強有力的辯護。政治的劉文彩實際上成了極左意識形態的火車頭。

歷史的劉文彩向政治的劉文彩的轉化，主要是藉助肆無忌憚的誇張、歪曲、篡改、捏造等手段來完成的。極左意識形態的虛偽性、欺騙性，在這裡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今天，仍有人竭力維持對劉文彩的傳統定義。1996年7月21日新華社消息《“劉文彩熱”鬧大邑》，便言之鑿鑿地稱：“劉文彩是舊中國地主惡霸的一個典型，其殘酷壓榨農民的罪行在我國中小學課本、《收租院》和大邑地主莊園中有詳細的記載，早已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公眾所知的劉文彩，因此仍然只是政治的劉文彩，和過去幾十年中的劉文彩形象差不多是毫無二致。極左意識形態的虛偽性、欺騙性並沒有充分暴露，這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1995年，作者赴四川省大邑縣實地採訪，在地主莊園陳列館和劉文彩後裔協助下，蒐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礎上寫出本書。全書27萬字，圖片八十多幅。

《劉文彩真相》目錄

上篇 “侏羅紀公園”的誕生

第一章 發現劉文彩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

第三章 “水牢”傳奇

第四章 千古絕唱《收租院》？

第五章 聰明的代價

中篇 亂世春夢

第六章 家世淵源

第七章 權力學

第八章 為誰辛苦為誰忙

第九章 禍兮福兮

下篇 川西教父

第十章 重出江湖

第十一章 回首一嘯八面風

第十二章 生死搏鬥

第十三章 暮年興學及其是是非非

尾聲 殘陽如血

第十四章 情劫

第十五章 死後並非萬事空

上篇 “侏羅紀公園”的誕生

第一章 發現劉文彩

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慾聾的爆竹聲和歡呼聲中，“建昌花板”特製的棺材終於從橢圓形墓穴裡露出了“真容”……

在當代中國歷史上，1958年是個不平常的年頭。這一年，大躍進正是緊鑼密鼓﹔與急劇惡化的經濟形勢相對應，階級鬥爭之風愈刮愈烈，意識形態領域草木皆兵。

就在這時，一個幽靈破土而出。

那是一個北風呼嘯的早上，一隊青年工人肩扛鐵錘鋼千，從四川省大邑縣安仁公社鋼鐵廠開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開闊地，向坐落在這裡的一座豪華巨大的墳塋發起“總攻”。幾十個小夥子奮戰了整整一天，才在墳背上敲開一個籮篩大的洞。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慾聾的爆竹聲和歡呼聲中，“建昌花板”特製的棺材終於從橢圓形墓穴裡露出了“真容”。只見它寬大堅固，雖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開棺蓋，但見死者仰天而臥，神色安詳，似乎是在熟睡。身上壽衣筆挺。也不知是用甚麼料子做的，壽衣非常結實，用刀子戳都很難戳開，兩人對撕，斷裂聲清晰可聞。死者腳穿繡花鞋，鞋尖鑲著一顆價格昂貴的珍珠。棺材中塞了許多蠶絲絨，這時被一把火燒了個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動的人群更加無法自持，他們一湧而上，把棺材主人從墓穴中拋出來，拋到雜草叢生的河灘上……

在毀墓過程中，守墓人劉清山尚健在。這位老人出身貧農，按說根紅葉正﹔但他卻完全無法理解毀墓掘屍這一革命行動。固執的老人忠於職守，跑前跑後地勸說、阻止激動的人群，他當然是白費心思。四天後，又氣又急的劉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從墓穴中拋出來的是大地主劉文彩。屍首被拋出後，在淒風苦雨中一天天腐爛，只剩得幾根白骨。據說白骨被好心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個神秘的地方。騰出來的的上好棺材，被用來安葬守墓人劉清山﹔繡花鞋和鞋尖上的寶珠則不脛而走，一直蹤影皆無。

