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9月18日訊】2004年11月，在這個寒冷的冬季裡，《九評共產黨》在大紀元網站發表，對於中國，如同在紅色恐怖的烏雲間，綻放出預示著正義和力量的曙光，從此，中國的歷史走入了解體中共，復興中華民族的進程。
那時，我剛剛踏上自由的國土3個月，第一次讀到九評時內心深深的被震撼，九評是對中共最深刻最詳盡的剖析。5年來，我不知讀過、聽過九評多少次，思想也隨之淨化，回歸一個真正中國人應有的思維。
暴力是中共製造恐懼、控制民眾的手段
2002年1月4日下午，在這個咋暖還寒的冬日，我因為在北京街頭散發揭露法輪功學員受迫害的傳單而被三個便衣以暴力手段非法綁架。我努力掙脫他們的扭拽並高聲呼喊：“法輪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輪功”。這三個男人在鬧市的眾目睽睽之下，拚命的往地下按我的脖子，還試圖堵上我的嘴。之後從下午2點一直站到半夜12點，我被關在派出所裡僅容一個人能夠站立的鐵籠子中，至此沒有任何法律程序，是一場十足的黑社會性質的非法綁架。
2週後，海淀分局看守所專門迫害法輪功的小隊成員，警察朱鋒、薛紹康、杜崇等5人，把我上著手銬塞在汽車的後備箱裡劫持到一個洗腦班。在那裏，一共有12個警察、保安和他們指使的打手幫教。他們不許我睡覺，不讓我站著、坐著，只許蹲著，還得抱頭低首的姿勢，每天24小時不間斷的向我灌輸中共誹謗法輪功的謊言。我拒絕這一切，他們就扑上來打我。其間，我來例假，他們一如既往的折磨我，而且還加上3條新的要求：限制喝水，限制上廁所，絕對不許我用衛生巾。當血濕透了我的褲子，他們又破口大罵我是流氓、在男性面前這個樣子以及弄臟了他們這個地方等等。他們的言行和思維無恥到了不能用“流氓”這個詞的正常含義來形容，是為了到達自己的目的喪失一切道德底線。幾個月後，我在北京女子勞教所中聽到一個20歲出頭的女孩說“中共是一個大流氓，把他手下的人都變成一個個的小流氓”。我想，每個從這個邪惡迫害中走過來的人，只要他還保存一點點善良，他都能認識到這一點。
在那裏我第一次被警察打。那是在一個深夜，當我再次嚴詞拒絕了簽字放棄信仰“真善忍”之後，年輕的警察杜崇在海分看守所專門迫害法輪功的小隊長朱鋒的授意下，對我開始使用暴力。與此同時，朱鋒在旁邊咆哮著恐嚇我“你要不寫，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撅斷！我一壺開水澆下去不把你燙熟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是，當我真切的感到杜崇的第一下重擊時，我的反應竟是不顧疼痛、扭過頭回身去看他！因為我正在經歷的和我20多年所受到的中共的灌輸截然不同：在我1992年離開中國去海外留學之前，我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說這個黨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警察是保衛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等這樣冠冕堂皇的政治宣傳。所以，在那一瞬間，我頭腦裡如同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中共的一切灌輸在我腦子裡都雪崩一般徹底崩潰。從那一天起，我下定了決心再也不信中共的一切鬼話。對於中共，我當時能認識到的是：這是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流氓。這個理智的選擇保證了我在這之後2年裡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也能不斷磨礪堅韌，回歸善良和正義。在這個洗腦班中，當我不知道如何逾越這非人的虐待時，我曾簽字不煉功，這雖然不是我內心真實的意願，卻作為我人生的恥辱給我精神上帶來巨大的痛苦。
