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8月4日訊】 最近，中國的學術網站“天益”被關，一向遠離政治、純以公益爲務的“公盟”也被當局找了一條莫須有的“逃稅”罪名，再輔之以其他措施，比如讓房東“自願”出 面停止租賃辦公室等，逼使“公盟”關門。一場政治迫害演變成“逃稅”的違法問題，可謂將“政治問題非政治化”的手法發揮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但從中國政府對NGO的政策來看，公盟只是這一茬被割的韭菜中最高的一茬而已，必然還會有NGO繼公盟之後成爲犧牲者。

中國政府對NGO的防範心理

近十多年來，中國政府機構、大學與研究機構沒少從外國拿各種資助，由於那時政府有政治自信，加上中方合作單位均由政府掌控，這些合作專案並未被評估爲影響 “國家安全”。對於外國資助者來說，它們要進入中國大門，舍此之外別無它法。對於中國官方來說，“用外國人的錢辦我們自己的事”，而且控制權在我方，何樂 而不爲？

但從2006年開始，中國開始對外國在華NGO不放心了，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國內群體性事件已逾數萬起；二是獨聯體各國相繼發生了“顔色革命”。中國政府擔心內外結合，導致政權更替，於是防堵“顔色革命”成了要務。本來在中國就小心翼翼，只敢在環保、愛滋等領域內做點善事的的NGO（外國與中國本土的民間組織都在內）的活動空間就更爲逼仄。

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於2006年8月率先發文，表達了官方視外國NGO爲異類的觀點，中新社將這篇文章加上標題“部分外國非政府組織破壞政治穩定”廣爲傳播。這篇文章介紹，當時已經有1000家左右外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奠定了較穩固的活動基礎，在中國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已不容忽視。該文爲外國在華NGO總結了四條作用，一是危害國家安全，二是破壞中國政治穩定，三是助長腐敗，四是在中國推行外來模式。

NGO在中國的厄運

這篇文章雖然未涉及本國那些草根民間組織，這倒並非作者忽視了它們。只是因爲外國NGO有關外交，而外交無小事。至於本國民間組織的生死大權，本來就由政府說了算，無需在打壓之前另行造勢。

2007年7月6日，《民間》雜誌被廣州市新聞出版局列爲“非法出版物”強行關閉（據說犯忌之由是該雜誌爲國內NGO提供了一個資訊平臺）。幾乎同時，以北京爲基地的一家外國NGO主辦的中文刊物《中國發展簡報》也被關閉。由於這一簡報在中國已經生存了11年，刊物主辦者Nick Young（高颺）一直以“中國政府的好朋友”自況，其生存技巧更是被許多在華NGO奉爲圭臯，所以該刊物被關閉之後，在國際社會尤其是NGO同道當中引起強烈反應，與《民間》近乎默默的死亡正好形成強烈對比。

NGO被視爲美國推動“顔色革命”的工具

隨後的兩三年內，到底有多少NGO死亡？外人無從得知其詳。但不許NGO涉足公益事業卻是日漸公開化的事情。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後，國內100多家民間組織奔赴四川救災，爲了提高效率，成立了“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但屢遭警察盤問，10天後（5月26日）被迫宣佈停止救災。緊接著，另一家由本土NGO和國際NGO聯合組成的“四川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也發出自5月31日停止聯合救助行動的公告。

目前，中國NGO的厄運遠未中止。這只要看看中國政府眼中的NGO是什麽就可知大概。江澤民當年“在堅持改革開放、加強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範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活動”的提法被奉爲圭臬，凡希望通過公益活動踐履人權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國當局視爲美國策動“顔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對此有露骨的闡述。這些文章說，美國的NGO在一些國家策動“顔色革命”的活動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資助各國內部的非政府組織，開展反政府活動。二是滲入大衆媒體和社科研究機構，影響政權高層決策。 三是邀請各類人員出國訪問，培養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幾乎所有非官方的文化交流都被囊括其中。

中國政府不喜歡NGO的真正原因在於其權力獨佔欲。當年中囯共產黨通向權力之路的一大法寶，就是利用國民黨統治的一切空隙發展壯大。基於自身的歷史經驗，中共當局在防範民間勢力崛起壯大方面既具備豐富經驗，且不惜工本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任何引起當局不安的因素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在權力的獨佔性方面，共產黨政權幾乎超過了一切專制極權體制。當年納粹德國儘管控制了一切權力，但至少還未能徹底控制宗教。只有共產黨在全面掌控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權力之外，還以世俗權力統管“神的世界”，以至於宗教界人士都套用科、處、局等行政級別――可以說，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就是不容任何社會勢力分享其權力。當年外國NGO得以登陸中國，是中國政府基於“經濟奇迹”之上的政治自信。目前，經濟奇迹已逝，失業者日漸增多，社會反抗漸趨激烈，西藏新疆時有騷亂，政府財政收入這只口袋正在癟下去。面對此情此勢，中國政府越來越缺乏政治自信，對各種與人權、公益沾邊的NGO的容忍度也就越來越低。

原載BBC·點評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