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話壇】大都市裡的怒吼(七):兩個上海女人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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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9年5月23日訊】【百姓話壇】(58)大都市裡的怒吼(七):兩個上海女人的故事(上):政府基本上靠發行國債維持運轉。

主持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今天的話題是關於兩個來自上海的平凡女人。 王麗卿原系上海市靜安區居民,九十年代初開始經營一家名為安琪百貨的商店,生意紅火,一家人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王麗卿:當時我們在靜安區繁華的曹家渡有一個店鋪,就在康定路和萬航渡路交叉路口的地方開店鋪這個地方是最好的,90年到95年那平均每個月一萬塊是很輕松的能夠掙到的。

主持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政府基本上靠發行國債維持運轉,財政赤字居高不下,而國企對職工最原始的承諾,如住房、醫療、養老、保險等都無法兌現,最後以改革的名義把工人們推向社會。住房成 了商品,土地的商業價值一下子顯現出來,本來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如夢初醒,原來手裡還有一座金山。在這種大背景下,王麗卿家的奔小康之夢才剛開了個頭,就被一次又一次的強拆砸醒了。

王麗卿:到了97年7月份的時候被強遷了,那麼區政府行政機關不能直接動遷你了,它就把一個開發商推在前台,靜安區眾立房地產公司是靜安區政府的一個三產,因為我被他們拆掉的曹家渡的是商業用房,按照他們動拆遷法律的規定,它拆我商業用房必須還我商業用房,不然的話它就是經濟補償,那麼它選擇了一個很偏僻的沿街的居住房給我,那個地方是不能做生意的,給他們強遷以後,那麼開發商說你是被政府強遷的,他就不補償你錢了,然後問政府了,政府說哎呀你去找開發商談呀,那就這樣推來推去。

主持人:其實從政府方來講,在第一次動遷中只是做了點小動作,用偏僻地區的房子替代了繁華的商業街的商鋪而已,又沒有犯什麼殺人放火的大罪,老百姓忍一忍也就過去了。然而4年之後的2001年12月,王麗卿父親家又遭遇了第二次強遷。

王麗卿:到了第二次強遷是2001年的12月5號,12月5號呢是我在我父親的家裡,那個是虹口區海山路904號,我父親是離休干部,他也是個高級工程師,太本分太老實,像我們這樣的社會其實建國以後其實都把有地位的有官位的,都是頭精靈的,會拍馬屁的能夠得到房子,所以幾次單位分房子他都是沒有他的份的,一直到離休70多歲了他都沒有分個房過,後來這個事情發生以後市政府和老干部局都覺得奇怪,像這樣的離休干部怎麼沒有分到房子?就因為沒有分到過房子呢他想通過這次動遷能夠改善自己的住房,但是呢當時虹口區建設委員會的他說你這是市政建設,他就以市政建設的名義呢以很低的價格,低到9萬多塊錢。

主持人:離休老干部應得的福利房待遇還沒有得到,又要用9萬塊的超低補償金搶走自己已居住了幾十年的住所,王麗卿的父親及家人自然不會同意,但是沒想到與政府的協商還沒談妥,房子卻說拆就拆了。

