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8日訊】　觀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這60年的歷史，最好的角度應該是把這60年放到更長的歷史發展時段中來分析。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開始遭遇西方資本主義，歷經痛苦的轉軌而走上尋求現代化的道路，直到今天，這個過程還在繼續，轉軌尚未結束，現代化仍在追求之中。所以，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連續的歷史過程。如果不把中國共產黨執掌中國政權的這60年放到這個歷史過程中來觀察，那就難免割斷歷史﹔而割斷了的歷史，也就往往是被歪曲了的歷史。

　　去年大約也是這個時候，我曾經簡要地提出了我觀察這段歷史所得到的一個三段論，或者稱作三次“輪迴”。 本文將就此作進一步的探討，從這個大約170年左右的歷史時段當中的三次輪迴，來分析中共建政60年的意義，特別是探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瓶頸所在。

　　第一次輪迴：義和團民族主義、慈禧新政與辛亥革命

　　第一次輪迴是從清末到辛亥革命。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妄自尊大的中央帝國開始與西方列強相遭遇，鼎鼎天朝在洋鬼子的船堅炮利下很快就顫抖起來。今天的各派歷史學家，咸認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個開端，是在危機之中來臨的﹔沒有整個帝國從物質到制度、從教育到信仰的危機，中國是不會開始自己的近代歷史的。在危機之中，各種求新、求變、求強、求現代化的努力就逐漸展開了。開始是辦洋務、圖自強，從最基本的形而下的層面著眼尋求現代化，逐漸擴展到文化、教育、經濟管理等等層面。到甲午戰敗之後，求新求變的焦點聚集到政治制度的層面，於是出現了維新運動。反對政治變革的勢力當然很大，於是發生激烈的政治衝突，導致戊戌變法的失敗。這可以認為是這個輪迴的前半段。對這半段的歷史發展和評價，歷史學家們大體上持類似的看法，爭議不大。

　　有意思的是後半段，這是我特別要強調的。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相繼出現了三種重大的政治主張：一種是民族主義和保皇主義的混合，激烈地反對西方，這就是“扶清滅洋”的義和團﹔第二種就是慈禧太后主導的所謂“變法”，可以說是清廷推進了沒有康梁的維新事業，但主要不是在政治權力層面實行變革，而是通過行政變革來推進經濟現代化。問題是，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功並未能解決社會矛盾﹔遲遲才來的所謂“變法”，也沒有能夠緩解政治危機。事實是，在清王朝推進“新政”並不斷取得經濟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社會政治危機反而進一步加劇。這就出現了第三種政治主張，那就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主張。三種主張之中，前兩種其實是結合在一起、但又相互矛盾的。他們的矛盾之處，在於對待西方文明的態度。民族主義的義和團一概排斥西方，而搖搖慾墜的清王朝這時卻想用西方的很多東西來加強和鞏固自己了。他們的一致，就不用說了，那就是一致排斥深層的政治變革。革命的主張看起來最為弱小，但最後取得了勝利。到辛亥革命作為政治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這就完成了中國現代化歷史的第一次輪迴。

　　第二次輪迴：五四民族主義、南京新政和共產主義革命

　　第二次輪迴貫穿民國時期。民國的建立並沒有解決當時中國如何融入世界、如何應對西方列強的問題，僅僅發生在政權層面的革命也沒有徹底緩解諸種社會矛盾。所以，新的社會危機持續呈現，而要求變革的聲音也持續增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命運，集中展現了這些矛盾﹔而由此激起的“五四運動”，則集合了新的民族主義精神和尋求根本變革的要求。這個時候的民族主義與義和團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它對中國傳統的集權制度和保守文化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把中華民族振興和向西方學習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東西融合到了一起。當時的民國政權是一個西化取向的民族主義政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這種具有內在緊張的現代化取向。在這個政權大體穩固的南京十年之中，也就是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上半期，史家咸認，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論者認為，那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

