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民運”至今已逾20週年。讓有良知的中國人感到羞恥的是，中國雖然是“六四事件”發生地，但這一事件的真相在中國仍然被遮蔽，“六四”死難者至今仍被冠以“暴徒”惡名。錢理群、徐友漁、崔衛平等20多位知識份子在高壓之下舉辦了一場小型紀念會，這種紀念彰顯了他們的勇氣與良知。但有關“六四事件”的真相，有關“六四事件”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等的探討，還未真正進入中國的公眾視野。

“六四事件”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起了重要的催化劑作用。蘇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正是通過這一事件看到了極權制度的非人性化與殘忍，才奮起最後一博。形象地說，“六四事件”是導致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雖然在“六四事件”發生地中國，專制制度依舊頑固地存活著，但“六四”的碩果卻收穫於中國國土之外。這是今天世人唯一可獻給“六四事件”死難者英靈的祭禮。也因此，在香港，以香港支聯會為首的公義之士每年堅持紀念 “六四”，並在香港大學校園之內為六四死難者樹起了“國殤之柱”﹔而巴黎市議會也於今年5月作出決議，決定在巴黎市中心修建一塊六四死難者紀念碑。但要想真正讓“六四”死難者在天之靈安息，還必須等到中國實現民主化，通過司法、行政、國家道歉及賠償等各種方式糾正過往政府實施的國家非正義行為，實現轉型正義，才能真正撫慰“六四”的受難者。

到目前為止，“六四”死難者人數一直是個未決疑案。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死亡人數為2,700人，新華社記者張萬舒最近出版的《歷史的大爆炸》一書，引述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披露的死亡人數為727。來自同一機構的數字竟相差如此之大，實在令人無法不心存疑惑。近年來也曾有人以“六四”死難者人數不多為由，淡化“六四”屠城的血腥。但我認為，“六四”事件的性質不會因為死難人數多少而改變，重要的是從1989年“六四”屠城開始，中國當局將“人民政府”這塊為暴政遮羞的面紗撕毀，從此以後中國當局對民眾使用暴力日漸成為日常行政工作的一部分，政治暴力合法化與普遍化成為當今中國政治一大特點，大量財政收入被名正言順地用於建構各種以人民為對像的國家強管制能力。

除了“天安門母親”尋訪到的具體人名之外，“六四”死難者的英靈大都只能寄附於這個集體名詞之下，我們甚至無法知曉那位獨身勇擋坦克車的英雄的確切姓名以及他究竟是否還活在世上。這一現象並非是“六四”事件特有現象，自中共建政以來，死於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人也大都被隱沒在一堆統計數字（而且往往是嚴重縮水的數字）的後面。原因無它，只因我們生活於極端漠視人的生命價值與個體生命尊嚴的專制政權之下。

當年“六四”發生之時，我住在深圳，通過全天播放事件現場的香港電視，我曾看到“六四”屠城那驚心動魄的過程。任何有良知的人，只要看到這一事件的記錄片，就無法認同策動了這場屠殺的政府。即使到了現在，當我打開一個“勿忘六四”的視頻短片，看到坦克車追逐著那些學生，看到那些年輕的生命凋謝在軍人的槍彈之下時，我仍然感到一陣陣揪心的疼痛。那坦克車碾碎的不僅是那如花的生命，還包括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因為自“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這一話題再也未能堂堂正正地回到中國的公共空間，執政者駕駛的政治馬車離民主化越來越遙遠。

“89民運”的偉大意義還在於：它是改革30年以來唯一的一場以民主價值為訴求的運動，參加者大都超越了個人利益的考量。它所標識的道德高度，至今在中國還未被任何社會抗爭所超越。我真誠地希望，將來的某一天，中國人在尋求轉型正義之時，能夠將一份完整的“六四”受難者名單，鐫刻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六四死難者”紀念碑上，讓後人世世代代記住“89民運”對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貢獻。

（原載《中國人權雙週刊》創刊號，2009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