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病态的“非暴力”论
任何运动，其实都是社会利益的互动和争取过程。互动，就是双方交叉换位，争取，就是改变正反现状，就难免要影响现实利益。随着对抗力度的增大，必然要触及财产安全或产生性命之忧，这时即出现两难选择，一是突破，二是放弃。
就当前中国社会中民主与专制的互动现状而言，即面临着是要“非暴力”绝对化的迷幻春药，还是要民主的现实构架—-如果继续争取则暴力将现，如果放弃则专制中国依然专制，一切前人之功在原地打转之后重归于“零”，“非暴力”论则沦为“维持现状”的代名词，其说随即也成为一个“伪命题”。
假如民主派中的“非暴力”论者只看见自己尚处在“可能阶段”的“有限暴力”，却无视强权更大的国家暴力，则无疑是一种自欺其人的病态视角，这种理论永远只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好“理论”而已。
不想触及并改变各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强势的权贵利益)现状的空想改良，只在“以党为领导”的维新主义框框里打转，怎么思考也找不到社会变革的出路和突破口，无论如何也无法化解民主长期以来在“原地打转”的难题。
在强势一方毫无诚意的前提下，“有限暴力”多数时候其实只是一种实力威慑，可有的人竟然连这个想法也不允许存在，单方面提出善意且幼稚的“和解”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必然毫无实际意义—-现在民主人在“和解”上真的是无事可做，需要有所动作和妥协的是强势一方。
又回到一个老话题：民主倒底是用“非暴力”向强权“乞求、感化”来的(这同样也有血的代价，只不过是单向的“被暴力”)，还是“萝卜加大棒”向强权“争取”来的？毫无疑问，专制者不会因为对方的退让而感动，也不会良心发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民主改观，就像现在这样不尽如人意的悲惨现实，也必然是经过不懈努力“争取”而来，而非专制者善心所赐。若非国人以死相争，任凭专制为所欲为的话，现实中国重蹈四十年前“文革动乱”之险，亦决非任空臆断和空穴来风之忧。
迫切需要“和平非暴力”论者及时警醒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饥饿”中已等不到遥远且无望的“非暴力”改良主义美梦，并且，暴力革命的种子正由一意孤行的专制者一点点播种在中国大地上，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暴事件风起云涌的极端困境中，用毛的话说，中国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面对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政的步步紧逼，当前种种“和解、非暴力”说正逐渐失去继续主导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地位，未来的民主道路需要彻底反思，并对“民主路线图”进行重新规划设计。
“有限暴力”是必须的
“60年来创造了无数的世界之最。有这么多的世界之最，民众起来反抗不是很正常吗？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对权力走火入魔的依恋，源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主动实施民主政治，还政于民；不可能和其他政治团体和平竞争，由民众选举执政者。”—-曹维录：中共，请不要借3.19事件骚扰民众
“有限暴力”如同民主国家也同样需要军队一样，是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有效制约机制，是为了达到与暴政的实力均等，是民主的一种实力威慑，是民主得以存在的保证，而不是专制再生的工具。—-有广大的民意基础和现实需求，难道连打一场广义的“人民战争”的想法也没有吗？
《世界人权宣言》有言：“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而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在一个没有法治可以保护其国民的社会中，做为特例的个人抗暴行为，在极权的暴力压迫面前，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对等暴力，以国民个人之力进行自我保护和反抗，因为这不但是对付极权必须的，而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如杨佳、瓮安事件、重庆夺枪事件等，谁能说它们是“无理取闹”？
做对手不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才是对对手的最好回应。而仅这一点点引导和鼓励人民觉醒的正义之举，不但往往被人所忽视，更可能会被误解并冠以“逆反心理”和“恐怖主义”之名。如果说个人暴力是恐怖行为的话，那也是在无般无奈之中以个人的微薄力量在对抗更强大的国家恐怖行为。想一想相对于国家恐怖主义无处不在的巨大威力，想一想无数访民被暴政圈进焚尸炉般的集中营后的惨不忍睹，无数冤民被逼进进退维谷的上访“华容道”中的欲哭无泪，各方精英人才被随心所欲地推到暴政的枪口下，这点不对等的自卫抵抗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连这“自卫”也要放弃的话，与甘做刀俎，许身为奴有何区别？
天下所有的“专政”显然不是为“和解”而生。在其不断强化高压和整治，对异议大有斩尽杀绝之势时，民主的命运已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最后关头，退一步自取灭亡，争一寸或可绝处逢生，只有背水一战，别无它选。
世界上从来没有纯洁无_的革命和改良，除非你放弃这个追求和梦想。可如果放弃“有限暴力”，只求绝对化的“非暴力”，根本上就与放弃民主毫无异处。只要国民还有民主、民权、民生(新“三民主义”)的现实要求，就应该知道“天上不会凭白无故掉下民主的大饼”，民主是要交学费并付出“对等”代价的，就不要怕流汗和流泪，更不能怕流血和牺牲!