　　一些被今天的中國人認為是了不起的成就，在那個時代其實已經開了先河。不妨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奧運會。 2008年北京舉行奧運會，舉國大事謳歌慶祝﹔但其實中國人早在1933年就開始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雖然那次只有一個人去參加，也沒有甚麼驕人的成績。但這場以劉長春為主角的“一個人的奧運”卻是書寫中國的奧林匹克運動史的開端。如果一定要把中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作為民族的某種驕傲，那麼這種驕傲在 193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如果中間沒有被共產主義革命打斷呢？以參與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為像征的中國強盛，豈不早就有長足的進步？另一個是中國的國際地位。這在民國時期也是逐步提升的。特別是在民國後期，隨著抗日戰爭的展開和勝利，中國已經進入和美國、蘇聯、英國並列的世界四強，這也是為甚麼中國能夠在 1945年成為聯合國的創建國、因此佔據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五席之一的原因。

　　當然，所有這些成就，經濟的也好，外交的也好，甚至包括軍事的也好（比如抗日戰爭的勝利——這是 1840年之後，在105年之中，中國所取得的唯一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而且是大規模戰爭的勝利），都未能阻止社會政治危機在中國的發展和惡化。民國政權日益腐敗，貧富分化不斷加深，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社會和政治危機的典型體現。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然也藉助於其他多種原因，中國共產黨在60年前，1949年，取得了全國政權，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政治變化。

　　第三次輪迴：經濟繁榮與社會不公

　　看清楚歷史上曾有過的兩次輪迴，再來看1949年以來的60年歷史，有些問題就可以看得比較明白了。我這裡只談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是相互密切關聯的。一個是，自1949年開始到今天，我們是不是處在中國現代化歷史的第三次輪迴之中？再一個是，從這樣的百年興衰發展的角度來看，這60 年來的變遷，究竟帶給了我們民族甚麼樣的進步？

　　對前一個問題，我傾向於認為，中國現在其實正處在追求現代化這個歷史過程中的第三次輪迴之中。1949 年之後，毛澤東很快就把中國帶進了新的國際關係危機和國內政治經濟危機之中。“一邊倒”這套外交政策，相對於民國後期，並沒有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等到中蘇交惡，那個國際關係的危機就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了。僅僅是因為美蘇冷戰主導當時的全球政治，西方深陷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之中，再加上核武器的出現等新的因素，中國得以在孤立之中、夾縫之中苟延殘喘。內部的危機，僅僅舉“大躍進”、大飢荒、“文革”這樣幾個例子，也就可以見其大概了。所有這些危機，在毛去世之後，迫使當政者和整個民族不得不尋求變革之道。這個變革要求也是一步一步深化的，從經濟到政治，而到了政治層面就進一步引爆了巨大的政治衝突。這就是從1970 年代後期所開始的改革，一直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變，所展現出來的發展軌跡。

　　鄧小平這個人，如果要拿中國的歷史人物來比較的話，可與之相比的其實只有慈禧太后。慈禧囚禁了光緒、殺了“戊戌六君子”之後，自己的 “變法”步伐反而加快了﹔而她這個時候的“變法”內容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鼓勵私人資本發展工商業。相應地，慈禧也根本性地調整了她此前支持義和團的外交方針，轉而——用中共史學家的語言來說——“投靠帝國主義”了。老鄧廢黜了胡耀邦、趙.紫.陽並血洗天.安.門廣場之後，接受市場化、擁抱全球化的決心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了。當然，無論如何“變法”或“變革”，他們的底線都很清楚，那就是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權力只能加強而不能被挑戰，那個政權的壟斷地位只能加強而不能被質疑。殺人之後，統治者掏錢買這“兩個加強”。當然，錢是從老百姓的兜裡掏出來的，還有就是從洋鬼子那裏借來的。這和當年慈禧也是一個辦法，30年代的民國政權從根本上說也是這個辦法。從老百姓兜裡掏，就是說，他放開手讓你去掙錢，自己也放開手把你掙的錢用各種方式來巧取豪奪﹔從洋鬼子那裏倒騰，就更清楚了，在慈禧那裏就是“門戶開放”，“取外國之長”，在30年代的中國就是共產黨所批評的“半殖民地”、“買辦經濟”，而在老鄧和他的繼承人這裡就是“與國際接軌”，就是“融入全球化”。

