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21日訊】從10月14日開始到18日結束是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這個書展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書展之一,如果以參展的出版商計算應該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般情況下有7千個左右的出版商和近30萬的參觀者,每年會選出一個主賓國來,叫Guest of Honor。
去年的主賓國是土耳其,引起了比較大的爭議,因為土耳其有限制言論自由的不好名聲;今年的主賓國是中國,引起的爭議更大。更大的因素是有兩方面:一個方面是因為中共惡劣的人權紀錄,對出版新聞的審查制度;另外就是國家直接控制出版這幾個因素。另外一方面是因為在這次書展之前,中共力圖排斥獨立作家,而且強制要求德國的主辦方按照中共的意願,把一些本來已經邀請的獨立作家排除在這次書展之外,後來就引起了德國媒體很大的關注。
有鑒於此,德國的主辦方甚至決定將明年的主賓國選為爭議比較小的阿根廷,外界評論的一種說法是更注重文學而不是政治,顯然人們認為這次德國主辦方選中國為主賓國更多是在政治的考慮。這一次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因為選了中國為主賓國,而且有這麼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早在開幕之前就引起了中國和德國這兩個國家的媒體和民眾高度關注。
有意思的是在開幕的第一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和中國國家副主席,也就是一般人認為王儲,就是有可能接班的習近平出席並且共同主持了開幕式。在開幕式上默克爾在開幕致詞中表示,最近幾年中國的政治經濟份量大幅提升,因此就政治經濟自由和言論自由而言,中國有其世界責任。在默克爾這次講話當中特別強調了言論自由,這也是符合她自己在這之前談到的,她會在書展的開幕式上強調言論自由是一致的。
中共內鬥延伸
今年法蘭克福書展,我認為有幾大看點,其中一大看點就是中共的內鬥延伸到了法蘭克福書展。在正式開幕前一天,默克爾和習近平舉行了一個會談。在會談之前,正式的會晤之前,習近平轉贈了兩本江澤民的專著給默克爾。這兩本專著翻譯成了英文。這個舉動非常奇怪,因為江澤民現在早已不在任上,已經是一介平民。做為一介平民,他的書做為一個國家副主席正式訪問的時候贈給另一個國家的總理顯然是不合適的。而且江澤民下台以後,默克爾才上台,他們兩個在政治上,在私人關係上沒有任何像同時代的不同的兩個國家的國家元首之間的那種私人關係。
如果這是跟專業有關的話,其實大家知道,江澤民並不是任何一個領域的專家,雖然他到俄國去留過學,自稱是機電方面的專家,但事實上他在機電這個方面並沒有任何建樹,從專業角度來說他是沒有任何價值的,而默克爾也不是這些領域的專家,所以把書轉贈給他是非常奇怪的。
從這方面看,贈書這件事情已經超出了國家和國家之間,或者是政界領袖私人之間的任何關係,因而被認為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表現。聯繫到四中全會的時候,按照預想的習近平本來應該是接任軍委副主席的,但是接任軍委副主席的這個過程並沒有在四中全會的公報公布出來,四中全會並沒有正式宣布習近平任軍委副主席,有人認為這是接班受阻。
在這之前,胡江鬥,人們認為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原來胡自己確定的接班人是李克強,但是後來江系人馬想辦法通過太子黨,把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推到了接班的位置上,形成了在這一屆中央政治局裡面有希望成為下一屆,也就在十八大能夠留下來的兩個人中間,就是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很可能就安排習近平接總書記,李克強接總理這麼一個態勢。
這個內鬥實際上在四中全會以後,江系把習近平直接推上去的措施受到了阻礙。如果這僅僅是一種推想的話,那麼下面有兩步是明顯放到面上來的:就是在十一閱兵的時候,江以一介平民的身分出現在胡的旁邊,而且排在胡以外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這個舉動是不正常的,即使在中共的黑箱操作系統裡面也是非常不正常的。要知道中共領導人出場的前後順序是非常嚴格的,甚至是人和人之間相隔的距離都是非常嚴格的。
在十一的時候江的高調亮相,可以說是對人們對四中全會猜測習近平接班受阻的一個回應,除了那個回應以外,這一次習近平來轉贈江的書給默克爾,可以認為是另一個回應。這兩個回應可以看作是人們對四中全會當中胡江之間鬥爭猜測的證實。
