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國人的歷史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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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9年5月7日訊】近年來中國社會最重大的文化現象之一,就是歷史興趣的不斷高漲。無論精英還是民眾,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無例外都對瞭解中國的過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熱情。而2009年一系列當代歷史事件的重大紀念日,包括「五四」九十週年的紀念日,更是把中國的「歷史熱」推向新的高潮。

刺激中國人對歷史產生濃厚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六四後的「改革」,幾乎在一夜之間,中國回到了「解放前」的情景:官僚貪腐,道德淪喪,社會不公,以至於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高等教育,中國大陸的現狀還不如國民黨時代,人們以為不會再發生的很多現象,比如賣淫和買官賣官,不僅又發生了,而且,其規模之巨大遠非過去可比。

歷史對所有中國人開了一個天大玩笑,經歷了無數苦難,付出了無數生命代價之後,中國人並沒有得到他們為之浴血奮鬥的社會進步,反而轉了一圈,又回來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被這個問題所困惑的,不僅是精英分子,還包括許許多多普通人。正是數量空前的普通人對歷史的困惑,推動了中國這次史無前例的「大眾學歷史運動」。

一批自覺和不自覺地提升大眾歷史知識的人,是這場啟蒙運動應運而生的英雄。這些人對中國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可能遠遠超過掌握著當前政治話語權的精英。我認為,這批「當代英雄」中有兩個比較優秀的代表性人物,一個是易中天,一個是用「當年明月」的筆名寫《明朝那些事》的石悅。這兩位年齡和閱歷大不相同的作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利用現代大眾傳媒,用誠實的態度和詼諧的語言,深入淺出地把中國歷史的真實邏輯告訴普通民眾。他們不僅顛覆了中國歷代官方一再扭曲的「正史」,也把中國「野史」的水準,提升到新的水準,因為他們對中國歷史的言說,著現代文明的價值和精神。

很明顯,易中天和當年明月們的故事新編,不僅是對官方史學和歷史教材的文化反叛,也是對中共政權的政治暗諷。因為他們告訴民眾,尤其是告訴青年一代,千年前的帝王將相和當今政治舞臺上的大人物,在人性方面並無不同,不要把任何政治人物神聖化,神秘化。

中共的當權者當然明白這種文化反叛的政治含意,因此不允許易中天們把歷史去魅化的範圍延伸到中共黨史。但是,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緩和,更多歷史的禁區正在被打破,加上海外華人的研究成果不斷突破中共的網路封鎖,中國大陸新一代知識份子,越來越看到了中國現代史的全貌。

即便如此,中國人能不能從歷史的困惑中覺悟過來,避免再一次被歷史捉弄,再一次陷入大劫大難,依然是一個不容樂觀的問題。

90 年前的中國,在物質和器物的層面,當然不能和今天的中國相比,但當時中國當權者在政治上的寬容程度,大學學者的人格和思想之獨立,青年人精神之奮發,都不是今天可以比較的。當年參與五四運動的青年學子,如果看到此次胡錦濤5月3日到中國農大時師生「迎駕」之恭順與乖巧,一定會不以為然。

歷史的吊詭就在於,恰恰是90年前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對後來中國的大災大難負有相當的歷史責任。所以,今天有不少中國的知識精英對五四的文化激進主義持嚴厲的批評態度,而認為文化保守主義是指引中國未來發展之道。

我承認文化激進主義確要對上個世紀的大災難承擔一定責任,但對於文化保守主義的真實主張仍不明了。文化激進主義不對,文化保守主義就能成功嗎?這種簡單化的思維,令人不安。

聯繫中國今天的現實,這個政權控制了史無前例的資源,形成了空前龐大的官僚階級,卻不能為大多數人口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貴州習水官員嫖宿多名幼女,甯夏奸商收買多名法官共同欺詐,這些駭人聽聞的弊案不絕於耳,說明這個政權正在喪失治理能力。那麼,此時提倡文化保守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會不會有一天,中國人再次陷入歷史的困惑,該抗爭的時候卻沒有人起來抗爭?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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