本來在九泉之下、與世無爭的劉文彩，就這樣開始了他被“發現”、被“創造”的歷史。

莊園中的劉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引發了籌辦人員與莊園駐軍之間的一場口舌之爭。

破土而出的劉文彩，馬上便登臺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龍──這恐怕是幾十年來，中國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龍中，最奇特、最長壽的一具政治恐龍。

劉文彩如何登臺亮相？

四川省有關部門是這樣介紹的：1958年8─9月間，中央文化部分別在鄭州、合肥兩地召開全國文物博物館現場會議，通過了“縣縣辦博物館”、“村村辦展覽室”、“開展群眾性文物保護工作”等四個決議。根據會議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號函指示說：“關於大邑縣大地主劉文彩，在剝削和壓迫農民方面，在我省較為突出。為了用具體而生動的事實說明舊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決定將該莊園（新舊公館）保留，設立地主莊園陳列館。”10月22日，中共大邑縣委員會、大邑縣人民委員會發出《關於在我縣安仁公社成立“地主莊園陳列館”的通知》。同時成立地主莊園陳列館籌備委員會，由縣委宣傳部、農村工作部、縣人委工業局、文教衛生局聯合組成，下設辦公室，由文化館具體負責，並抽調小學教師嚴克全和幹部施本樸、劉永昌三人進行日常工作（莊園陳列館檔案67宗G1卷）。

其實，地主莊園陳列館並非發軔於全國文物博物館現場會議，而是與反右之後“階級鬥爭”的急劇升溫直接相關。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修改了中共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著名論斷。次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全盤接受了毛澤東的這個論斷。八大二次會議於1958年5月5 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6月，大邑方面已派員前往莊園，蒐集整理劉文彩文物，籌辦地主莊園陳列館。時間上銜接如此緊湊，很可能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在回川後，為身先士卒地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而親自佈置的。

當時，整個地主莊園均屬成都軍區營地，具體主管部門則為成都軍區轄下的西藏軍區駐川辦事處。籌辦人員進駐莊園後，發現劉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惱火，與莊園駐軍展開了一場口舌之爭。6月29日，籌辦人員致函大邑縣人委，指控西藏軍區退役大隊擅自打開園內所存的保險箱，並從中取出鴉片等物。請求縣人委出面與駐軍交涉，“將原住部隊帶走的金銀飾物及其他物品清回，備作陳列之用。”同時要求“西藏軍區駐川辦事處儘快遷出，以便積極進行籌辦”，而且在遷出時“盡量保持莊園舊觀，不要拆除、改建或將已有之物攜走，以免失去它的價值。”駐軍承認曾於五月間開啟了一個保險箱，同意交回箱內文物﹔但駐軍聲明，箱內文物並不多──只有二錠小銀元寶，一對玉躅，一串項鏈，“別無它物”。至於其他保險箱的文物流失情況，駐軍特別聲明：“……自我區各部隊五0年進駐該園起，就發現除此次打開的一個保險箱有暗鎖外，其餘保險箱均開敞未鎖。”也就是說，其他文物的流失與駐軍無關。

籌辦人員與莊園駐軍的這場口舌之爭實際上是無頭官司──軍方1950年接管莊園，而在軍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年底，莊園已屢遭兵匪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後流失的，誰也說不清楚。口舌之爭只能不了了之。