王麗卿:就一邊說找你談一邊就拆你房子了,他打砸搶動遷呀很快的,把人把那些居民都打跑了,那到12月5號那天基本上我們那邊沒有幾戶人家了,其實12月1號2號已經給我們斷水斷電了,這個房子已經沒有水沒有電了,那12月5號那天呢上午他們把警車開來然後叫農民工用石頭往我們家裡扔,扔的我們窗戶都破碎了,然後我們撥打110的,110警察不過來,來的呢又是農民工,都手持鋼筋棒五六十個人他們輪番的衝進來,五個人圍住你們家一個人,我父親我老公我哥哥都被他們打,五個人圍著你一個打,打的你暈頭轉向,我母親那天躺在床上,他把我母親從床上拖起來,五六個人把她抬起來鞋子都不讓她穿的,赤著腳把她從自己的家裡趕出門,當著老人的面把我們的家具從窗戶裡面扔出來,你想看著自己的家具被從自己的房子裡面扔出來,自己的人又從自己的家裡又推出來,那老人是怎樣的感覺呀?共產黨天下,那法制社會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後來那天因為我父親,到了辦公室以後那個經辦人呢就直接說了,就是政府讓我來強遷你,就是政府讓我,我有後台的,我不這樣強遷你我的工程怎麼做?那麼你去投訴吧,他說你投訴沒有用的,因為這個強遷沒有經過裁決,也沒有經過區政府的強制拆遷,是非法暴力強拆,沒有行政機關任何出具的手續的,後來那天因為我父親他晚上睡不著覺,實在太氣了,就是晚上寫了一份遺書,這個遺書是這麼寫的,他說“虹口動遷, 騙嚇誣打,停水斷電,破窗破門,警察助威,投訴無門,豺狼闖入,圍打居民,非法拆遷,生命財產,全無保障,踐踏人權,可惡至極,以死警世。離休干部王楓2001年12月6號早晨6點鐘”。我到了第二天我剛睡醒的時候,我母親6點鐘不到呀,我母親就來了電話,她說你爸爸從3樓的陽台上跳下去了,後來呢我父親治療的這段時間裡,虹口區的區政府居然放出這樣的話來,他說是我們子女給我父親壓力下利用我父親是離休干部向政府多要房子,真是不要臉這個區政府講話真是不要臉了,他們就是這樣賊喊捉賊,他說他把責任推到我們子女身上後來虧得是我父親那個時候還寫了那封遺書了,那遺書上面直接就寫了說是虹口區非法暴力強遷導致他今天這樣的行為。

主持人:為黨的事業奉獻了一生的離休老干部被逼得跳了樓,黨的信訪辦不僅沒有一點同情,反而把生命當作了游戲籌碼,以終止對王麗卿父親的醫治相要挾,迫使家屬在拆遷協議上簽了字畫了押。

王麗卿:他後來就明說了,張示明就明說了,市政府如果不通過這樣的手段,動遷老百姓,那市政建設怎麼搞?後來他們又這樣說了他說市政建設死個把人是正常的,不死人的建設是不存在的,搞任何建設都要死人的,這就是他們的政府官員,他講的這話的時候他是關了門在裡面跟我們講這樣的話的,他說你今天必須把這個字簽了,不簽的話你出不了這個門,通過他們四個小時在裡面輪番的給我們打攻擊仗以後呢,我哥哥為了救我父親,因為如果我哥哥不簽字他們又對我父親就是不治療就是不給他治療了,要把我父親趕出醫院來,那麼是我跟我哥哥最擔心的事情,沒有辦法,再說我哥哥當時不把這個字簽了以後,我哥哥也出不了這個門,他們就很明顯的暗示語言他說你今天要是不簽了這個字的話,我們要對你進行鎮壓了,那這是很明顯的,那沒辦法我哥哥當時候只能把字簽了。

主持人:王麗卿的父親最終被搶救脫離了危險至今癱瘓在床。到此這個家庭的災難還沒有結束,2003年王麗卿又被第三次強拆。

王麗卿:我在2003年的時候呢,我在靜安區另一處居住的房子康定路577弄155號那個地方又遭遇強遷了,那是2003年的3月份,那麼我的另一處康定路的住房呢,當時他們呢,告居民書是這樣蒙騙老百姓的,他說沒有回搬的,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市政動遷。那麼通過現在他們房子都造起來了,造了就是給外國人住的。每平方米要賣三萬六千塊一平方,而且是建築面積,三萬六一平方米的。“靜安豪景”,就是高檔的商品房。那個時候,他們補償給我們老百姓,告居民書說了,是使用面積是四千塊一平方,你想想看什麼差價?那個使用面積要乘以系數,再變成建築面積,那麼現在他賣出來的建築面積要三萬六。

主持人:八年中被三次強制拆遷,導致七旬老父癱瘓在床,生意做不下去,獨生女兒學業也受到嚴重影響,王麗卿和丈夫多次上訪喊冤,希望政府能給個公道,但是得到的是什麼樣的對待呢?

