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9月5日訊】

一部敢說真相的書：《焦裕祿身後——我與蘭考的悲喜劇》/ 曾冀真

近日讀了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彥芳先生的新作《焦裕祿身後》，大爲驚訝，深爲感動，令人深思。爲作家的說真話的勇氣而驚，爲真實的焦裕祿而感動；一個說真話的張欽禮如何成了悲劇人物而叫人深思。

然而可惜的是，這部新史學著作，卻沒有引起關注，報刊上少見評介。我希望文學界史學界，可以就這套新史學的書引起的思考加以評介，因爲這對於深入學習和理解科學發展觀，是大有益的。

探索真理，必先明真相。任彥芳先生這部書，勇敢地說出了蘭考歷史的真相，也是中國的真相，這對研究歷史，以科學的歷史觀看中國當代史，便更清楚爲什麽要學習科學發展觀；因爲我們有血的代價，有痛苦的歷史教訓。

任彥芳的這部書，說出了五大真相，這是過去我們沒有聽說過的歷史。

一大真相，是河南省人民在1958年到1962年的災難歲月的真相，讓我們瞭解所謂自然災害，實際上如劉少奇所說是人爲災害；進一步揭示不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而完全是背科學發展觀而造成的人相食的悲劇！

二大真相，是蘭考所以有三害的根源。風沙、內澇、鹽鹼，完全是人爲造成的。最可貴的是焦裕祿到蘭考後，寫出了這三害的來源真相，寫在縣委的文件上，這是多麽可貴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三大真相，是焦裕祿到蘭考，是執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以主要精力在抓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這也是一個縣委書記焦裕祿的悲劇：他一心想改變蘭考面貌，而實際上做的卻是與願望相反的事情啊。這是過去所有寫焦裕祿的作品所回避的歷史事實。

四大真相，是張欽禮如何從一個敢說真話的好幹部，在這種體制、在這個特殊時代，變成了一個說假話的人，最後由於他的謊言，使他成了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也使他成爲悲劇人物：被開除黨藉，判十三年刑。

五大真相，是新華社記者所寫出的影響很大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中，雖然有歷史的功績，卻因不少事實失真，而給蘭考樹了個假親密戰友，而給蘭考幹部和群衆造成巨大災難。

有此五大真相的揭示，就足以讓讀者震驚，足以讓我們深思。這是一部廣大讀者值得一閱的書。

私密檔案】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焦裕祿

任彥芳：歷史的責任

— 與陽光衛視記者的談話

2009年1月2日下午兩點，陽光衛視記者四人來我家採訪。他們是讀到我最近在《領導者》上發表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功績與失誤》後，有不少問題，想讓我詳細地談談。過去，他們也讀到了我在《百年潮》上發表的《張欽禮的悲劇》。陽光衛視的《親歷》欄目，都是通過當事人講述真實的經歷，這欄目，很愛歡迎，因爲都是 讀者關注的熱點和敏感的事實。

我說給記者，如果你們晚來幾天，可以看到我剛出版的一部書《焦裕祿身後——我和蘭考的悲喜劇》，這部書裏，我寫出四十多年來，我與蘭考發生的悲劇和喜劇；全 面地寫出了張欽禮的歷史變化，我想對這四十多年來，對蘭考，對與蘭考有關的幾個縣委書記的命運，做一客觀的公正的評論。記者所提出來的問題，如果讀了這部 書都可以得到解答。