　　和國際資本主義融合，放手發展工商業，國內外資本家在中國政權的統領下一起掠奪中國的老百姓，以此來繁榮經濟，實行現代化，這在中國過去一百來年的歷史上，顯然並非甚麼“新創舉”。同樣不出意料的是，這樣的經濟繁榮、這樣的現代化發展，不僅不能緩和社會矛盾、消除政治危機，反而必定加劇社會不公、激化階級矛盾、深化政治危機。這也在前兩輪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顯示過了。而目前的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類似 1910年的慈禧“新政”和1930年代的“南京新政”的階段上。如果人們有一點兒歷史知識，知道一百年前的中國和80年前的中國都曾經有過那樣的經濟繁榮，則中國目前的所謂“經濟奇蹟”，其實就一點兒也不新鮮了。

　　政治革命還是經濟繁榮：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何在？

　　當然，歷史“進步”了，今天中國的繁榮超過了當年的水準。同時，代價也超過了當年的水準。就是不談代價，單講繁榮，那也並不妨礙我們問一下第二個問題，甚至可以說更有必要問一問這個問題，那就是，如何估價這60年來的變遷？有人或許會問：為甚麼說“60 年”呢？為甚麼不是“30年”呢？因為只有這30年才有發展經濟、才有與國際接軌呀？我看，在這一點上，似乎還是胡錦濤的意見更為高明一些，那就是要把中共建政以來的這60年看作一個整體。準確地說，也不是胡錦濤的意見高明，而是他的意見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現實，那就是中國今天的制度、政權和執政者，正在同時從大約30年的毛時代和這30年的“改革開放”之中汲取其政治合法性。如果他們在批毛，我們也許就不必問甚麼60年了﹔如果他們反過來批鄧，我們應該也不必問甚麼60年了。中國共產黨自己並沒有割斷自己這60年的歷史﹔作為中國人，作為追求現代化的中國人，也不能割斷中華民族170餘年以來追求現代化的歷史。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在看到這樣三個、或者準確地說是兩個半輪迴的情況下，我們不妨問一問：如果中共今天這一套路線、方針、政策、制度是對的，也就是說，中國1910年代或1930年代的現代化路子是對頭的，那麼，如果中國沒有1911，沒有1949，而是沿著1910年代或1930年代的路子走下去，豈不是要比今天這個 “繁榮”還要繁榮上百倍、千倍？反過來，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有其歷史必然性，按照中共自己的理論，它們乃是深深植根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道路的矛盾之中，那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又有甚麼理由，來讚美今天這貧富懸殊、腐敗透頂、代價高昂的畸形“繁榮”？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常常講，它壟斷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在於1949年它為中國選擇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所以中國人民“選擇”了它。根據這種歷史解讀，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處在水深火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之中，國際上受洋人欺凌，國內則充滿剝削和壓迫，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了這些問題，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是，回顧歷史，我們發現，這個說法頂多部分正確。在那個沒有共產黨的“舊中國”，這些問題都存在﹔但是事情也有另外一面，有它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一面。這都是有堅強的歷史事實為證的。[16]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革命，是推翻了那套剝削和壓迫的制度呢，還是打斷了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呢？