王麗卿:我老公也刑事拘留,我也刑事拘留。刑事拘留,我在零五年的時候刑事拘留一個月對吧,他說我擾亂公共秩序。被他們關黑監獄是說不清楚的,無數次了,關黑監獄是無數次了。他把我關在四川北路的一千八百零八號,地下室旅館。那地下室旅館很潮濕的,進了地下室口以後要橫向的,橫的進去兩百米,空氣也沒有了,很悶的。這個裡面,他們不裝窗戶的。上海的氣候跟北京不一樣,上海的地下室很潮濕的。你兩個禮拜關下來,你出來以後,眼睛看東西都花了,發花了,而且你腿都發軟了,你關節都發疼。你關監獄他還要給你拘留書或者釋放證,這樣等到將來我還有機會翻案,關黑監獄他什麼也不給你,他甚至不承認他曾經關過你黑監獄,就是這樣的。他一到現在我們一到要開會了,或者是什麼外國領導人要來了,或者他們感覺這個是敏感時期了,隨時隨地到你家裡來。或者蹲守在你家門口,或者就是打你,在馬路上看見你了就把你綁架上車,就把你關起來了,關在黑監獄裡面。現在通過上訪我們知道,那個政府有多無賴就有多無賴,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它做不到的,

主持人:王麗卿表示,政府不給解決問題,大陸媒體也不敢公開報道,含冤受屈的老百姓只有向海外媒體投訴,雖然只是傾訴自己的親身經歷,警方卻是如臨大敵。

王麗卿:他們經常跟我們訪民說的,你們跟海外媒體敵對勢力不能接觸,我都在想什麼是敵對勢力?都是中國人。你說敵對勢力,那你打、砸、搶的是什麼呀?你強盜無賴,你怎麼到現在還沒把他們抓起來呢?抓到現在。公安局的職責是什麼?是抓壞蛋抓強盜的。你馬路上有人把一根項鏈給人搶了,你公安局都要立案了,立案偵查的。哪一家哪一家的門被撬,東西被偷了,你們公安局都要立案的。噢,我們房子被搶了,你反而不立案了,這麼大的事情。而且房子是一個人的最大的一筆財產,而且畢生的財產被搶了,你反而不管了這個事情。他說法治社會,強調我們是法治社會,其實我們這個社會是沒有法治的。老百姓現在都是怎麼傳的?他說我們國家法律是立法如林執法如零,老百姓其實就是這麼回事。政府首先不守法,你叫老百姓怎樣怎樣就是在這個游戲規則中生存啊?

主持人:第二位采訪者是上海居民毛海秀。毛海秀曾經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在2001年的強拆中隨著房子一同倒塌了。

毛海秀:我叫毛海秀,是那個中國上海的,虹口區。我以前呢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三口之家的家庭。我兒子那個時候也很聰明。老公就是王榮慶,他就是單位不好,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就下崗了。下崗了,我們幸虧還好祖傳私房有兩間門面房子,這樣的話,我因為有特長做衣服加工的,然後賣衣服的,做服裝生意的。這樣的話,我愛人呢下崗之後,也就是幫我一起經營服裝加工,還有服裝買賣。這樣的話我們一家三口應該算是,那個時候,九八年九九年的時候,我們每個月收入至少五千塊左右,那個時候這樣的收入,應該說在上海這個生活水平還是可以的不錯的。

那個時候,拆遷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其它什麼要求。我們只要求,拆我們的店門面,就是還我們的門面,因為我們一家要生存嘛,基本上都是靠這個門面用房來維持我們三口之家的生活的。然後拆我們房子,當然也要安置我們的住房,就這樣的要求。就這麼點要求,就是被當時的虹口區政府,還有那個開發商嘛拒絕了。我們基地開發商,我在這裡想特別講清楚的是,我們這個基地的開發商,不是一般的開發商,它是虹口區政府曲陽街道自己辦的那個那樣一個三產公司。他們這個公司命名為上海光陽開發中心,光陽房產開發中心。當時他們不同意我們拆店還店,拆房還房的要求之後呢,我也和我老公一起奔了很多地方,比如說虹口區區政府,上海市市政府,上海市工會,就是還有上海東方電視台,上海電視台,還有新民晚報,還有勞動報的什麼報社。我們走了很多地方,也反映了,就是把我們實際困難反應給那個媒體,還有有關部門聽。可是呢就是有關部門沒有一個部門來傾聽我們就是老百姓的這個困難,或者那個時候我們完全是到了,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樣,因為馬上就要面臨就是他們門面不還給我們的話,我們面臨就沒辦法生存了。就把這樣實際情況,往政府各部門去就是訴說的時候呢,所有的政府部門它不但不來聽你,他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這個是動遷,動遷嘛是政府行為。他們一句政府行為,好像這個政府行為就是包羅了所有的一切,哪怕違法的也好合法的也好,只要是政府行為,那也就是說,他們意思就是無條件的服從。然後我們去找很多媒體的時候,媒體也這樣說,他說,哎呀,你們是不懂我們現在這個媒體,我們現在很多事情都要政府同意的。如果政府不同意報導,你們跟我們說了是沒用的,我們不可能報導。我印發我們的光碟,還有我們的訴求,還有我們碰到的很多困難跟媒體說了,媒體說,你和我們說沒用的,我們也幫不了你,你還是你還是向政府部門去說吧,就這樣推來推去的。