當我日後看過九評後，曾仔細的回想過我們家在三代以內所有我認識的親戚中，有多少受到過中共的殘酷折磨，結果把我大大的震驚了：我的祖父因為在5、60年代因為幾句真話被剝奪了在瀋陽財經大學講課的權利，而被打成“右派”，全家老小都被遣送回湖北農村種地改造，我的叔叔、姑姑在以後一生中的升學、工作、結婚、住房等各方面都受到歧視和刁難，以至各種人為的折磨。我母親姐妹４人，我的大姨夫因為留學日本被批鬥，然後被強制去種地，就在大姨夫病得無法走路只能爬行的時候，還被逼繼續勞動改造。最後40歲出頭病死在田間。大姨被從講臺上趕到煤礦裡去幹苦工，後來在事故中留下終身殘疾，幾十年和唯一的女兒相依為命。我的二姨夫因為耿直的脾氣得罪了領導，多年都是被批鬥整肅的對像，這種來自整個社會的強大壓力對他的精神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傷害，到他晚年時，只要一喝酒就像孩子般大哭，講訴他無盡的委屈。我的三姨夫被政治運動中承受不住的熟人誣陷，從而無辜卻遭受瘋狂的迫害，38歲在肝癌的劇痛中撇下我三姨和３個年幼的孩子離開了人世，三姨後來精神失常。我父親因為寄錢贍養沒有經濟來源的祖父而被認為和右派父親不能劃清界限，並且因為他被公派留蘇獲得過博士學位而被當作“臭老九”批鬥，在我出生前19天，我母親病到血壓高達200多，隨時可能死亡。但我父親和同一單位的許多知識份子被強制押送去農村勞動改造，那天，我13歲和大哥和5歲的二哥在大雪紛飛的盤山公路上追趕著押送我父親和其他人的大卡車，哭喊著“爸爸，你回來吧，媽媽要死啦”，長達2個多小時，車上的軍人持槍看著不許眾人落淚。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在1-20年中因為孩子們的不幸遭遇而提心吊膽的活著。我的大哥生下來沒多久就趕上大飢荒挨餓，16歲半被剝奪繼續上高中的權利，被迫上山下鄉去幹農活，我二哥89年六四那天夜裡被軍隊用機槍掃射，封鎖在天安門附近的小胡同裡，因而得以倖存。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我二哥因為在海外揭露了中共對我的非法抓捕和對我家的非法抄家，被禁止回國照顧我70高齡的父母親。在我認識的親屬中竟然沒有一家能免於中共的魔掌，中共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
中共的謊言最懼怕真相、勇氣和理智
我在2000年8月因為在德國公司的工作而回到中國去，那時各種媒體上充滿了中共對法輪功的造謠。然而，謊言重復千遍還是謊言，中共在製造謊言的時候從來沒有正常估計過人類的正常智力，也從來沒逃脫過神必定給人留下真相的安排。它的謊言真是漏洞百出。
2001年1月底，“殃視”熱播“自焚”偽案，企圖把全國老百姓都掩埋在對法輪功的仇恨之中。2月的一天，一生行醫的母親問我說，那個在“自焚”中著了火後還能大聲喊叫的男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著火後身體周圍的空氣被加熱，人的口腔和呼吸道裡面的粘膜比皮膚還敏感脆弱，所以馬上就會被灼傷，根本不可能聲若洪鐘的大喊，這是醫學常識。我於是拿出法輪功的書來給家裏人看，上面明確寫著正法修煉絕對不能殺生。
接下來，京城又發生轟動一時的傅宜斌殺人案，中共又再次栽贓法輪功。那天，我下班剛回家，不等我開口，家人就來告訴我說，電視上看到傅宜斌說話了，他肯定是瘋子，精神不正常。正常人要是殺了人，自己早就嚇得六神無主、魂飛魄散，一個小孩子到那時候都能一拎他的脖領子把一個成年的殺人兇手拎得雙腳離地，怎麼可能對著電視鏡頭大模大樣的說起來沒完呢？正是精神病人的表現。事實上，這麼多年誰也沒見到對傅的判決，也正說明他精神不正常，是不能擔當法律責任的。而法輪功要求修煉者都得是頭腦清醒的，明明白白修煉升華的。