“街头政治”也包含暴力
“非暴力”论有一个致命的盲点一直在逃避不愿触及：它一方面述说暴力的可怕和残酷，并一直身体力行压制一切暴力现象，一方面却提倡大众化的“街头政治”。但正是这种“街头政治”的运动形式，往往也同样容易出现动乱和流血，引发与“有限暴力”相类似并接近吻合的暴力级别—-如此以来，理论上纯洁的“非暴力”也就走向了真暴力，只不过离那个连“有限暴力”论也在同样排斥的全面的“战争暴力”尚远而已。
暴力，不是弱小的个体国民天然而自愿的选择，而是在强大的专制压迫下逼出来的，这正是“逼上梁山”的来由。如果认为“街头政治”不是暴力，则是无视其中的部分流血和死人的事实存在。
为了突破“非暴力”理论只能“原地打转”的怪圈，“非暴力”论提出要在专制高压的中国进行“合纵连横”式的力量整合，一反本意地甚至提出要上大街游行示威大搞“街头政治”，这又与“有限暴力”论殊途同归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现实中有些人只是坐在家中写点文章发发议论而已，按理说当足够达“温文清雅”之极了，可照样面临着被暴政“和谐”和灭口之灾。根据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在人数在到10人以上的民间聚会，都要向公安部门申请批准才能进行，在各地方的实际操作上则更加严格，连“三五成群”这样的规模也是不能允许的。这样的情景，说明中国连绝对化“非暴力”的条件也根本不具备，何来“街头政治”这种大规横活动的生存空间？
“和平非暴力”论者为了兑现理论，如果哪天超越了“光说不练”的境界，也身临街头政治的血雨腥风之中，则与“有限暴力”论者同样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即有何“法术”避免重蹈被“坦克辗身”复辙之险？在“有限暴力”论者已能部分接受这种现实之时，“和平非暴力”论者是“进”还是“退”？
“用刀切蛋糕是好的，用刀去砍隔壁小朋友的小狗是坏的。那些高深莫测的知识精英不分青红白地一古脑地反对所有革命，说所有革命都是坏的、革命无正义…这和反对所有的刀和用刀，认为刀的是罪恶之物，所有用刀都是恶行是同一逻辑和道理。共产党要消除的是民众的民主革命，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全力鼓吹和推动民主革命。”—-共产党的革命悖境 张三一言 《新世纪》
在“非暴力”论同样无法保证“近期走向民主”的前提下，为何非要“干净、彻底”地拒绝“有限暴力”于社会民主变革的大门之外呢？既然“非暴力”与“有限暴力”所占概率各约一半，为何不能辨证地“合二为一”，让二者“取长补知，相互促进”呢？
毫无疑问，任何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理论都不是现实所需，“和平非暴力”与“全面暴力”皆如此。只有在理性的前提下，合理地将此二者融合进争取民主的全过程，才能成就一个成熟且最有希望的民主典范。
2009-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