這很難怪別人去猜測,因為中共的政治、接班、黨內鬥爭從來都是黑箱操作,從來就不透明,人們只能從外面的蛛絲馬跡,從發表出來的異常現象,來分析、來猜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次在書展之前,贈書這件事情,事實上就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而這個不正常的現象,確實可以反映出人們之前對中共內部鬥爭的一個猜測。人們也可以看到確實習近平和江之間的關係要比較密切一些,證實了人們以前猜測的,就是江這個系統把習近平推上去的這種說法,來箝制胡的勢力。
從這件事情看來,江這個人確實是很喜歡給人送書,除了這次送書以外還有個對照。在1999年,中共在江的推動下一手發起對法輪功的迫害以後,在APEC的會議上,江曾經給克林頓在內的世界各國領袖贈送反法輪功的書籍,那也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舉動。因為中共歷來把國內鎮壓不同信仰,鎮壓不同意見的人士,說成是內政,不容許人家干涉的,就是不容許人們對中共的侵犯人權行為發表評論或者提出批評的。然而他卻在迫害法輪功這個問題上,主動的把他侵犯人權的行為曝光給世界領袖,實際上就是邀請別人來支持他侵犯人權的這個所謂內政,這兩件事情可以有一比,這是第一個看點。
參展書籍和代表的水平
第二,我認為中共這一次出動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而且帶去了非常非常多的書籍,因為它是主賓國。中共參展的書籍和派去的代表是什麼個水平?作為所有的書籍、所有的代表來說,當然有各種各樣的人、有各種各樣的水平。但是有兩件事情可以來看出中共把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書推出去。
第一個是正式的新華社進行的報道,就是說江澤民有兩本學術專著,這一次在法蘭克福書展舉行了一個全球首發式,既然被最高的喉舌媒體作為一條新聞報道出來的,也就是說它們認為這兩本學術專著至少在水平上,或者在重要的意義上,是值得它們用這麼大的篇幅來報道的。
這兩本所謂英文版的專著,一本是: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另外一本叫:中國能源問題研究。非常有意思的是,江澤民以前在蘇聯進行學習的是機械製造,後來他在中國從事政治以前,他所在的工廠、所在的單位,也就是機械製造或者是機電產品,和這兩本書信息技術產業、能源問題,完全沒有關係。他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卻出了這兩本書,而且這兩本書並不是他在以前搞技術的時候寫的書,而是在後來他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才有的這兩本書,顯然是由於他的政治地位,由於他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地位而才能發行的。
把這兩本書作為在法蘭克福書展舉行全球首發式,這怎麼來說也是讓中國整個書展的名譽和水平大大的下降了,如果人們認為這就代表中國的水平,還值得在書展上舉行全球首發式的話,中國出版業書籍的水平可見有多低了。
現在外面還有一種說法,說習近平送給默克爾的兩本書,當中有一本叫:機械製造廠電能的合理使用。我個人認為習近平送給默克爾的兩本書,因為報道上沒有提,可能就是上面的那兩本,一本是信息技術、一本是中國能源的,不大會是這本機械製造廠電能的合理使用。因為這本書是江在蘇聯留學的時候,他的導師的專著,江並沒有寫這本書,而只是翻譯的。翻譯好後因為這本書水平太差,而且沒有實用價值,所以一直沒有出版。
結果30年以後,到了1989年,江澤民當上中共的總書記以後,就把這本書給出版了,當時沒有哪個出版社敢說不給它出版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版的。這本書出版後,因為是翻譯的作品,又是過時的,是50年代的東西,快到90年代才出版的,結果到2008年又再版了一次。我個人覺得在贈送的書中可能不包括這一本書。這是參展書籍的水平。
參展的代表呢?中國有個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有100個所謂作家。作家代表之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是眾所皆知的,地震以後寫了那首「縱做鬼也幸福」的詩的山東文聯副主席王兆山,他也作為代表。要知道出席這次法蘭克福書展的是中國大陸精選出來的100個作家,而法蘭克福書展又被認為是國際上最有名望的,而且是最高水平的,人數也是最多的書展之一,中國這一次又是主賓國,這100個代表應該是再三挑選出來的。中共並不是不知道他寫的「縱做鬼也幸福」的那首詩以後,被全國的人民罵,並不是不知道這個人在民間的聲譽極差,但是為什麼要選他呢?