記者們支好燈光，讓我坐在我家的客廳前面的一個椅子上，背後是金牛的玻璃圖案。今年是牛年，這正好是一個美好的對觀衆的祝福。我面對著鏡頭，背靠金牛，接受記者的提問。

記者讓我全面地歷史地談談我認識的張欽禮。

我講了我知道的張，這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原因是時代和制度造成的，當然與他個人的性格相聯，不可分開。解剖這個人物，是對我們很有啓示的。他年輕時，即抗日戰爭時，參加革命，因爲精明強幹，能說會道，在二十多歲便提成考城縣的縣長，1954年蘭封與考城合併爲蘭考縣，他便是蘭考的副縣長，縣長，縣委副書記。1957年，因爲他爲民請命，差點成爲右派；1959年，因他敢說真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打成嚴重右傾，撤職查辦，下放蘭考農村勞動。這是因爲說真話，爲民請命而受到的打擊。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思考社會，思考人生，他得出的結論便是說真理者寸步難行，說假話者走遍天下。這有他在下放農村寫出的詩爲證。

他說了些什麽真話呢？張欽禮親自對我說到蘭考的三害的根源。我們在宣傳蘭考時，都把蘭考的三害災難，說到老天爺頭上，歸罪於黃河造成的沙荒、內澇、鹽鹼；實際上是我們自己人爲造成的，這就是1958年以來的胡折騰，破壞了大自然，違背了規律。1957年，是蘭考的黃金時期，那年林茂糧豐，可到1958年 大煉鋼鐵，大辦食堂，把本來泡桐全砍光了。剩下一些，也被社員“偷”了。林木沒有了，風沙再起；因爲違背大自然，不去疏導，造成了內澇，由於地下水位上 升，造成了鹽鹼地；這是張欽禮所說的三害之源。這是真實的反映情況。他對當時說的“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關係”有大膽的挑戰。認爲不是九個指頭的成績，而是 相反。

1961年， 張欽禮得到平反甄別，回到蘭考縣領導崗位上，當縣委副書記。當時的縣委書記，因生活作風問題不能在蘭考工作了，張欽禮這時是可以順理成章地當正書記，張也 是這麽想的；可這時卻調來了焦裕祿當書記；張欽禮心裏不順，開始與焦裕祿不合作，致使焦向地委提出是不是將張欽禮調出蘭考。地委書記張申對焦說，張對蘭考 情況熟悉，要團結他一道工作，有利於蘭考。焦接受了上級的意見，他爲團結張，作了大量工作，發揮張欽禮的長處，成立了“除三害辦公室”，由張主抓蘭考的除 三害。爲蘭考做出了大量有益工作。就這一點說，張可以說是焦的戰友，但說不上是親密戰友。

焦裕祿逝世，縣委書記位子上空出來了。我是1965年 春天來到蘭考，由地委領導組織三結合的《焦裕祿》電影劇本創作組。這時，我聽講焦最多的是張欽禮，我與張熟悉起來，曾跟著他一起搞“台田會戰”。聽他講了 許多自己的經歷故事，他向我說了對現實的看法，我們因爲都因有在反右傾中相似的遭遇，心有共鳴，話很投機。我對張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能和群衆同甘共苦， 他能身體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祿精神。我曾想將他的一些事與焦合爲一體，寫出一個典型的縣委書記形象，我給電影主人公起過有欽字的名字，不寫真人真事。而寫 一種爲民的精神。

張 欽禮主持工作一年多，他是有成績的，他本來想，他可以當蘭考正書記了吧。沒有想到，上級黨委沒有選中他，而是派來了周化民任蘭考縣委書記。這時，張爲了表 明自己的政績，在周化民剛到不久的報産量的會上，在省領導面前，張爲了求得省領導的表揚而開始說假話，虛報了小麥産量，結果使徵購透底，給百姓造成了困 難，這時張欽禮一反過去的實事求是；到1965年 年底，新華通訊社記者穆青、周原同志來到蘭考，張欽禮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迹時，實際上是宣泄了自己的心情，他講了自己的一些事迹。但他不能直說，便通過把 自己說成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來表達。這樣他便說了一些謊話，如焦臨終的話是對上級党領導說的話，他說是對他說的，並且無中生有地說焦當時給他一張照片，出 示給記者。他在大通訊上因說假話成了焦的“親密戰友”，這一謊言，便爲自己造成了悲劇。這是我原書叫《謊言的悲劇》的原因。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這也就過去了。大通訊有些不實之處，也沒有去說。如宣傳雷鋒中不也有不實之處嗎？但一場全國說謊的年代到了，這些謊言便更加發展。張爲 了保護自己，在全國把毛澤東造成大神之後，張欽禮也跟著造神，焦裕祿作爲毛澤東的好學生，自然也成了神。張想用神保護自己，利用神奪權，果然他得到中央文 革支援，他完成了多年的宿願，當上了蘭考革命委員會一把手，又當上了地委書記，省貧下中農協會主任。這當然爲他後來命運悲劇製造了條件。

