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报道）（記者： 張楠 ）汶川大地震過去一年了，可是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長們仍然生活在悲痛之中，官方對質疑學校建築品質的答復也令他們感到無奈。

王春喜是四川省綿竹市的一個普通農民。過去的一年對他來說真是禍不單行。女兒在地震中死了，妻子被送進精神病院，自己又在打工時摔斷了腿。他只好躺在沙發上接受記者採訪，可是剛一張口便淚流滿面。

王春喜說：“咱女子在東汽念書，遇難了。(哭泣聲)屍體都沒收到。”

在漢旺鎮東汽中學讀書的女兒王登麗去世後，王春喜的妻子受到很大刺激。然而，導致她最終被送進精神病院的是，她由於質疑學校建築品質有問題而多次上訪，遭到派出所拘押。

王春喜和他的侄女告訴記者：“原先找東汽，轉了綿竹教育局去了，他都不理我們的事，門都進不到，感到也沒鬧事，把你往車上拉，弄到派出所又關起。”

侄女說：“她就感到孤立無援那種感覺，我感覺沒人幫她，她真的是心理上造成太大的陰影。比如說去鬧呀、去找呀，然後直接就拉派出所，就關起，關了幾次啊！”

王春喜說：“女人家(哭泣聲)…現在挪醫院去了。”

在地震中喪女的姚雲兵也曾和別人一起去政府討說法，但是至今沒有答復。

姚雲兵說：“我們呢，跑到市政府，還有德陽那個東汽，不得給談。有的他也說，他們也在調查之中，究竟看是不是危房。他們話肯定這樣說的。但過後，也就不曉得。(記者：到現在有沒有一個解釋呀？)沒得。”

兒子在地震中遇難以後，謝永賦也參加過幾次請願。他說，一想到那麼多孩子在危房中喪生就感到很氣憤。謝 永賦說：“我們那一次在教委看到那個死亡照片編的號，編的300多號。但是他們報的數字呢，報的200多號。(記者：為什麼少呢？)不知道，只有他們才清 楚。對死孩子的這些家長來說，一說起都很氣憤。凡是跟我娃是朋友，凡是在那兒讀書的，沒有一個活出來。有時，一想起，就挺傷心，就想哭；但哭，哭不出來。 ”

謝永賦後來沒有再跟著去請願，因為單位領導告訴他“你不要去參加”。

許多家長響應政府的號召只生一個孩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家長都來自農村，他們為這唯一的孩子投入了很多資金和精力，也對孩子們寄託了很大希望。

謝永賦說：“我們農村要供一個小孩出來，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兒子)從讀幼稚園開始就不是讓大人操心的孩子。我說，‘你讀到哪里，我供到哪里’。(他)從來沒讓我失望過。”

王春喜說：“(我)身體也一直不好，(還)供著一個女子念書。一個月掙了4百來塊錢，她每個月都要得3百多。反正我不交冤枉錢，念出來你就念去，只要你考取，不管我弄啥子，把房子賣呀，我都得等你把書念出來。”

孩子們走了，留給親人的是無盡的思念。王春喜和侄女回憶起王登麗的孝順和節儉：“(侄女：她學習一直就好，又勤快。)禮拜天回來就洗衣服、煮飯。我們在外頭 做活，她就把飯給我們煮起。(侄女：農忙的時候幫忙割菜子、割麥子。)每次回來，把我們兩個的衣裳，她都要洗完。她確實還是節約。(侄女：節約的很呀!你 像吃飯，在那個學校裏念書，她就買了大頭菜，買一大袋，然後每天吃一點。真聽話!)”

比王春喜幸運的是，姚雲兵和謝永賦找到了孩子的遺體。姚雲兵把女兒和同樣在地震中死去的妻子埋葬在一起，墓地在一片莊稼地旁邊，修得相當講究。謝永賦則把兒子葬在住房附近，墓碑前擺著一盆兒子生前親手栽下的君子蘭。

儘管提起兒子，謝永賦仍然十分悲傷，但是他多少還能看到希望，因為妻子又懷孕了，預產期在7月份。

謝永賦說：“心頭好像有個寄託。(她)懷了一個小孩了，我們這個環境(不好)，她姐姐這兩天把她接到綿陽去耍去了。”

謝永賦仍然住在臨時搭建的簡陋棚子裏，新房子已基本蓋好，造價在6萬元左右，政府補助了1萬6千元。令他煩心的是，剛蓋好的房子竟然到處漏水。王春喜已經搬進漂亮的新屋。雖然建房欠了將近7萬元，但是國家給予他的撫恤金及保險金等加起來有10多萬元，能補上欠款。

姚雲兵的房屋震後基本完好，經過裝修如同新房，他目前和再婚妻子生活在一起，只是做什麼事都沒有心思。

姚雲兵說：“啥都沒做。地都沒種。哪有那心思種地喲？我總覺得呀，就不得心思去做啥子。”政府不再追究是否有“豆腐渣”工程存在，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建好新校舍上。新華社說，學校重建的標準是“8度抗震、9度設防”。

據報導，東汽中學新校舍每平方米的鋼筋用量比一般建築多30%。東汽校長周德祥說，“學校建得如碉堡般堅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