就是選出表明中共要的作家,就是這樣的作家,就是中共的御用作家。只要是吹捧中共的,再肉麻、再民憤大也在所不惜,也要把他挑出來,送到法蘭克福書展上來代表中國的作家水平。這就是這次參展書籍和代表的水平,或者至少是中共希望表達的書籍和代表的水平。
對外輸出出版管制
那麼下一個問題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關於中共在文化領域,對外的這種進攻性和侵略性的大曝光,通過這次書展。這次書展,講是講這個法蘭克福書展主辦,但是有一個合辦單位,就是主賓國是個合辦單位。通過這個合辦的名義,中共把它的出版的管制,和對言論自由的箝制,延伸到了海外。
在這之前,就是在這個整個這個書展開始之前的一個月,書展的熱身就開始有了一系列的活動。這些活動,都是在書展的總的框架下進行的。原來書展的主辦方,邀請了中國旅美的作家貝嶺,還有中國大陸的作家戴晴,邀請他們參加。結果就在他們要動身之前,主辦方忽然通知他們,希望他們不要去了。當然這是很明顯的是中共,來自中共的壓力。拒絕已經被邀請的貝嶺和戴晴,出席參加前面的這些研討會。而在這個正式開始的時候,又阻止像廖亦武這樣的中國的作家,出國參加這樣的書展。所以它繼續在進行壓制政策,而且還把這個壓制政策強迫德國的主辦方來執行。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次中方的主賓國的主管單位是什麼?就是說真正參與的單位,是新聞出版總署。而新聞出版總署在中國,就是限制言論自由、限製出版自由的最主要的打手。它是中共的打手。有意思的是它們這次居然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說中國沒有出版審查,當然這個沒有人會相信。這個在中國大陸,主管新聞出版,不斷的去限制報紙、雜誌、書籍,徹底的控制在他們自己手裡的這個單位,居然是主賓國的負責的單位,它當然就要把在國內實行的這一套延伸到海外去。
如果說,在中國大陸都沒有出版的管制的話,那麼怎麼會拒絕邀請貝嶺和戴晴去參加這個研討會,怎麼會阻止廖亦武出國?
在對外的文化方面,長期以來中共它是有非常強烈的獨一性、排他性,而且是非常強的政治性。就是說它是不能容許別人在它參與的任何活動當中出現,哪怕它是一個被邀請的。它會用各種方式來阻止別人參加。
這裡有一個例子,就是這一次在法蘭克福的書展上的一個討論會上,中國原駐德國的大使梅兆榮有個講話。他其中就提到,當時因為阻止貝嶺和戴晴到法蘭克福去參加這個研討會,引起了德國媒體非常強烈的反響,廣泛的報道。後來梅兆榮就在討論會上就這樣說,他說我們到法蘭克福來,不是來聽德國人講民主課的。那當然這句話馬上就被幾乎所有的德國媒體引用了。就這種話別人聽了以後是覺得非常震驚的。那麼他還講,異見人士不代表中國的聲音。他並且質問德國的主辦方說,你們知不知道這位女士和這位先生,他們到底代表13億中國人的多少。這就是一個非常霸道的聲音。
第一個,對於德國人,德國人其實並不想給中共講民主課。德國人所反應的只是說,針對德國的主辦單位,因為出面聽命中共而阻止異議作家和自由作家參加研討會的是德國的主辦方。所以德國人民認為,中共不應該干涉德國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他們認為,德國的主辦方聽命於中國而危害了德國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他們批評的是這個。德國人當然有權利批評,他們並不想給中共講民主課。他們只是告訴不要把獨裁和專制輸出到德國去。
另外,中共是唯一一個宣稱它自己可以代表13億中國人的,現在人們要問的是,中共能夠代表多少?它每天都宣稱它自己可以代表,但事實上,它根本就只是代表它自己的一小撮寡頭利益。它也沒有權利說別人能代表多少,因為這些參加書展的這些人,他們只是自己來參加這個會議,接受邀請,人家從來就沒有聲稱過自己代表誰。
每個作家其實只能就是反映他自己的觀點,反映他自己的利益。當然,他們的作品是來源於他的生活,是來源於他自己的體驗,當然有人會同意他的,當然也會有人不同意他的。中共它動不動就說要代表13億人,然後就質問別人能代表、不能代表 13億人。這種說法在中共來說,大家是聽慣了覺得很正常。但是在任何一個自由的國家,人們聽到這種話就會覺得非常奇怪。所以都把它報道出來了。覺得非常不能接受而且不可思議。
其實在這之前,我曾經到阿根廷去過一次。2006年的時候,阿根廷也有一個書展。阿根廷這個國家,是每個人都很喜歡讀書,所以書展的規模很大。從訪問人口來說的話,他們一個書展可能就要持續好幾個星期;參觀的人數… 當然他人數更多。不過因為他時間延續的比較長,他參觀人數那一年達到1百多萬。