莊園內可資利用的文物有限，籌辦人員便轉而向社會搜求。如當時一份材料所說，“安仁劉家地主東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後流散面甚大，又因輾轉售讓分佈面甚廣。”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縣委、縣人委發出聯合通知，責令下屬各部門將留存使用的“安仁劉家地主家庭陳列品和其他遺物”交由籌委會鑒別，“凡屬陳列需用的即由籌委會進行登記，向縣委和縣人委匯報請示後出據收回或調買”。並號召“買過屬於安仁劉家地主的部分農民鬥爭果實的國家工作人員，及工人、農民、居民、商人”，包括“買過劉家地主的東西現已調往他處的同志”，儘快將所留存的“安仁劉家地主”遺物交由陳列館籌委會收購或登記造冊。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陳列品徵集範圍不限於劉文彩個人或劉文彩一家，而是整個“安仁劉家地主”，即包括劉文淵、劉文成、劉文昭和劉文輝幾兄弟在內。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號函就明確指示，地主莊園陳列館館址不僅包括劉文彩老公館，更包括劉文輝新公館。純就陳列品或館址而言，登臺亮相的已經不只是一個劉文彩，而是整個劉氏家族了。

地主莊園陳列館的籌辦早於全國文博館現場會議，是四川地方政府獨立決策，與中央政府沒甚麼干係。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館現場會議只不過給了四川地方政府一個借題發揮的由頭。就當時的政治大氣候來說，中央政府需要一個階級鬥爭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決策客觀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這種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於否定。隨著階級鬥爭的急劇升溫以致於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中央政府對階級鬥爭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對劉文彩問題也就愈加重視，劉文彩這才由地方的變成全國的，並終於在文革期間“走向世界”。

經過兩次非正式展出，莊園陳列館名震川西，由此搖身一變，從“醜小鴨”變成了寵冠天下的“白天鵝”。

莊園陳列館籌備委員會於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籌備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軌，每天都有穿中山裝、梳分頭的人夾著公文包進出莊園大門，蒐集和整理劉文彩資料。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1959年春節，地主莊園陳列館開門迎客。

這次開門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設十九個展室，展出內容分為三大板塊，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惡霸、軍閥、土匪、封建會門五位一體的社會關係，最後是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佈置了劉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間，大小敞廳各一個，劉文彩寢室、劉文彩長子劉元龍寢室、劉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寢室及吸煙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寶玉器室、金銀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畫室各一間﹔還佈置了所謂“善堂”和“壽堂”。

五位一體的社會關係方面，陳列了據說是劉文彩生前的來往信件和“大特務魏廷鶴，軍閥田頌堯、湯國華，土匪頭子郭保之，各碼頭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給他送的生前祝壽、死後弔唁、修房子、娶媳婦的匾、對聯、字畫、用具。”

剝削工具、刑具方面，陳列了大斗小斗、佃戶名冊、帳本、鐵鏈、鐵枷、腳鐐手銬、手槍、手棍刀加快槍、鋼絲鞭、青杠扁擔、血衣等。

劉文彩老公館久負盛名。劉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請莫入﹔劉文彩去世後為軍方接收，一般人同樣難以涉足。現在終於敞開了大門，老公館也就成了春節遊玩的絕好去處。有一萬四千餘人前去觀光，觀光客既有劉文彩的安仁鄉親，更不乏來自鄰鄉鄰縣的，如邛崍縣、崇慶縣、雙流縣、新津縣等。那時沒有今天這樣便利的交通，鄰鄉鄰縣的觀光客大多步行而來，有的步行竟達百餘里。展廳從早到晚都是人聲鼎沸。如此盛況，館方始料未及，不免應接不暇，後來在展出情況匯報中坦承：“組織工作和解說工作較差。”出點小亂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經踩傷兩個小孩，許多年紀大的觀眾不敢和小夥子一起擠，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慶燎原公社四連楊尹凡和白頭公社九營五連鄭楊氏初三沒有看到，非常氣憤，初四冒雨又來了），擠壞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張）。還掉了兩個坐墊。”

雖然如此，據館方稱，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觀眾出於好奇前來觀光，“卻懷著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說員反映，觀眾在參觀時罵不絕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張氏和中和鄉四大隊星光二社白王氏）看過劉文彩的刑具、水牢後，在出口處泣不成聲的哭訴、痛罵。李大娘說：『劉文彩這個大惡霸，做這些沒良心的事，我一看見就哭一場。剝削我們農民的錢，他們這樣享受。』白大娘說：『我們窮人增你的、欠你的呀？你咋這麼塊整我們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顫顫，不是解放，他這屋頭天曉得還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參與修建劉文彩老公館的一個泥工留言：“筑牆有我，修好不准進﹔這些大壞蛋，真叫人憤恨。”