在我2年被非法關押期間，無論甚麼時候，我父母問到我的情況，警察都回答說我被照顧得很好，尤其強調他們對待我們的教育是“春風化雨”一般的。2年後我回到家中第一天，家人看到我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整容了嗎？”那時，我比被抓前瘦了將近30斤。2年人間地獄的折磨足以使我在親人眼中完全變成另一個樣子。
調遣處的苦役正是這人間地獄的一部分。我在調遣處被迫包筷子，工作平臺就是我們晚上睡覺的床板，被褥捲到一側，所有人都坐在幼兒園裡給小孩子坐的那種很矮的硬塑料椅上，人坐上去之後，整個人連同椅子一同插到床板底下，使得上身只能保持正直。除了去吃飯以外，一天就是這一個姿勢，每人每天最少定量6000雙，最多一天是每人1萬多雙。一天少則干12個小時，多則18個小時的幹活。下午4點鐘到晚上9, 10點之前，那是最纍的時候，忍著渴，憋著尿，手上飛快的包，渾身僵硬酸疼，纍得頭昏腦脹，唯一支撐我的是信仰。因為那時候，我面對警察明確的講述了我不可能放棄修煉法輪功，法輪大法好，海分的警察對我迫害後得到的簽字正是他們執法犯法的罪證。當時對於我來說，雖然很需要勇氣，雖然我很清楚聲明之後可能發生的迫害，但說出這句真心話是一個人的良心的最低要求，以前由於做錯而產生的內疚、自責、絕望和羞恥都隨著堅守道義的行動被蕩滌得干乾淨淨。
那時，我已經從警察面對我時的和藹以及轉過臉對待其他學員的咆哮嚎叫中，分析出了海外對我一定有營救。當初，中共剛開始打壓法輪功，我們在德國的學員幾十人自發前往波恩的中共駐德大使館去遞交請願信。儘管我們柏林去的車中有一輛在高速公路上出了問題，但我們所有人還是堅持擠在一輛車裡，終於準時到達。我相信是因為海外公開的營救迫使警察在我面前作秀，也使他們在我聲明之後沒有像其他沒被營救的學員那樣被殘酷迫害，警察採用了隱蔽而狠毒的手段：我們包的筷子無論是散裝的生筷，還是包好了的成品，都是放在箱子裡，需要一箱一箱從下一層和我們所在的三樓之間搬運的。在每個班級中，都是一個接一個的輪流去把成品筷子一箱一箱的抱到一層，然後把50斤一包的生筷子扛到三樓，漸漸的我發現，在我們班中，只有我被命令去幹這個活，別人要去都不讓。我明白，警察的毒計是想從體力上纍垮我從而逼迫我在精神上屈膝。那時，唯一支持我的是信仰， 我的力量和堅強來自“真善忍”。
為了以後把他們的迫害曝光，我有幾天連續計算我當天扛了多少斤筷子，因為箱子上標有公斤數的，生筷一包是50斤。有一天是400多斤，還有一天是700斤左右，還有一天特別纍，當我算到超過1000斤的時候，我就不再算下去了，因為那就是個數字而已了，有誰是設身處地理解這數字下的涵義呢。就是那一天，在等候洗漱的時候，我的四肢無法控制的抖動，我感到四肢就像管道一般，一塊塊能讓我很疼的東西從四肢被推出身體，密集程度就好像電影裡戰爭場面中演的大炮在連續發射炮彈一般，晚上睡覺時，纍得翻身都拖不動兩條腿，因而翻不了身，腿像灌注了水泥一般又硬又沉。就是天天看到我們這樣的生存條件和奴工勞動，警察還能告訴我父母他們對待我們是“春風化雨”般的愛護，
中共的謊言不僅在中共氾濫，而且有意識的滲透到海外。2008年夏，在北京奧運開幕前夕，德國黑森州電視臺舉辦一場現場直播的辯論會，主題是在中國目前的人權情況下是否支持北京的奧運？節目編輯在他們的網站上公布消息，並且公開徵集自願者來作現場觀眾，這是民主國家很普通的方式，操作非常透明。中共利用了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湊足了2-30位控制的華人去報名，其中有4位歷屆法蘭克福市中文學校的校長，從而使得德國電視直播節目的現場直接被中共所操控。表面上，能夠在德國觀眾面前得出符合中共政治需要的結論，影響海外視聽，實際上，攝像機忠誠的記錄了他們的面孔和言行，將來會成為中共罪行的證據。這是我在第一現場親眼目睹的。
