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9日訊】滕彪：作為反抗的記憶—《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序

一 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僅由警方決定而將公民關押，長達三年甚至四年，這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裏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中國卻是活生生的現實，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公民曾受此害。這就是勞動教養制度。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律師和各界人士強烈要求廢除勞教制度，國際社會也不斷呼籲中國停止勞教、遵守已加入的國際人權公約，但直到今天，勞教仍然被普遍實行。勞教所除了關押輕微違法犯罪者之外，也關押吸毒者、賣淫嫖娼人員、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來鎮壓法輪功信仰者、上訪者和異議人士。

如同對世界上大多數事物一樣，人們往往滿足於一般印象或流行說法，卻沒機會或不大願意深入到具體事物和其細節中去，特別是對當事人的命運和情感。類如戰爭、災難、屠殺、牢獄、酷刑等話題，我們都是有意無意地避免深入到其黑暗、血腥的內部。但是，好的寫作則是直面這一切，尤其是紀實作品，這對我們的日常經驗是很重要的彌補。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切，不能假裝這些事情未曾發生。

我眼前的《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這部書稿就是對中國勞教制度的親歷和見證﹔而且它給我們的啟示不僅限於勞教，也涵蓋了政治、社會和人性等更廣闊的領域。該書作者野靖環，是“新國大”金融詐騙事件的受害者。在長達11年的上訪過程中，她多次遭到警察毆打，數次被拘留、逮捕，直至被勞教。她在勞教調遣處受到各種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極限，但她對自己說：“我不能死、我不能瘋、我要健康地活著出去！我要把罪惡的勞教制度寫出來，我要做歷史見證人！”正是作者的這種不屈和執著，世人得以看到勞教的真實面目﹔而正是這種寫作，使作者得以脫離邪惡的污染，重新審視人性並建設性地參與現實。

二 根據作者的調查，“上訪的”勞教人員絕大多數都挨過電棍、關過“小黑屋”。雖然中國較早加入了聯合國反酷刑公約，但酷刑在看守所、監獄等羈押場所仍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殘的公民也不在少數。勞教所的酷刑極為殘酷，尤其對法輪功修煉者，其殘酷程度令人髮指，而且至今仍在實施。對法輪功——一個信仰團體的迫害，早已跌破文明底線，明顯構成反人類罪行﹔但無論國際國內，敢於或願意就此發聲的仍然很少。這對知識份子和政治家來說是一種諷刺和恥辱，時間的流逝不會減輕而只會加重這種恥辱。

王力雄在評論廖亦武《證詞》時寫到，中國監獄的“特色”在於，“執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對犯人實施全面凌辱與虐待。” 《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描述的重點不在肉體上的酷刑，而是勞教所的日常“規訓”、其對“犯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虐待和折磨。勞教所的很多管理制度和一些非正式的要求，完全就是為了折磨侮辱人、為了消滅人的基本尊嚴。比如，“在筒道裡走要低頭、排隊要低頭、跟警察說話要低頭，低頭的標準是看著自己的腳尖”﹔比如，不到規定的時間不許上廁所，“鞋、牙刷等物品要擺成一條線，絲毫不能錯位”﹔比如，洗臉的時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馬上叫道：“誰讓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臉，不許洗其他地方！”﹔比如，打飯時要求男勞教人員單膝下跪，雙手舉盆﹔比如，濕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張望﹔比如，勞教人員之間必須稱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類，要扣分。這類要求比比皆是。進勞教所的第一天幹部訓話時就提到：“說得明白一點兒，就是別拿自己當人看。”管理者讓勞教人員自己放棄做人的資格，在管理時也的確做到了不把勞教人員當人看。有勞教人員總結勞教管理的方法是：“打擊你的自尊﹔毀滅你的靈魂﹔貶低你的人格﹔損害你的健康。”其實，這些手段不是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把人訓練成非人，才是勞教的目的。

對思想和精神的改造，與對身體的規訓也是連在一起的。發現一點小問題就要寫檢查，對不服從管理的或不願放棄信仰的採取“包夾”、“關禁閉”等懲罰，或者扣分、取消與家人會見的機會、延長關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脅。“包夾”似乎是中國的獨創，按規定負責包夾的勞教人員距離被包夾的人不能超過10公分，24小時形影不離，而且要作詳細的包夾記錄，一言一行、任何情緒變化、甚至睡覺的情況都要記錄下來。

一次野靖環被批評“表情太放鬆了”，原來是隊長從監控探頭中看出來的。勞教所裡的監控探頭、監聽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讓人想起《1984》裡面的電幕和隨時隨地看著你的“老大哥”。在那裏，你越堅強、越淡定、越有人性，他們就越恨你。當人成為服從機器、成為低賤的虫豸、成為野蠻的幫兇，管理者最高興。

在書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曾經在拘留所一起被關押的盧靜與野靖環結下深厚友誼，她管野靖環叫媽媽。作者印象中，“她總是充滿了陽光、充滿了快樂，對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歡她。”但盧靜負責包夾作者一段時間之後，突然有一天哭著對她說：“袁隊長說，所有的人都向她報告，說我從來沒有罵過你，還經常跟你說話，說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時，還讓你放茅、洗手。她知道得太細了。她說如果我還想減期，就必須改變對你的態度。她說知道咱倆在海淀拘留所的關係，所以才容忍了這麼長時間，以後不行了！野靖環，以後我得按隊長的要求管著你了，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就沒有活路了。”作者說：“盧靜，你以後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不用考慮我。”盧靜說：“按隊長的要求，我每天都得罵你一頓。看在咱倆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這個狠心的，但是沒有辦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後的結果跟你一樣被包夾。我要是像你這樣天天被人家罵著、訓著，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獄都沒這麼難受過，我在這兒才4個月，我真受不了了。”

