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9日訊】幾年以前，中國政府就宣佈要在全國開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活動，並聲稱「萬村千鄉市場工程」至少使1.4億農民受益匪淺。用百度搜索，有關這個話題的文章竟然多達299萬篇。但最近有幾篇只能在個人博客裏有限流傳的文章，卻讓所有針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宣傳與不少「三農研究」的文章黯然失色。

他們都非「三農問題」的專業研究者，只是出於對故鄉未來命運的憂慮，寫下這些註定只能發表在博客裏的文章。這些文章的寫作風格不同，有從生老病死與教育等各個有關民生的環節謀篇佈局的，也有以白描方式記敍的，還有根據本人經驗加上全國各地調查實錄綜合考慮而撰寫的。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文章當中好幾篇都使用了「衰落」、「死亡」與「救亡」，這類辭彙表達了作者內心的深深焦慮。

考慮到輿論與輿論工具均受到嚴密控制的現實，在299萬篇對20多篇的這種嚴重不對稱且呈強烈對比狀態的資訊中，我憑自己多年積累的常識，知道這有限的幾篇談的才是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

這些文章揭示的問題很多，這裏只揀事關中國農村未來命運的幾條擇要述之。

一、農村的教育問題

這些文章的作者不約而同地對農村教育表示擔憂。談到自本世紀初高等教育產業化以來，大多數農民對教育價值的裁斷是以受教育之後能掙多少錢來衡量。當大學生畢業後找工作極為困難之後，農村裏彌漫著輕視教育的情緒，認為教育無用，還不如趁早外出打工掙錢生孩子來得實惠。這種認識又左右著農村人對子女的教育投入。

對教育的輕視並非只發生在幾位作者的家鄉，而是所有的農村地區，並有教育部門的調查資料作為證據。早在2005年，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郭書君就在其文章《我國農村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實證分析》中指出，1999年到2003年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4%增長到2.7%，城市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7.7%增長到26.5%。雖然都在增長，但城鄉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開大學近3年來的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農村新生比例為30%，2007年這一資料為25%，2008年為24%，下降趨勢明顯。

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北電力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近幾年的統計則顯示，農村新生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1/3。據青基會調查，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之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由於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教育不但沒有起到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的作用，反而加深了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

《不想不願不得不說的中國農村之現狀》一文的作者說，「我也並不認為，讀大學對於他們來說是唯一的一條出路，但我想讀了大學之後，無論怎樣，起碼可以認清自己，認清一些這個社會，不會再渾渾噩噩地生活下去。當然，這裏又存在著一個啟蒙者的悖論，究竟是清醒者痛苦？還是沉睡者痛苦？是該讓他們睡去，等有一天，他們自然地醒來，還是把他們叫醒？叫醒之後呢？」

聯合國及發展經濟學均奉為寶典的長期反貧困策略（教育為本）在中國由於制度原因而失靈。確實，一個大學畢業生連就業機會都沒有，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社會，活得清醒的人也許比糊塗活著的人更為痛苦。

二、村幹部的腐敗問題

上述文章幾乎都談到了村幹部的腐敗與不作為問題。村官的選舉依然是上級指派，村官們普遍濫用權力，只是由於各地的資源情況不同，村幹部用以營私的公共物不同而已。安徽東北部那個村裏，「低保」成為「村官手中拉攏與安撫村人的資源，想給誰就給誰，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火葬的規定只是使農村幹部與火葬場多了一道尋租的門徑。蘇北那個行政村的村委會除了收費這一功能之外，其他的社會功能名存實亡。陝西作者談到，即使是調解鄰里糾紛這類事情，村委會都不起什麼作用，村民習慣性地找「黑社會」擺平。對於村官的腐敗，農民們只好忍受，「喝紂王水，就不能說紂王無道」。

村官腐敗並非只發生于作者們的故鄉。中國總計有68萬個行政村、500萬名包括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在內的村官，他們掌控著農村政務乃至9億農民的生活及生產資源。近十幾年以來，村官群體的犯罪現象愈演愈烈。「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調動10部委組成督察調研組，分赴海南、青海、湖南、遼寧、山東等8省的調查也驗證了這一點。

這次大範圍的調研統計資料表明：違紀違法的村幹部主要是掌握實權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尤其是村支書兼村主任的「一把手」，成為「村官」犯罪人群的高危類型。2008年，中國立案偵查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11,712名犯罪嫌疑人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即村官群體）為4,968人，占42.4%（其中有1,739名村黨支部書記、1,111名村委會主任）。