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留言當然出自文人筆下。大邑縣全體教師在參觀後推舉代表在意見簿上題詞：“我們看了惡霸地主劉文彩殘酷地剝削農民、屠殺農民的罪惡事跡，忍不住心頭的憤怒。我們誓化憤怒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為徹底消滅全世界的剝削階級、為全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續五天。五天中從沒有冷場。直到最後一天，雖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觀眾遠道而來。館方非常振奮，一個月後，便乘大邑縣先進生產者代表會召開的“東風”，舉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觀眾，包括先進生產者代表會代表、省化工訓練班學員、護士學校學員、駐川部隊官兵。陳列館名震川西。新華社派記者常駐大邑縣唐場鎮，追蹤採訪據說是坐過劉文彩“水牢”的“冷媽媽”冷月英──“冷媽媽”家在唐場，並任唐場農場場長兼黨支部書記。《四川日報》辟出專版，刊發有關劉文彩老公館的文稿。畫家謝趣生的水牢連環畫，更是傾倒了無數讀者……。所有這些莫不顯示出莊園陳列館巨大的政治威力，人們不能不對莊園陳列館刮目相看。

非正式展出前，籌備工作難度很大。儘管館方全力徵集流散於大邑縣各機關的劉文彩遺物，效果卻並不理想。1959年3月19日，陳列館籌委會在給中共大邑縣委的報告中訴苦：“有些單位（如財政局）就強調自己需要或藉口不是劉家東西不拿，因而縣裡除文化館、書店、人委辦公室而外，其他單位東西都一律未動。”“衣物方面，截至現在還未從私人手中收購到一件。”

陳列品成問題，館址也成問題。1958年6月，大邑縣人委行文西藏軍區駐川辦事處，希望回收莊園房產。該辦事處答稱：“我區部隊是否遷出該園問題，因我處系駐軍單位，請逕向成都軍區後勤部直接聯繫。”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請成都軍區將莊園交出，未果。

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軍區並抄報四川省委催交莊園房產。西藏軍區辦事處不僅聞風不動，反而於11月12日致函大邑縣人委，指責“安仁鎮鄉人民委員會未經我處，自行住用我處安仁地區新公館營房及部分營具成立社辦中學。”函件強調指出：西藏軍區地處邊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內地訓練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鎮、唐場營房，是我軍區專備上述用途之機動營房（也是駐邊疆部隊所必須的）”。自然礙難讓出。辦事處同時函告陳列館籌委會：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將有部隊回駐新老公館”。陳列館籌委會只好向縣人委告急，要求馬上與軍方辦理莊園房產交接手續，“不然駐上部隊又要多費周折”。

成名之前的陳列館籌備工作，就這樣步履維艱。但兩次非正式展出之後，陳列館聲名鵲起，社會各界再不敢等閑視之，工作難度小多了。

1959年3月31日，大邑縣委、大邑縣人委聯合行文省委農村工作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中國革命博物館，“請為借走的大邑地主莊園文物一批給予返回，複製給據，以便恢復陳列展出。”一批更高檔次的文物從成都、重慶、北京陸續送回，大大充實了陳列館的展櫃。房產、經費和人員配備同樣一路綠燈。籌備進度也就今非昔比。

1959年7月29日，陳列館舉辦了最後一次非正式展出，即於11月8日正式開館。“地主莊園陳列館”門牌請由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陳毅元帥題寫，沿用至今。

經過一次籌備，三次演練，政治恐龍劉文彩終於被推送到預定位置。（待續）

轉自：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