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議員反對經濟危機對中共人權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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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9年5月29日訊】5月27日,加拿大國會各黨議員聯合發起中國人權論壇,十餘位國會議員、參議員以及數十名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代表等聆聽了六名專家和證人從不同角度講述的中共體制下的人權傷害。國會議員們被證人遭受迫害的經歷所震動而流下眼淚。

證人和專家就中國勞教產品如何影響加拿大人;中共大規模迫害法輪功對加拿大家庭的影響;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以及中國的網絡監管對兩億三千萬互聯網用戶和海外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

揭露中共「強制勞動」真相

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調查報告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在發言中說:「儘管有些人說,在目前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候,應該停止批評中共,但是在天安大屠殺二十年,迫害法輪功十年之際我還是不得不講話。」





喬高說:「在當今社會,強迫勞動往往是人口買賣後的結果。只有中共用這種方式懲罰和壓迫持政治異見或有信仰的中國公民。任何中國公民都可以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僅有警察簽字執行的手續下,被送到勞教所關押最長達四年之久。」

法輪功學員宋宇飛談了自己遭受迫害期間在勞教人員調遣處所被強制勞動的經歷。她說:「我當時幹的活包括,包裝筷子,製作摩托羅拉V70手機的flyer,製作出口到德國的蠟燭等等。勞動非常繁重,每天早上6點起床就開始幹活,一直到晚上10點。凡是55歲以下的人,每天要包裝7000多雙筷子,超過55歲的老年婦女,每天要包裝5000多雙筷子,有些老年人幹的比較慢,他們會被罰干到半夜12點到1點,直到幹完活為止。」

「我們還被強迫製作摩托羅拉手機的促銷宣傳冊,說真的,在勞教所裡看到這些名牌,我是很吃驚的。還有出口到德國的錫皮蠟燭,24個一袋,我們要一直不停地幹才能趕上警察要求的進度。每天吃早飯時間大約10分鐘,中飯15分鐘,晚飯10分鐘,早晚洗漱各5分鐘,上廁所的次數也是有限制的。」

宋宇飛講到自己的經歷時說:「當時(被關押)的這個北京女子勞教所有8個大隊,其中六個大隊是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 占被關押人員的80%。……估計當時裡面關押了大約700個法輪功學員。」

喬高說:「自一九五零年開始中國存在大面積的勞教網絡。2005年340家,關押人員達30萬,每天勞動最長達十六個小時,沒有酬金,生產的產品種類廣泛,大多用於出口,而這些產品的出口是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的。」

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



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調查報告的另一位作者大衛-麥塔斯在論壇上說:自1999年迫害法輪功開始。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上訪。截至2001年底大約有83萬法輪功學員,沒有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的數量巨大,這些人的去向無人知曉,而這些沒有任何人權保障的法輪功學員為活體摘取器官提供了潛在的資源。

法輪功學員張天嘯含淚講述了自己家人的悲慘遭遇。她在中共對法輪功長達十年的迫害中失去了三位親人。張天嘯唯一的妹妹張雲鶴,因修煉法輪功,並曾於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訪被抓,二零零二年二月張雲鶴在青島再度被非法抓捕。被關押在青島市大山看守所致少半年,警察否認關押了張雲鶴。七年過去了,張雲鶴音訊皆無。張天嘯懷疑妹妹已經成為活體摘除器官的受害者。

張天嘯的妹夫鄒松濤因去北京信訪局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多次被非法關押。二零零零年七月被非法關押在青島市勞教所,九月底被轉送山東淄博王村勞教所。十一月三日上午,被警察用電棍毒打後墜樓身亡,年僅二十八歲。當時他的女兒融融才十一個月。年過六旬的媽媽,終於無法承受失去愛婿後又與女兒分別的雙重打擊,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傷心離世。

中共酷刑迫害法輪功學員

根據法輪功人權信息中心的記錄中有超過八萬七千件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受到酷刑折磨的案例,還有超過二十萬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監獄和勞教所裡,還有超過一百萬的法輪功學員被多次且時間長短不等的關押或拘留在拘留所裡。超過三千二百個法輪功學員被酷刑折磨致死,其中包括一百零四個案例發生在去年北京奧運會前。

目前在卡爾加利大學就讀博士的劉文宇先生曾經就讀清華大學。他說:「每次回憶在國內遭受的迫害都是很痛苦的。」劉文宇在清華讀書時,因堅持信仰被監禁,他說:「在被非法關押的三年當中,惡警不斷的毒打我,用電棍電擊折磨我,甚至對我進行死亡威脅。當我被電棍電擊的時候,我的心臟僵硬,皮膚被燒焦的味道充滿了整個房間。他們還連續幾晚不許我睡覺,想達到瓦解的我精神的目的。」

劉文宇的妻子,也是來自清華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十二年,目前還在北京女子監獄遭受著迫害,洗腦和超強度勞動,健康狀況非常糟糕。劉文宇無法與妻子取得聯繫。劉文宇說:「從28歲到36歲,她在監獄當中度過了她九年的青春時光。……我非常非常想念她。」他說還在許多清華校友仍舊遭受著迫害,他說:「我的校友,俞平(音譯),也是一個博士生,2008年4月被非法關押在勞教所裡受迫害。我的朋友鄭旭軍(音譯),也是一個博士生,2008年2月受到同樣的遭遇。這些案例都是在北京奧運會之前發生的。」



「全球互聯網自由聯盟」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Consortium)副主管周世宇在作證時指出,「互聯網在九十年代中期大眾化之後,中共就開始使用檢查制度,在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輪功開始後更為強化。」他說,在互聯網即將成為共產中國的自由力量時,中共同北美的網絡公司思科、北電等網絡公司共同研製了網絡監控和檢查系統。

宋宇飛就是因為2001年12月在北京大學的BBS上發表了一個帖子,澄清天安門自焚真相。被中國的警察通過網絡監視系統查到了IP地址,並於2001年12月25日早上被綁架的。

據劉文宇介紹,北京中級法院對包括他和他的妻子在內的六名法輪功學員進行非法審判時稱,他們從互聯網下載並傳播關於法輪功的資料。最後,他的妻子被非法判刑12年,劉文宇被非法判刑3年。大赦國際在2002年報導了這個案例。

犧牲人權做貿易代價高昂

國會議員瑞德先生說:「踐踏人權的最壞的形式是在經濟上可承受的。大規模人權傷害是需要大量資金和浩大資源的,如果在迫害中能夠自籌資金,從長遠看,迫害就會一直存在下去。這就是納粹在利用黨衛隊系統毀滅猶太人的同時盤剝和搾取猶太人做法的關鍵。」

大衛·喬高最後說:「世界經歷經濟危機並困境中尋求中國的合作時,忽視中共的人權記錄的做法很誘人。我們必須提醒我們的領導者,對中共的人權記錄的支吾其詞,與加拿大人類尊嚴和法制的基本尊背道而馳。我們必須小心,不管同中國作多少錢的交易,中國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所付出的代價都是高昂的。我們必須記取大屠殺和其他人權傷害的犧牲者。我們必須要求中國政府尊重世界人權宣言,而不是嘲弄它。」

──轉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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