各地村官利用出賣出租土地大發其財的故事到處都有。廣東媒體報導那些動輒上千萬的村官腐敗案件時發出的無奈感歎是：「權力不受制約，老鼠雖小亦可吞天」。

三、農村人際關係惡化、文化低俗與農民的好賭

上述文章的作者好幾位都談到農村人際關係惡化、缺乏同情心的問題。蘇北那位作者在懷念他小時候鄰里望相助的往事時，指出「現在卻變化很大，就恨不得你家出什麼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別家一棵莊稼，要罵上半天街。為了田裏你家多種一行玉米，他家少種半行玉米，能吵半天架。然後他家也種上一行，於是排水溝、田間小路就這樣沒有了。」色情玩笑在農村裏一如既往，新增加的內容是色情表演。賭博之風在農村蔓延，「外出打工的人掙了錢回去之後，就聚在一起賭。賭的很厲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掙的錢都輸掉。各種賭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婦女老人都參加，從擲骰子，到麻將、牌九、鬥地主、炸金花。」當地派出所將抓賭當作創收門路。「打架、吵架、通姦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尤其是春節裏，因為賭錢、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後是鬧的頭破血流。」對此，安徽作者感歎說:「都說儒家文化在影響著國人，但在農村，你很少能夠看到仁愛、看到友善。你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鬥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里去了？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

陝西作者引述其家鄉老村支書的談話，對現實作了個總結：「如今是什麼社會？說穿了還是人吃人的社會。而且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厲害。以前人吃過人後，還得吐出骨頭來。現在人吃人後，吐出的是理論和思想，是經驗和知識。搶劫和殺人會被當著推動改革發展的成績和功勞，鮮血和屍骨會被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徵和標誌。」

農村人際關係惡化，其實在理論上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研究者一向認為，中產階級因為都是依靠個人奮鬥，獨自在職場打拼，因此普遍有孤單感與無助感；而社會底層為了減輕生活壓力，往往需要抱團，因此反而不象中產階級那樣孤獨與無助。但中國農村的現實卻否定了這點。

四、「三農研究」正在淪為一種話語範式

這些作者都非專業研究者，不需要考慮主流話語與課題要求，因此直白道來。陝西作者寫道：「國慶60周年的假日，我是在農村的家中度過。這裏沒有一絲節日中喜慶歡樂的氣氛，整個村子都彌漫著一股壓抑的令人窒息的空氣。生活中太多的苦難與不公，讓許多人陷入了無助與絕望。一張張麻木機械的面孔上，已經隱隱的流露出死亡的陰森和恐怖。

而在這背後，似乎正孕育著一種足以改變和毀滅一切的力量。」安徽作者認為，對農村問題「與其談啟蒙，不如談救亡。破敗的農村，該是需要一種拯救了。」他對「三農研究」頗有微詞：「我所說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識』，但就是這樣的一份常識，在許多時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頭換面，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包裝起來，告訴給國人。」

有關中國農村的研究的文本可謂汗牛充棟。對於不瞭解中國農村現狀的讀者來說，可閱讀的資料至少有幾類，

一是供職於政府研究機構與大學的學者研究，這類研究形成了一個重要領域，也有個專門名詞，叫做「三農研究」（即農村、農業與農民的合稱），在這種敍事分析版本當中，人們可以看到對政府各種農村政策（比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村養老保險等政策的推進）的詮釋，當然也會談到一些不足，但比較次要且處於政府正在加以關注改進之中；

二是少數學者的調查，比如於建嶸有關鄉村社會黑勢力的研究與肖唐鏢等人對鄉村選舉的調查。這類調查研究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切入，讓人們看到了農村社會潛伏的結構性危險；

三是各類揭露性的農村問題報導，比如各地村官的嚴重腐敗問題；

四是一些鄉村出身的知識者寫的文章。這種文章屬於白描性質，從中能真切感受到農村的真實生活。它們不見載於公共媒體，幸好網路為它們提供了一席生存之地。

第一類文章居於主流地位，佔用的研究資源最多。但它們反映的正好是第四類文章作者們寫的那樣「都與真實的農村相距甚遠。『農村』正在逐漸淪為一種話語分析的方式，成為這個喧囂時代的一種陪襯。就像財主家辦喜事的時候，總會叫上幾個窮親戚一樣……當然這些裝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關愛。」真正有憂患意識且接近現實的是後幾類文章。

這些文章揭示了一個事實，中國農村在公社撤銷之後的再組織過程中陷入失敗的真實命運，農村成了被中國現代化列車甩掉的數量龐大的破車廂。但這些車廂不是空的，上面乘坐著中國約占中國總人口65%左右的人口。「農村的生活，似乎仍然處於一種自然的狀態。在後現代與中世紀之間夾雜，像一條沒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誰都不知道終究要流到哪里，當然作為農民的他們，也從來不會去關心這些。」而不少農村青年的前途，正如陝西作者在文末寫的那樣：「天蒼蒼，野茫茫，大家一起做流氓。」

《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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