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6月4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唐琪薇報導）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0週年的紀念。20年前的6月4號，無數個逝去的年輕生命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寫下了悲愴的一頁。20年過去了，由於中國當局一直掩蓋歷史真相，很多80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六四事件」幾乎一無所知。下面，就讓我們和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唐琪薇一起，回到20年前的6月4號。
1989年6月4號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一天。
這一天，一場長達50多天的學生民主運動最終以中國政府血腥鎮壓而落幕。20年過去了，這個震撼全世界的事件，在中國仍是不能觸碰的禁忌話題，彷彿這一天在歷史上是一頁空白。
但對當年親身參與這場民主運動的年輕人來說，1989年6月4號這一天，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流亡是精神酷刑。哪怕是在旅遊、在休息，似乎腦子裡面根本沒有在想這件事情的某一天，其實每天我的情緒之中都有三樣東西，一個是負罪感，一個是憤怒，一個是對未來希望的焦慮。」
他是吾爾開希，六四天安門事件中一位重要的學生領袖。天安門事件後，他一直被中國政府通緝，現在旅居台灣。
20年前的吾爾開希，心中並沒有那麼多的複雜情緒，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的他，和同年齡的大學生一樣，對未來充滿了單純的期盼。
「可以說從改革開放1979年11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上台以來，一直給了中國一個很強烈的希望的感覺，但是一直都不夠，所以作為非常有社會責任感的大學生，從1979年開始，每一年都會有遊行，我們把它叫作學潮。」
最大的一次學潮是在1986年年底，當時安徽大學生發動大規模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的高校。中國當局指控這次的學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圖「否定社會主義」。
學潮最終導致屬於改革派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下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
但這次學潮卻為89民運埋下了導火線。
「經過兩年之後，胡耀邦去世，對於中國推動政治改革的渴望仍然非常強烈的大學生們，在壓抑了兩年之後再次爆發。」
1989年的4月15號，被視為改革派領袖的胡耀邦猝然去逝。4月21號，幾十萬學生開始罷課並聚集到天安門廣場，連夜等待第二天舉行的胡耀邦追悼大會。這就是八九學運的真正開始。
現在在美國哈佛大學做研究員的楊建利，當年特意從美國趕回北京參加了八九民運。
「人民大會堂門口聚眾的學生很多，而且井然有序，提出了很多口號，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個學生遞請願書跪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成為八九民運早期一個非常形象的一個圖像。」
這三名學生代表在請願書中除了提出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外，更借此機會提出反貪污，反官僚、解放報禁等要求。
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王丹當時在北京大學就讀，王丹曾經出任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主席。
「80年代後期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到一個瓶頸，這個主要的瓶頸就是腐敗問題，已經開始呈現。我們的訴求很簡單，就是通過推動政治改革來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
但是「下跪請願」並沒有得到中國當局的理睬。於是，學生們決定以非暴力、不抵抗為原則進行無限期罷課抗議，當天晚上，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超過20萬人。
與胡耀邦政治見解接近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安排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趙紫陽呼籲應該與學生展開多層次對話。但在學生請願後的第二天，趙紫陽便出訪朝鮮。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的王軍濤，當年因為支持學生運動而被中國當局拘捕、並稱其為八九民運「最大的幕後黑手」，他說：
「趙紫陽訪問臨走時和政治局開了個會，決定先維持這個現狀，李鵬他們當時也同意，結果趙紫陽一走，李鵬他們馬上去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馬上講這個事情是一場動亂，4月26號人民日報就把這個講話發表出來，說那場事情是動亂。」
這篇426社論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吾爾開希說，他們聽到這個社論的時候正在開會，大家情緒非常激動。
「當時我們就決定要有所反擊，於是在當時幾十個學校的學生代表就作了決定，4月27號全市學生大遊行。」
426社論引發了新一輪的學生抗議高潮。社論發佈後的第二天，北京約5萬名學生上街示威。王軍濤說，從這次遊行開始，學生的訴求轉變了。
「從悼念胡耀邦，變成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愛國運動。」
趙紫陽4月30日回到北京，對426社論提出了異議。並在幾天後舉行的「五四運動70週年」會議上，發表了五四講話，表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運問題。趙紫陽的言論給學生帶來了很大的鼓舞。吾爾開希回憶說：
「五四趙紫陽出面講話，主張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出現的所謂的政治動盪，那就給了這場學生運動很大的希望。」
王軍濤說，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開會同意了趙紫陽的說法：
