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9月8日訊】在中國，有一種奇特的社會現象，越來越凸顯並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爭議，那就是「官父商子」。父輩為官、兒輩經商，本無可厚非。但是，兒輩經商如果是依靠父輩為官所帶來的便利和資源，甚至變成父子聯手、官商勾結來牟取私利，那無疑是對整個社會公平公正原則的巨大挑釁。

改革開放前，由於經濟發展緩慢，官家子弟享有的更多只是一種心理上的優越感；改革開放後，經濟迅猛發展，權力有了更大的尋租空間，官家子弟的心理優越感也迅速調整為對經濟利益的追逐。上世紀八十年代「官倒」盛行一時，「官父商子」現象初露端倪。經過二三十年的演變，今天，「官父商子」現象已脫離了靠一紙批文賺錢的初級階段，有逐漸泛濫之勢，並日益演變成對國家經濟和政治的滲透與掌控。

如果整個國家政商命脈都被少數權貴階層掌控甚至裹挾，必定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比如貧富懸殊、民生凋敝、怨聲載道、社會矛盾激化、群體事件頻發等，這無疑是值得我們特別警惕的。

暴富家族的隱患

事情的規律或真相，往往「潛伏」於大量看似不相關的瑣碎信息背後。所以，我們不妨先看看幾則新聞和舊聞︰

2009年6月2日，據《聯合早報》報導︰中國證監會前副主席範福春據傳已經被限制離京，接受調查審問。他在國泰君安證券（香港）公司投行部擔任執行董事的兒子範曉微，6月2日也被大陸有關部門帶走調查。範曉微在香港私立賬戶，遙控指揮國內莊家，涉嫌通過不公平手段獲取上市公司資料及金融內幕，進而對股市交易進行非法操控。此事被香港廉政公署揭發，轉告北京。同時被調查的還有範曉微的姑父——上海寬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肖義南。

範曉微在香港期間一直很低調，所以很少人知道他有這麼一個位高權重的父親。

另外一則新聞事關有「紅色資本家」之稱的榮智健。2009年4月8日，67歲的榮智健宣布辭去中信泰富董事長的職位。與榮智健同時遞交辭呈的，還有與榮智健一起開創中信泰富的創業元老——中信泰富董事總經理範鴻齡。一對老搭檔的聯袂退出，標志著中信泰富「榮智健時代」的終結。

但榮智健恐怕並不能就此揮手瀟灑而去。針對中信泰富的「澳元門」事件，早在2008年10月22日，香港證監會開始正式介入調查。而2009年4月3日，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對中信泰富總部進行突擊調查，調查該公司是否有董事做出虛假陳述以及串謀欺詐的違規行為，這使得事件陡然升級。這意味著「榮公子」有可能會面臨被起訴並入獄的危險。

還有一則舊聞。在2007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提交了一份《關於對中國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歷屆委員進行責任審計的建議》的提案。該提案指出︰「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會的部分委員，利用特殊的地位、壟斷的權力、不對稱的信息，以各種方式讓配偶、子女、親屬、學生、朋友大肆參與炒股，有的人本身就是莊家，利用一級股票市場獲得低價乃至無償違法贈送的原始股在二級市場拋售，大肆牟利，獲得超額利潤。」他甚至在提案中直接點名︰「以全國政協常委（原全國人大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首屆委員厲以寧為首的厲以寧家族已擁有上億資產，直接和間接投資控股參股的企業達二十多家。作為全國政協常委（原全國人大常委）和證券法起草小組組長以及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首屆委員的厲以寧先生，其公職與其家族的『暴富』是否有嚴重的利益勾聯，厲以寧先生在其家族『暴富』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厲以寧先生卻始終拒絕做出解釋和澄清……」

而湊巧的是，在這一年兩會閉幕不久後的3月28日，榮信股份在深圳中小板ETF上市，開盤後股價大漲174.60％。據悉，公司實際控制人正是厲以寧之子厲偉、厲偉之妻崔京濤及其一致行動人左強。厲偉夫婦共計間接持有榮信股份839.62萬股，按照當日榮信股份收盤價51.90元計算，厲偉夫婦間接持有的榮信股份839.62萬股市值已超4.35億元，成為榮信股份上市的最大受益者，身家一天暴增近2.76億元。

這幾則新聞舊聞，都指向現在中國政商領域中的「官父商子」現象。當然，幾則消息中的「官父」與「商子」到底有沒有這種互相勾結的行為，還未可知，但它帶給民眾的疑惑和社會的隱患已經顯現。

官父的兒子與乾兒子

在轟動一時的鄭筱萸案中，這種「官父商子」的勾結變得格外赤裸裸，成為典型的案例之一。

在這起案件中，作為「官父」的鄭筱萸很少出面，四處活動張羅的是他的妻子劉耐雪和兒子鄭海榕。

2002年開始，鄭海榕從日本留學歸來。兒子的結婚、用車、住房等等，都是讓鄭筱萸憂慮的大問題。和鄭家關系一直不錯的浙江某位藥商，在知道此情況後馬上解囊相助︰2002年，送給鄭海榕一輛奧迪牌轎車（價值人民幣18.5萬元）；2002年4月，又送給鄭海榕17萬人民幣，用于交付購買上海市普陀區凱旋北路一套房屋的首付款；2005年1月至2006年5月間，以股份權益名義給予鄭海榕人民幣25萬元，同時還幫助其交付購買上海市浦電路雙鴿大廈438號507室的首付款人民幣199.25萬元……光是這一家公司，便通過種種名義，送給鄭筱萸兒子鄭海榕、妻子劉耐雪共計292.91萬元人民幣的財物。