還有一件事是我親身經歷的：我到達海外後，逐漸聽到一個關於我的謠言。謠言說我在勞教所的時候動手打過堅定修煉的法輪功學員，並且後來這位學員被迫害致死，謠言說我來到海外是給中共當特務的。我第一次聽到這話簡直覺得是天方夜譚，極其可笑。我想都沒想過，更不要說做了。我相信，這個謠言的產生和傳播一定和中共有關。我不會花時間去調查取證，雖然在法律上這是誹謗罪。我非常清楚，就是因為我全力以赴的揭露中共的邪惡迫害，觸動了它的痛處，所以它們才散佈謠言，想把水攪渾，阻礙我去揭露。我既然能認清就決不會上當，所以我從未停止過告訴人們真相，揭露中共的罪惡和營救我的同修們。其實冷靜下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這個謠言中所包含的中共特色：崇尚暴力的本性、恐嚇和挑動仇恨鬥爭的意圖、以及狡詐的掩蓋，還有那任何謊言都不可避免的愚蠢的一面。試想：和我同時在北京女子勞教所三隊（而不是四隊，那裏同時期有個和我同名同姓的女學員）2年中一共也得有2-300人次的學員，如果真的發生過那樣毆打學員的事情，那麼多人中怎麼沒有一個在網上曝光這件事？那揭露迫害的郵件應該像雪片一樣多的發到法輪功學員的明慧網上去呀。在勞教所裡面那麼艱難的環境下，我們都可以把新經文傳遞到每一個班，所以一切事都是瞞不住的，怎麼沒有一個人曝光呢？為甚麼沒有來自大陸的確實消息而能在海外傳播呢？事實上，中共灌輸的黨文化思維正是滋生和留存謠言的溫床。在黨文化的侵蝕下，人們失去了誠實、單純和善良，猜疑、惡毒和明哲保身倒成為了所謂正常的思維，是人自己迷了眼，回歸到善良純真上，就能有理智有智慧。
無神論不過是中共利用來統治的工具
在中共的宣傳中，人對神的信仰被當作迷信來批判，被當作落後、愚昧來嘲笑，進而歪曲到宗教是謀財害命或爭奪政權極其可笑的邪理歪說上去了。人看不見神，就說沒有神，那只是愚見。但中共卻利用無神論去推銷它的鬥爭哲學，改造人們敬天畏神的世界觀。否定神的存在，就否定了天國世界，就否定了六道輪迴，就否定了人類本身遺失了的本能，否定了生命的意義是要返回先天善良的本性。然而，神無處不在，無時不照看著人類，偶爾也就會給人展示出一線真跡。
我小時候做過一個很奇特的夢，夢裡我看到父親和我在一個叔叔家，屋裡很小，讓我醒來後最不理解的是他家的一個箱子怎麼是挂在牆上的？那時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幾年後文革結束，我們全家搬回北京。一天，父親領我去看他留學時的好友顧叔叔，當時那位叔叔全家三代人擠在幾平米的蝸居裡，叔叔家裏讓我大開眼界的是一臺洗衣機，當時還是很少見呢。因為屋裡實在沒地方放，這位工科博士自己動手，把洗衣機靠牆吊起來固定住，平時就這麼挂著，用時再放下來。日後，在我們全家多次笑談此事的時候，我才逐步清楚地回憶起我以前在夢裡就經歷過這一切。青少年時代，我接觸了氣功之後才明白那是人體的本能——宿命通功能。
修煉文化本是傳統文化中極其珍貴的一部分，是人和神連接的重要紐帶。在整個中國社會都被中共宣揚成無神的天下後，修煉那博大精深的內涵就只能萎縮成了氣功祛病健身這麼一點點很現實的內容了，但是，在生生世世的輪迴中，修煉的經歷會留給人說不清楚的對氣功的好感和興趣。
80年代中後期，我和二哥上中學的時候，我們倆都非常醉心於氣功。那時也不懂怎麼修煉，但我們兩個十幾歲的孩子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卻能在夏天堅持靜立1-2個小時，以為那就是煉功了。每一次汗水都從肩頭一直流到手指尖，再滴落。我至今都記得二哥在上大學以後，在冬天穿著軍大衣，帶著大皮帽子，一個人坐在街心花園的雪地上打坐到半夜的樣子。
90年代中期，我們全家除了母親都在國外一段時間，母親那時每天晚上都靜心打坐，我回國探親時她親口告訴我她在入定後看到了天上的事。她描述得非常詳細，尤其是天上要剷除妖孽時要出動多少天兵天將，母親竟能說出一個極其龐大的數字，是我翻遍所有思想的角落也找不出來的。我從小酷愛讀書，手不釋卷，並且興趣廣泛，儘管如此，母親所講的一切都是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所以非常驚訝、非常不解又非常好奇。