「但是教育部不幹了，教育部長說之前說是動亂，我們都已經佈置黨委、教師按這個口徑去做工作，你現在中央一變，我們怎麼辦？這樣教育部就抵制，還說要繼續記下參加學潮的學生的名字。這樣學生感到不安全，5月13號，一批學生，主要是北大學生為主，到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
楊建利說，學生絕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戈爾巴喬夫要來中國，所以當時國際媒體都齊聚北京，準備報導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訪問，這個是中蘇關係搞壞以後，蘇共的總書記第一來中國來訪問，是個很大的新聞，當時有人策劃了絕食，因為這可以引起最廣泛的注意。」
5月13號，由學生領袖柴玲等人發動的絕食運動，將學潮推上最高峰。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肯定學生行動是愛國運動、推翻426社論。
絕食學生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後，北京很多醫院自行組織救護隊，一些市民也加入了募捐和搶救活動。全國近20個城市的學生遊行響應，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支持絕食。輿論也開始同情學生。中央電視台每天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導。學運終於演變成全國各界大示威。
可是，學生們絕食一個星期後，政府並沒有任何反應，於是學生們決定進行517大遊行。
王丹說：「因為學生實際上提出了非常非常溫和的要求，但是政府始終拒絕。這在極大程度上刺激了學生。」
楊建利說，517大遊行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就是以嚴家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公開參與89民運，提出很多激進口號，嚴家祺寫了一個517宣言，公開地把鄧小平稱作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沒有皇冠的皇帝，等於說給現代政府作了一個最徹底的定性。」
517宣言是象徵性的一刻，它導致中國領導層的矛盾日益突顯。517宣言發佈的兩天後，主張與學生對話的趙紫陽突然出現在天安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帳。
吾爾開希說，趙紫陽當時或許已經知道當局決定要鎮壓學生了。
「我在想他意識到錯過了很多歷史時機，到天安門廣場來是為他自己的所做所為留下一個記號，留下一個註解，可惜就像他到天安門廣場所講的前面兩句話就是，我們來晚了、太晚了。」
這也是趙紫陽下台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5個小時後，北京戒嚴令正式下達。
5月20日，李鵬在電視上頒布了戒嚴令。當夜，從外地調進北京的部隊開往天安門，王軍濤說：
「當時有十多萬軍隊進北京，大概在兩個小時內被市民全部堵在北京市外頭。很震撼人，堵住之後就給他們做宣傳，這樣軍隊就都不前進了。」
大多數軍隊停留在北京市郊，有不少民眾還向解放軍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民眾超過十萬，學生們大多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王軍濤說：
「這樣呢，鄧小平、楊尚昆領導的戒嚴部隊指揮部就把部隊撤下來，開始封閉式教育，進行欺騙式的宣傳、教育，然後把部隊的殺氣弄起來了。」
6月3日下午4時，中共中央決定清場，並宣佈「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當晚，留守在城郊的解放軍開進北京城。
晚上10時後，天安門與長安街的形勢急轉直下，入城後的軍隊開始向民眾開槍射擊，王軍濤說：
「在6月3號那天晚上，當時有人對老百姓使用了暴力，完了這人就跑掉了，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是個陰謀，是要調查的，結果，老百姓火了，還擊過程中磚頭全砸到部隊當兵的身上了，於是在北京西郊那條路上，軍隊就開始開槍了。你知道部隊只要一開槍，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殺過去，死傷無數。我一看馬路邊上躺了一個人，腦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麼叫死不瞑目，眼睛看著天呢。」
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雖然知道軍隊已經開始鎮壓，但起初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後來才知道，軍隊是用真槍實彈。「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就是在木樨地被槍殺的。丁教授說，當年她兒子17歲，是北京市一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6月3號夜裡，和他一個同班同學，兩個騎車，他們想去天安門廣場，但是從人民大學出發以後，到了木樨地被人潮堵住了，木樨地戒嚴部隊也開槍了，木樨地你知道是人死最多的地方。他就死在木樨地。」
6月4號凌晨，還有許多學生留在廣場上。當時擔任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秘書長的王有才說，因為種種複雜的原因，要把所有學生撤出廣場並不容易。
「當時也是很想把學生撤下來，當然不希望有學生死去，這是肯定的。」
1989年6月4號凌晨，天安門廣場附近發生了六四鎮壓中最慘烈的一幕。楊建利說，當時一共有4輛坦克車從天安門廣場上開出來：
「前面第一輛坦克車向人群扔催淚瓦斯，第二輛坦克向兩面的人群機槍掃射，後面的兩輛坦克向最後撤除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壓去，當時壓過去以後，有11具屍體被收回來。」
六四鎮壓事件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死難人數，王有才說：
「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當時北高聯派學生、實際上是學生自發去的，去各個醫院調查，當時的數字有兩千多吧。當然我也沒有能力證明這個，因為我後來也被關起來了。」
六四鎮壓的一個星期後，中國領導層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通緝民運分子。
被中國政府指稱為八九民運「幕後黑手」之一的陳子明就是通緝犯之一，陳子明說：
「第一個通緝令是方勵之夫婦的，第二個通緝令是北京高自聯的21個學生領袖的，第三個通緝令是對北京工自聯的三個人。第四個通緝令是針對知識分子的7個人，這裡面有包遵信、嚴家祺……還有我。 」
除了陳子明、王軍濤等知識分子外，王丹、王有才、馬少方等學運組織者也紛紛被捕。吾爾開希經香港逃離大陸，最後定居台灣。柴玲、封從德則流亡到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