從此盧靜變了。這是勞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實寫照，它把每個人置於道德困境：要講道德、講良心，就會損害自己，對關押者如此，對管教人員也如是。受害者也成為了施害者，我們看到太多的例子，“犯人”監管、毆打、虐待同伴遠遠超出了制度允許的範圍，甚至遠超出管教施害的程度。在另一個意義上，施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他們在殘害他人身體、摧毀他人尊嚴的同時，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他們努力使別人成為非人的同時，自己也被異化成了非人。

勞教所是中國社會的縮影，也是中國政治體制的縮影，它集中體現了極權制度對人的摧殘。冉雲飛有個說法“中國是個互害社會”，從本書，從許多見證作品，從被屏蔽的網絡新聞，我們都可以得到“互害”的印證。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仍然保持了人的尊嚴。她教別人認字、幫別人寫信﹔她為自己的權利，也為別人的權利而抗爭。有時候，在勞教所，抗爭會有一點點效果，甚至這點效果可能會形成慣例，從而惠及其他勞教人員。有時作者進行抗爭，管教幹部會讓其他勞教人員 “陪綁”，考慮他人的利益，她被迫放棄抗爭。

作者在勞教所盡力發掘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爾地一閃而過。她盡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惡者，不把他們當成純粹的魔鬼。有時候一個表示支持的手勢、一個理解的眼神、一句溫暖的話，也能體現出未泯的人性之光。作者評論勞教幹部：“她們為甚麼總是把自己美麗的一面掩藏起來，而把兇狠殘暴的一面表現給我們呢？在她們眼裡在她們心裡，勞教人員不是人！她們從20歲參加工作就被領導訓練成迫害勞教人員的工具！”“一個原本善良、陽光的正常女孩，就這樣被改造成像楊大（隊長）一樣的人。稍有些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血壓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則會出危險。而古力卻讓這樣一位老太太一遍遍地練左轉、右轉，用折磨別人的方式發泄自己的不滿。調遣處摧殘的不只是勞教人員，還摧殘了許多年輕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三 見證和書寫苦難，是為了使悲劇不再重演。作者獲得自由之後曾寫信給一個管教幹部：“我寫出這本書，是希望這些流著勞教人員血和淚的故事永遠不要再出現，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勞教人員，不要再幹這種侵犯人權、傷天害理的事了，讓這一切成為歷史吧！”但是沒有回音。

勞教是個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類的恥辱，而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恥辱﹔就像奧斯維辛不僅僅是猶太人的奧斯維辛，它是全人類的。制度惡與人性惡糾纏一起：人的選擇行動形成體制，罪惡的體制激發了人性中黑暗邪惡的一面，從而製造更多的罪孽。體制之惡不能免除個體責任。沒有一個離開行動者的抽像體制，沒有一個靠文字就能自動執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惡都輕輕鬆松地推給“罪惡的勞教制度”，就等於放棄了個體的人性責任和生活意義，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個具體執行者的罪惡，任何罪惡的體制都不會結束。而面對真相、拒絕遺忘是反思的前提，對於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們、對於罪惡的和苦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來說，回憶和寫作乃是人們能夠重建人性的方式，這本身也是對極權和罪惡的富有意義的反抗。真相一旦說出，就不會被暴力戰勝﹔見證一旦做出，就不會被遺忘掩埋。

“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桑塔亞那）。沒有記憶，人很難成為完整的人﹔就如同沒有希望，人性也很難得到發展。人類社會就是在記憶和希望中前進的。無論是行動還是夢想，都是和記憶連在一起的。關於記憶文字的思想政治意義，很多作家都有過論述。君特?格拉斯認為，文學的本質是回憶。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給他的頒獎詞中說：“文學仍然是一種力量，人急於忘記的東西，文學卻能夠記如此之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塞爾認為，倖存者的寫作“不是一種職業，不是一種志業，而是一種義務。”而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書來討論《記憶的倫理》，他認為，人際關係中含有記憶的倫理責任，而當侵害人類的兇惡罪行發生時，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擊時，人負有記憶的道德責任。人必須記住那些直接毀滅共同人性的邪惡事件。

極權主義要控制人的記憶，要人們遺忘真實的歷史。那些敢於說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因為真實的記憶和言說，往往成為極權統治者極力掩飾的重大罪行的見證。如果人人都不去記憶和見證，人們的苦難就永遠不會停止，而作惡者將有恃無恐地持續他們的罪行。

我們必須對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難。一個世紀以來，中華民族所受的苦難可以和奧斯維辛相比。我們已經看到，廖亦武、楊繼繩、鄭義、龍應臺、楊顯惠、嚴正學等作家寫出了有力的作品﹔我們有理由呼喚，這些曾經和正在遭受的苦難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記憶和敘述。我們期待出現漢語文學界的威塞爾、索爾仁尼琴、策蘭和卡普欽斯基。無論是見證文學還是虛構文學，真正的文學需要我們真實地面對我們的歷史、拷問自己的靈魂並悲憫地凝視人類的未來。

2009年11月

註：《不虛此行——北京勞教調遣處紀實》即將出版。

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