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18日訊】作者﹕章天亮

1988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戰而勝》這本書。該書認為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美國應放棄冷戰思維而改以經貿合作的形式把民主和自由帶給中國人民。

儘管尼克松在談及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時說：「他們廣泛的經濟改革的目標並不是要改變中國的實質，而是在不改變中國實質的情況下，通過引進那些適用於中國的外來影響使中國強大起來」，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資本在進入中國的時候，政客和投資者卻似乎故意忘記了共產中國的意圖和自己的初衷。我們不但沒有看到民主和自由的傳播，反而看到西方國家在資本和技術上幫助中共維持著一黨專政和對民眾的鎮壓。

尼克松在書中對鄧小平大加讚賞，然而就在這本書出版之翌年，鄧小平命令三十萬野戰軍以坦克、機槍和達姆彈鎮壓了學生的民主運動，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被廢黜。

也在尼克松預言的「不戰而勝」的1999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這顯示的是江澤民所要維繫的不僅僅是政治上、更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獨裁，因此對法輪功這樣一個和平的、沒有任何政治訴求、以「真善忍」為指導原則的民間氣功修煉團體也不能容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不但沒有變，而且撕去偽裝、暴露無遺。

1999年，西方不但沒有「不戰而勝」，而是用一紙世貿協議把中國與西方的經濟利益緊緊連在了一起。隨著共同利益的不斷加強，缺乏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的中共更容易用非法且隱晦的手段拉攏和腐蝕西方的政客，左右西方的決策直至政治格局。

「不戰而勝」固然在《孫子兵法》中被譽為「善之善者也」，然而至今仍然為西方決策者主流思路的尼克松道路卻顯然是行不通的。

那麼，中國是否還有和平轉型的道路，即不經過軍事衝突而轉型為一個自由社會呢？在1989到1999的十年間，至少從政治層面來看，答案是相當悲觀的。

中共在鎮壓天安門運動之後，更加害怕轉型後的政治清算，更沒有人可以負擔得起從建政之後欠下的幾千萬條人命，於是開始用腐敗凝聚黨徒的「忠誠」，進而在國有企業改制、徵地、拆遷等過程中欠下了更多的血債、經濟債、生態債、道德債。如果說1989年，中共如果還曾有一線希望通過漸進的政治制度改革，累積成像後來在前蘇聯或東歐一些國家發生的天鵝絨革命的話，1989年的槍聲中斷了這種可能。

中共是不肯變的，西方又在經濟上幫助中共維持不變，那麼社會轉型的希望就只能落在中國的民間了。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結論。

唯一的問題是：誰願意、並且能夠整合民間的力量？何時纔是轉型的最佳時機？

1999年，當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時，問題的答案才明朗起來——中共自己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法輪功作為一門佛家氣功修煉方法是不干涉政治的，而江澤民的鎮壓卻是在用政治來干涉法輪功修煉者的信仰自由。於是忠貞的信仰者在無端被構陷、被逮捕、被折磨、被關押、被洗腦、被虐殺的情況下，被迫開始了揭露中共謊言，以制止迫害的抗爭。這種爭取基本人權的抗爭在我看來仍屬於基本的道德層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會波及到政治層面。

儘管迫害慘絕人寰、集古今中外酷刑之大全，而法輪功的抗爭卻是和平的，儘管法輪功的處境要比印度的甘地或美國馬丁路德金的的處境惡劣千百倍。這種和平的抗爭，改寫了中共在對內鎮壓中所向披靡的歷史，而令中共陷入騎虎難下的窘境。

《九評共產黨》的發表和退黨、退團、退隊的「三退」則令中共從戰略相持階段轉入戰略防守乃至崩潰的階段。這一場以人心道德覺醒為基礎的風潮，以真相解體謊言，以良知解體邪惡，以善心化解暴力，讓中國民眾走上了和平解體中共的道路。這個過程不僅涉及的是政治層面，也在文化和道德層面為未來的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9年，民主與自由並未不戰而勝。而到了2009年，《九評共產黨》發表五週年的時候，自由的腳步聲已清晰可聞。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