　　在中國共產黨執掌中國的全國政權60年的時候，我希望，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進一步，我還要問：今天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這些自以為“輝煌”的經濟建設成就，是不是也正是建立在把中國重新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中國重新建立和強化了剝削和壓迫制度、並使中國重新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附庸的基礎之上的呢？清帝國開辦洋務伊始，設立了中國海關，而其第一位總管是洋人。這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批判舊政權喪權辱國、並據以論證自己的革命如何具有合法性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一百多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所壟斷的國家政權，經過千方百計的爭取，終於使中國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這就意味著中國的關稅從此不是由中國政府來決定－－這較之當年晚清政權任用洋人當海關總管，哪一個更加“喪權辱國”呢？可是，中國共產黨卻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說成它的偉大成就。就我個人的看法來言，我並不反對這樣說，就像我也不反對說晚清政權多有喪權辱國之舉一樣。我唯一的疑問是：憑甚麼別人做了同樣的事情就是錯的，而中國共產黨做了這樣的事情就不僅是對的，而且是了不起的﹔別人做了同樣的事情就應該被推翻、被打倒、被革命，而中國共產黨做了同樣的事情卻就要以此為本錢而壟斷政權、扼殺批評、踐踏異議？如果晚清的洋務運動、民國的南京新政和今天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對的，那麼，是不是應該請中國共產黨批判自己的過去，清算自己的歷史，審判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的暴行，承認自己獲得政權的途徑是不合法的？反過來，如果人民有權利以包括拉起造反隊伍上井岡山在內的任何方式來反對剝削、反抗壓迫，而不必問這個國家的GDP是否在增長，也不必理會這個國家的國際融合程度是多麼高，那麼，是不是應該請中國共產黨至少做一個嚴正聲明，聲明民眾對剝削和壓迫的反抗行動是符合它的革命理論和創黨理想的？至於中共中央要不要遷往茨坪，組織暴動，要不要號召造反，打土豪、殺貪官、鬥爭資本家，那請它按照自己的革命理論來研究決定吧。

　　一個動聽的說辭，叫做“與時俱進”。可是，事情的邏輯是一樣的：你今天可以與時俱進，人家昨天為甚麼就不被你允許與時俱進？人家與時俱進，你說進得太慢，要革命，拿起刀槍就動手殺掉人家﹔今天人家說你進得太慢，你說要穩定，要漸進，說人家是敵對勢力在搗亂，把人家抓到監獄裡去。我可以既不同情昨天被你推翻的人，也不贊成今天要推翻你的人，但我可以同情你這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嗎？我可以有這一點兒同情的權利嗎？至於問我為甚麼同情你，那個答案你還不明白？這樣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還自以為英明偉大、左右逢源，你又有甚麼可讓人同情之處？！

　　需要制度性地實現公平、公正、公義和公益

　　讓人同情的其實應該是我們的民族。近170年以來，掙扎、勞作、奮鬥、犧牲，但是卻像“鬼打牆”一般地在追尋現代化的道路上陷入一個又一個輪迴，甘於成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劫持下的“斯德哥爾摩囚徒”60年太久，不止一代人已經喪失了常識、良知、理性和血性﹔60年太短，一個大夢還沒有做完！做夢的人，知道甚麼一百年、二百年？他還等著黃粱膏飯蒸熟散香呢！

　　認真地說，無論政治革命，還是經濟繁榮，都沒有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一個瓶頸問題，那就是用甚麼樣的辦法、規則來解決社會不公。我們看到，中國一百多年來的不斷革命，並不完全是貧窮所造成的。恰恰相反，單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事情常常是這樣的：在社會經濟逐步發展起來的情況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而既存政治制度卻不能有效地解決這樣的社會不公問題，於是革命的力量就逐漸積聚起來，直到爆發並勝利。而革命的結果，要麼是仍然不能解決社會公正問題，就像辛亥革命那樣﹔要麼創造出一種壓制經濟發展的制度，用普遍貧窮來達成表面的社會公正，那就是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在前30年的政治實踐了。中國人能不能找到一條道路，建立一種政治制度，在社會經濟實現現代化發展的背景下，來保障社會的基本公平、公正、公義和公益，保障一般民眾在遭遇不公的時候有制度性的渠道來對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規則本身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呢？我認為，這才是中國百年發展的瓶頸所在，也是中共建政60年來左右大幅轉向但卻始終不能解決的根本問題。因此，中國的下一步發展，其希望更多地不是繫於經濟的繁榮，而是繫於相應的政治支撐的建立，繫於這樣一種“四公”－－即社會的基本（公平、公正、公義和公益）能不能在中國社會大體上實現。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