1996年，我在德國讀書期間，在尋找生命意義的途中，曾短暫皈依過佛教。在釋迦牟尼佛生日那天，法師教我們每個人如何磕頭上香捐錢，如何求佛陀保佑發財等。我聽了很苦悶，因為那都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要甚麼。等到我跪在佛像前舉著香的時候，身邊的人一個接一個捐了錢，求了佛，磕了頭，又走了。我跪在那裏心裡又急又亂，不知道說甚麼。但我覺得在這麼一個很重要的場合我不能隨便說，我必須說出我真心想要的。突然，我的嘴自己說出一句話：求佛加持我今生成佛！聽到這句話，我整個身體嚇得一震，但馬上理智就能判斷出這正是我所要。於是，我非常開心的“哐哐哐”磕了三個頭，然後上香。2個月之後，我得遇法輪大法，從此開始了嶄新的人生之路。至今我都深信那是我跪在那裏純淨的一念感動了神佛，因此賜予我一個生命能得到的最珍貴的禮物——佛法真理。
我在非法被關押期間，非常非常頻繁的看到過法輪和七彩的光環、光束，最大的有1/4個天空那麼大，也有是整個一面牆那麼大的，顏色極其透明，色彩非常美妙。我相信人的一思一念、每個選擇神佛都清清楚楚，那殊聖的景像是神佛在愛護和鼓勵著受難中的人們。
我看到在黨文化的毒害下，多少中國人為了自己的私慾，害人不知截止，撒謊自以為聰明，違背人倫不知羞恥，我常想：這是因為他們心裡沒有了對神的敬畏，喪失了善惡是非的標準，才敢這樣放縱。人在放縱私慾時，雖然能得到現實中的一點利益或一時的滿足，但必定為自己的未來種下痛苦的種子。
中共邪教政府的迫害是在斬斷中國人傳統文化的根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無數次大大小小的運動最終就是想把中國人在書本裡、文物裡、腦子裡、骨子裡的一切傳統文化都剷除乾淨，那樣黨文化就是人們唯一的指導思想了。古代留下來的真跡被燒掉了，文物被砸爛了，承載著傳統文化的人被全社會踩在腳下來，人格和尊嚴被剝光，那麼，神傳給中國人的正統文化、傳統文化就真的能絕跡嗎？
我童年裡最美好的記憶就是：夕陽下，父親拉著我的手，在山間小路上一邊散步，一邊給我講解唐詩、宋詩和古文的含義，一遍遍帶著我吟詠和背誦。那是我父親自己童年在私塾裡學到的，他也這樣教育我。從那時起，我認識了李白、王維、陶淵明，古人理想的人格和對天地的認識就在合轍押韻的詩句中，潛移默化的容入了我的血液。雖然我出生在文革中期，父母作為當時社會底層的知識份子極力保護我們孩子不受到社會的歧視，並且高度重視我們的教育。學字使我體會到漢字的美妙，學詩使我理解了漢語的韻律之美，學史使我明白了如何做人。記得每次下山回家前，父親都會蹲下來，注視著我的眼睛，鄭重的告訴我，絕對不能對別人講學了這些詩。有一次，父親大概是覺得我能理解得更深，就給我講了一個“尾生抱柱”的故事，告訴我甚麼叫信義，甚麼叫承諾。
大約76年，文革還沒結束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一個阿姨來我家借錢。那時全家就只有一間屋子，所以，我看到了整個事情。那個阿姨哭訴他家怎麼沒錢，孩子們沒飯吃。爸爸同意，媽媽就不啃聲。直到媽媽氣哭了跑出了屋門，爸爸也跟出來，我很害怕就也跟出門。聽見媽媽對爸爸哭訴：“你忘了他丈夫是怎麼批鬥你了，罵你的話根本沒有一點事實根據就那麼羞辱人，看著你幹活挑著扁擔時都不許你換一下肩膀故意折磨你，你為甚麼要借給他錢？他們也掙錢，都自己喝酒喝光了，我還有三個孩子要養活呢！”我看到父親的表情極其痛苦，一直只會喃喃的說：“你想想他們7個孩子，你想想他們的孩子沒飯吃”。 我仰著頭，看著父母，早已淚流滿面，心亂如麻。因為我知道父親是對的，可我不忍心看母親這麼傷心，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父親遞給了那個阿姨20元錢。到我們全家離開西北時沒見到他們來還錢，後來彼此再也沒有聯繫。我少年時經常回味這件事情，每次都非常痛苦，因為我不知道這些的事情為甚麼會發生，怎樣才能解決？稍微長大一些，我試圖尋找父母親這樣做的原因，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的善良還有他們所受的傳統教育，那是植根於中國千百年來承傳下來的正統文化、傳統文化的教育，使人在極其艱難的生存環境、極其扭曲的社會環境中，還能保持著正直、克己、忍讓、與人為善的道德操守。