張欽禮在粉碎四人幫後，被開除黨籍，判十三年徒刑。這是中央研究後的決定：張欽禮是錯還是罪？根據他在執政時，煽動打砸掄，迫害老幹部等罪而判罪。正如毛澤東的罪要有四人幫來當替罪羊一樣，他在蘭考有那麽多人因他的煽動而死，而傷，不由他承擔罪責嗎？

記 者問我，有人要給張提出申訴，是不是會翻案？我認爲爲是一種思潮，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要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翻，張欽禮的案就不能翻。但是現在有爲文 化大革命翻案的一股潮流，這是想讓社會倒退的潮流，是不會成功的。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潮流，是由對現實的不滿引發的。但中國只能前進，不能後退，這是肯定 的。

記 者問到張欽禮死後的葬禮，爲何會出現萬人空巷？我說當時我便寫了文章，對此做出分析。一是這是一次有組織的活動，是當年和張一起造反的人們爲他組織的隆重 的葬禮。他的兒子成才了，有了影響，一同造反的人有的成了大企業家，拿出了錢購花炮就花上萬元之多；二是因爲，老百姓對現實腐敗不滿，借此做了一次宣泄； 群衆在縣委門前，竟喊出打倒貪官污吏，打倒走資派的口號，就說明一是對現實不滿，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還在；三是張確實有群衆基礎，他一直在蘭考工作，爲 群衆做過好事，群衆懷念他；群衆說，焦來蘭考才一年多，而張在蘭考幾十年，而結局如此，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也有不平之意吧。這些因素促成了張有了不尋常的 葬禮。

這個事件說明，不可放鬆警惕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還是有一定的群衆基礎的，這就是民心。只有向前走，進行民主和法治的改革，才可能走向公平公正，也才有社會的和諧。這樣便沒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中國不能再亂，這是民心所向，不是少數人可以改變的。

張欽禮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和制度的悲劇。時代的悲劇是說，如果沒有這場文革動亂，他不會犯罪；這是時代給他造成的悲劇。如果我們黨內實行民主，由全縣的黨員 代表選舉縣委書記，而不是總由上級指定，也許張欽禮早就成爲縣委書記了，不會採取說謊假報成績，或想通過記者將自己打扮成焦的親密戰友來達到自己想當一把 手的願望。如果黨員代表沒有選他成爲書記，他也會心服口服，他不會總覺懷才不遇吧。這實在是沒有民主造成的悲劇。這當然與他本人的性格相聯，如果他不是想 當蘭考縣委書記，他真正老實地爲民衆，也不會有此說謊，也不會有後來的結局。對這個人物的分析是有社會意義的。我只是想通過解剖這個人物，對全社會有點思 考。現在的官員跑官，買官之風，吏治的腐敗，都是因爲沒有民主。不從進行民主這根本上改變體制，腐敗不能除，文革的基礎便不會消失。中國是到了進行民主政 治改革的時候了！

我應許多老同志的要求，寫出了這部《焦裕祿身後——我和蘭考的悲喜劇》，是想把真相寫給後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親歷者的歷史責任。

採訪進行了三個半小時，我所談的主要內容如上，請關注蘭考，關注社會的朋友們給予指正。

2009．1．3日記於北京

選自：大陸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