當時,阿根廷的大紀元時報在那裡有一個展台。結果就是由於有這個展台,中共的展廳就向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展的主辦單位提出來說,如果大紀元時報參加,我們就不參加。當時人家的書展就說,那你們就不參加好了,所以中共就徹底退出那個書展。它這種排他性,是體現在每個國家、每次它所參加的活動當中的。
弄巧成拙
最後我就談一下就中共這些表現,經常會弄巧成拙。最近一些案例,德國這次是比較典型的。就說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前,媒體就廣泛的曝光了。由於媒體的廣泛曝光,主辦單位又重新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就再次邀請貝嶺和戴晴去發言,到這個9月12日在書展框架內的中國問題討論會上,又邀請他們發言。
結果,貝嶺和戴晴一發言,就引發了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全體退席。這又一次引起德國媒體的高度關注。而書展期間,像中國異議人士、信仰團體都得到了高度的曝光。特別是大紀元時報在那裡有一個展台,很多人去訪問。特別是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穆勒,她本人也到了那裡,而且高度讚揚大紀元時報堅持新聞報道自由這種精神。
還舉行了很多的中國自由作家的論壇和座談會,在這個大紀元時報的展廳這個位置上。每次都是引起了非常高度的關注,而且媒體也高度關注。本來你像一些作家,中國的作家,而且是以中文寫作的作家,在德國並不是著名人物,但是被中共一打壓以後,幾乎是一夜成名。
當然在這之前,還有中國著名的藝術家、維權人士艾未未,他在四川被警察打傷以後,到德國去治療,也引起德國媒體對中共人權的批評。艾未未就跟這幾個作家不太一樣。艾未未在藝術界,在全世界確實是非常有名的。他居然被警察打傷,而且是顱內出血,所以在德國治療的時候,又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
再聯想到,在這之前德國之聲張丹紅事件也曾經引起德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就說這些事件,中共它一心想輸出它的這個理念,或者它的對人權的侵犯。而且要其他的國家也參與它的對人權的迫害,引起的這種轟動,起到的恰恰是一個反作用。
如果我們聯想起來的話,在這之前,澳洲墨爾本電影節也是。那別人開個電影節跟你有什麼關係呢?它一定要去阻止熱比婭的這個反應她的生平的《愛的十個條件》的演出。而且說,如果你不把它撤出來的話,中國的電影要撤出。事實上,中國電影也撤出來了。但是這是牽涉到一個…其實也是一個主權的問題,和別人的信仰自由和他的價值觀的問題。並不是人家都能輕易放棄的。中共也許可以使到中國去做生意的大財團就範;也許可以使一些想到中國去開拓的媒體的老闆們就範,但是它不能夠改變那個國家的整個立國的根本和人們的價值觀。
墨爾本事件以後,《愛的十個條件》不僅放了,而且還邀請熱比婭去參加了首演式。而且還換了地方,因為突然之間,由於中共的這一干涉,這個變成了一個新聞,很多原來不來看的,原來不知道這個事情的人,都知道了,都來看了。最後展廳放不下,又擴大了。後來又擴展的後效應,就是在新西蘭和在台灣的播放。
中共它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往往適得其反。在前幾年中共已經通過什麼法國文化年,或者是中俄文化年,就通過這種活動,對外進行形象工程和它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黨文化的輸出。但是,由於中共它的價值觀,它所使用的手段和世界潮流是背道而馳的,而且和人類的基本道德,和人類的基本價值是徹底違背的,所以我們可以預想到,中共在以後所進行的這些文化輸出和意識形態輸出的過程當中,它仍然會繼續的設法去排除真正反映中國聲音的那些作家,真正反映中國文化,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排斥。但是,一定會引起各國媒體和民眾的高度關注,而且中共一定會自取其辱。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