2002年到2004年，我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女子勞教所的時候，我父母親的品行曾經帶給我一次更深入的思考。那時，我們無數次被強制去聽那些中共用來洗腦的錄像帶，通常我都會在思想中全力抵制這邪惡的灌輸。有一次，我卻很反常的抬起頭來好好的看，因為那是介紹世界公認的邪教的六大特徵，我在心裡把我所了解到的中共在方方面面的表現和這六個特徵一一詳細的對比，最後，我確認中共是符合世界標準的真正的邪教，這是我第一次從理性上認識到這一點，我當時的感受是毫不驚奇，因為我的親身經歷早已經使我從感性上知道了這一點。當我確認下這個結論時，在我頭腦裡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就是我父母親的形象。因為我清楚他們的為人，並且他們那時就是黨員。我頓時被憋在兩堵對峙的山峰中一般，足足一天半之後，我問了自己一個問題，一切才豁然開朗：我問自己，我的父母親是因為當了黨員之後才品德高尚起來，還是他們就是這樣的人？我瞬間就明白了，他們的道德標準和做不做黨員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我也才發現入黨在中共統治的社會中是生存的辦法，我也想起自己高考前學校要求不入團不能畢業，而所有的大陸中國人都是這個邪教政府劫持到手的囚犯。
2004年夏，我從2年的非法關押中回到家中，父母很快就發現我還在修煉法輪功，他們整日為我提心吊膽。一次，我和滿面愁容的父親談起這事，我告訴他，正是他在我兒時教我的那些古詩古文，才使日後建立了不肯止於世俗的人生方向，以致我日後遇到法輪功時選擇了修煉“真善忍”。我問父親：“如果就因為今天的迫害而要求我放棄，那是不是您在我小時候就教我的那一切都是假的嗎？”這話一出口，我真是心如刀絞，忍不住失聲痛哭，父親呻吟般的說出“不是啊！”，也已經是老淚縱橫。。。。。。在那一瞬間，我才第一次從中華民族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中去審視中共的罪惡：它真的是在斬斷中國人的根，它在斬斷中國人一切一切和自己的民族、和神傳文化聯繫的血脈，把中華民族變成雖然保存著黃皮膚、黑眼睛的外形，靈魂卻被掏空、舔食著血腥邪惡的黨文化以為美味的精神賤民。它一次次的搞運動就是想抹去中國人對道德和道義的一切認同和記憶，在迫害法輪功中它的邪惡達到了登峰造極，就是因為“真善忍”揭示了更大範圍的真理。
如果不是因為神韻演出，我真不知道中華民族的文化如何能從這千瘡百孔、滿目瘡痍中復興。2008年我看神韻演出時，我記得自己當時真是如痴如醉，神韻的美得令我感慨萬千。在那之後大約半年的日子裡，我幾乎每一天都會回憶不同的節目，細細的品味其中的文化涵義：不在於色彩的瑰麗，不在於天幕的奇絕，不在於穿透雲霄的歌聲，不在於和諧的樂隊，是演出中傳達出來的那種韻味，在一舉手、一投足裡，在一回眸、一展袖中，那才是真正中國人的翩翩風度。那裏有真正的中華男子漢的陽剛和忠義，那裏有最純正的華夏女子的溫柔和嫻淑，神韻中有最美的中國人，有最正的中國文化。那美好、豐富而雋永的意境，讓我每次想起都覺得是第一次見到，也永遠不想離開。如果說九評如同九把利劍穿透了邪惡赤龍的咽喉，橫掃了中共的偽裝，使解體中共成為必然，那麼在神州大地的文化與精神的廢墟上，神韻正在帶領著中國人回歸藝術和道德的正軌，我已經看到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曙光。
熊偉
2009年8月27日 寫於德國美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