主持人:政府各部門,包括媒體該找的都找過了,走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點,毛海秀覺得再這樣走下去也不會有任何希望了,只有托朋友找到了上海光陽房產開發公司的總經理,希望能通過關系,協商獲得較為公平的動遷補償方案。

毛海秀:零一年的一月份,零一年的一月份我好不容易通過我們那個,我朋友的關系,請到那個開發商,開發公司的總經理,這樣我想通過關系來解決我們那個動遷安置問題。這樣我花了大概四千塊那個人民幣開了一桌,就是到飯店裡叫了一桌酒菜。然後我也花了大概一千塊兩千塊左右吧,買了幾條中華牌香煙,我想通過這樣的途徑可能解決的會比較會好的。因為我們這樣的老百姓,求的是平安,求的是馬上給我們基本的保障不要剝奪。我記得是零一年的一月三十號,我請他們老總吃飯了。老總在桌子上,在酒台之上他答應我就是說,他說這樣吧,我,你那個門面我賠你十萬,然後再安置你一套就是兩室一廳的,郊區的房子。他說就算就這樣算了吧。這時候我想呢也就算了,因為就是有兩室一廳住房的話,至少我有地住了。還有十萬塊補償的話,我至少做生意還是有本錢,我還是能用這十萬塊錢去維護我自己平穩的生活,靠自己的勞動得到自己應該的報酬,過上幸福的日子。我就是這麼一個要求,我當時我想想也就算了,那我說好吧,他就是說你這頓飯完了之後,他說你在家裡等我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之後我會找人和你談的。就把我今天和你談的這個事情就定下來了,我說好的。然後我回去就是等了十天也沒見人影,沒見什麼人和我來談什麼給我一套房子,十萬塊補償。這樣的話我就急了,急了我再去找那個老總,那個老總就是說,我沒有說過這個話,他說,就是說了,那也是酒台之上的話,喝了酒,我這個話不算數。

主持人:錢也花了,人也被騙了,欲哭無淚的毛海秀面前卻還有更多的苦難在等著。

毛海秀:那麼我把這個事情然後再到虹口區法制辦去反映了,法制辦那個時候法制辦主任虹口區是那個蔣榮,蔣,蔣介石的蔣,光榮的榮。他們對我反映的問題,他說我知道了,你認識的幾個人我也知道,你的問題呢我們虹口區副區長也跟我打過招呼。他說,毛海秀啊,你要記住,現在沒人幫你,就是我能幫你,你只要聽我的話,我就基本上能滿足你。那我說我怎麼樣聽你的話?他說,我們對你家是要強遷的,但是只不過是走一個形式,是讓你們基地,讓你們就是基地上其他的被拆遷戶看的,這也叫殺一儆百吧。問我說,我怎麼配合你呢?他說,我們來強遷,你就這樣強遷算了,你就不要想,你就在旁邊好了。那我說,那也可以,對吧,我就配合你,但是,你必須要用書面的東西給我,就是你保證我強遷了以後,你能給我一套兩室一廳,你能給我十萬塊補償,對吧,你能保證我所有的我家裡的所有東西沒有損失,這樣的話我就肯定是配合你。那個法制辦主任就是說,他說毛海秀,這個不可以的,他說,我不可能給你寫字條保證的。你相信我就相信,不相信我那也沒辦法。

主持人:接下來在毛海秀的家庭中又會發生什麼樣的不幸呢?由於時間關系,我們下次節目為大家繼續講述。謝謝收看,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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