而廣東某醫藥公司的女老板鄭軍更精通公關術，直接把這位貴公子接到自己公司上班，實際上是供養起來。從2000年6月至2006年12月，鄭海榕收受鄭軍每月以工資名義給予的人民幣1萬元，共計人民幣73萬元；2005年上半年，鄭海榕又另外收受了鄭軍人民幣25萬元。兩項合計為98萬元，而鄭海榕幾乎沒在這家公司上過一天班。

鄭海榕還在幕後操縱位於上海的一家醫療器械公司。而這家醫療器械公司其實是個皮包公司，依靠批文交易等來獲利。鄭海榕30歲出頭，「在廣州香港兩地跑，搞進口藥」。據說，鄭筱萸跟企業吃飯時，他兒子也經常陪同一塊前往。鄭海榕在外辦事，有時甚至直報家門︰「我是鄭筱萸的兒子」！

在此案庭審調查中，檢方指控鄭筱萸受賄行為共8宗25次，鄭本人直接收受賄賂的有4宗，直接受賄次數12次，其余4宗13次均為家屬所為。從金額看，鄭筱萸直接受賄的數額只有40萬元，而他的兒子和妻子受賄高達609萬元，佔整個數額的94%。

當檢察官訊問鄭筱萸︰「如果鄭海榕不是你兒子，他們會送他100萬元港幣嗎？」鄭筱萸回答︰「我想不會。因為他們是沖著我手中的權力送錢的。」鄭筱萸後來悔悟到︰「在被雙規後我想明白了，那些藥廠老板是換個方式來賄賂我。他們給我老婆和兒子乾股和錢，我沒有干預，而是予以默認，這就是受賄。」

「老子掌權，兒子撈錢」，鄭筱萸並不是第一人，程維高、畢玉璽等若干貪官就是縱子撈錢的捷足先登者。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官父」們還常常收有一堆「乾兒子」。比如黑龍江原綏化市委書記馬德就有兩個「乾兒子」，湖南雙峰原縣委書記朱應求也有「乾兒子」，江甦常州原副市長張東林更是收認了近20名房產商人做「乾兒子」。

在此類「乾父子」關系中，「商子」主動「認官作父」，「官父」也願意「多子多福」；「商子」開發「官父」的權力，「官父」看中「商子」的票子。

「官家主義」滋生「官父商子」

這種「官父商子」現象的泛濫，最根本的原因無疑是制度的缺隙。

中國經濟體制雖然已經變革了30年，但政府部門仍然掌握著重要的資源，對經濟活動擁有巨大支配權，而由于缺乏有效監督，官員利用它來進行「權力尋租」也不稀奇。

學者楊帆在《危機與反危機》一文中，提出了「權力資本化」問題；後來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提出了大同小異的觀點，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學者吳思稱之為「官家主義」；還有學者稱之為「權力場」……

在某次活動中，有記者給在主席台上的杜潤生遞紙條問道︰中國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麼？這位年過九旬、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說︰權貴資本主義！

杜潤生這種擔憂是有實證的——在一些東亞國家，與政府領導層有密切聯系的利益集團控制著經濟命脈。這些家族依靠與政府的密切關系牟取暴利，從而妨礙了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如全斗煥、盧泰愚、金泳三的兒子、甦哈托的子女等權貴，就是利用各種配額、優惠、補貼、減免稅、政策性貸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種收費、證照等紛紛介入市場。而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執政期間，其家族及與其過往甚密的幾個大財閥，竟然壟斷了菲律賓國民生產總值的80%……

權貴資本的肆意作為，使社會形成了暴富的少數和貧困的絕大多數的對立。在印度尼西亞，甦哈托家族與極少數華商控制著國家70%以上的財富，而赤貧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數量有增無減。1996年聯合國人力發展報告指出︰馬來西亞20%最富有人口的財富與20%最貧窮人口的財富之比率，是東盟國家甚至是亞洲最高的，達11.7倍。

東亞一些國家兩極分化的加劇與暴富的少數和貧困的絕大多數的對立，產生了嚴重負面效應，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使市場經濟秩序極度混亂。權貴資本不僅大量侵吞國家財富，還在國家經濟岌岌可危之際最先感知危機的來臨，由此大量向境外轉移資產，導致「羊群效應」，直接引發金融危機，或加速金融危機的到來。

縱觀中國，從早期的國企改革、公共建設，到後期的金融證券、地產投資等，在每一次對國家財富和社會財富的瘋狂掠奪和分利中，權貴資本始終是最大最主要的參與者和共謀者，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時代周報》一篇名為《中國91%億元戶為高幹子弟社會貧富懸殊受關注》的文章，援引一篇調查報告稱︰「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佔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有人對此組數據的嚴謹性和準確性提出了質疑，但這無法抹殺一個事實︰那就是官家子弟對國家政經資源的把控。

時至今日，多少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壟斷企業、業界龍頭和上市公司，特別是房地產巨頭，不是流淌著權貴資本的血液和血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美國10%富人貢獻80%稅收形成強烈落差的是，掌握主要社會財富的中國富人的納稅額僅僅佔稅收總額的30%。這揭露了一個真相︰中國窮人的稅負比富人高得多。

其實，「權」與「貴」相提並重，並非那麼貼近問題的本質。「權」與「貴」，一直是皮與毛的依存關系。八面風光的「貴人」，其實頂多算得上一個配角而已。如果不「認官為父」，不尋求「官父」的支持和幫助，那麼，每當巨大的政治風雷激蕩時，自以為無所不能的「貴人」往往被棄若敝屣。

學者吳思提出的「官家主義」，也許更能反應這種「官父商子」現象的實質。中國從古到今，便是一個「官家」說了算的社會，不徹底實質性地改變，便難以趨至穩定和諧的社會。

原載《新經濟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