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5月1日訊】1980年，由長春電影製片廠出品的影片《苦戀》，“出師未捷身先死”，從製作完成到今天，從未公開上映過。人們只是通過著名作家白樺1979年發表在《十月》雜誌上的電影劇本了解到該片的一些基本情況。

影片描寫的是一個出生在中國雲南的畫家凌晨光，窮其一生的熱情，苦苦愛戀著大陸河川，嚮往一個新中國，雖然僑居海外，但仍舊毅然放棄安逸的生活與自己的妻子回到祖國。但最後才發現，他依戀的雪原大地是那樣殘酷地埋葬了他的遺骸，而他的遺骸只不過是一個他匐匍爬行成一個大問號底下的一個渺小的逗點而已。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他們的女兒從小也遭受歧視。最終，他在逃亡中黯然死去，，臨死前在雪地上畫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女兒執意要出國生活，在四邊親人都極力試圖挽留她的時候，女兒則感慨談起了父親對祖國的單思與苦戀。她說：“你們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們嗎？”這段台詞成為《苦戀》最大的"罪狀"。

《苦戀》改編成電影後更名為《太陽和人》，但前者的影響無疑更為巨大。這部影片在舉行內部放映的時候引起很大爭議，指責者甚至上升到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高度。隨之而來的是貫穿於1981年全年的對該片的批判浪潮。

雖然我們現在還等不到《苦戀》公映的時刻，但我們不能忘記在我們的生活中存在著這部20多年來沒有公映過的這部“著名電影”。

《苦戀》由著名作家白樺和彭寧編劇，導演為彭寧，主演是遼寧人藝的劉文治和當時的性感明星冷眉，還有黃梅瑩。

編劇白樺

編劇白樺最近在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說：“1981年1月10日晚，我求見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請他看看影片《太陽和人》。他可能考慮到方方面面的情況，拒絕了我的請求。當著他的秘書告訴我：“這部影片在沒有審查通過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這部片子，我沒有去。聽說有人反對，有人支持。我們家看過電影的就是兩派。我的兒子是贊同你們的，我的秘書就不贊同。希望你們的電影能夠通過，然後也能在電視上放，我會坐在這張藤椅上看。”白樺認為胡耀邦是一個胸襟坦白的人。他一直都在竭力拖住從“左”面駛來的一乘烈火戰車，這是“文革”後最危險的一乘戰車。因而這一事件才沒有擴大為一場政治運動。後來終於以正常的文藝批評的形式平安結束，一切全都是他的努力。

由白樺編寫的另一作品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因為胡喬木對這部戲做了一個很長的批示，才遭到禁演。1983年由北京人藝解禁首演時，副總理習仲勳審查的時候肯定了這部戲。而且那一次他還在私下裡說，他很欣賞武漢軍區政委李成芳在批《苦戀》時的鎮靜態度。當時抵制批判《苦戀》的人當中，不僅有黨外的巴金、曹禺、揚振寧、吳祖光，還有黨內的周楊、項南及《人民日報》、《文匯報》等。再加上導演彭寧的父親以前在紅軍時跟胡耀邦是戰友，他們有很多的私人來往。彭寧是年輕人，口無遮攔，這就很容易造成了一個錯覺，認為胡耀邦是這部影片的後臺，否則不會這麼大膽。

導演彭寧

《苦戀》的電影劇本由白樺、彭寧兩位聯袂創作，這也是彭寧導演的第二部電影。

彭寧，北京電影學院66屆導演系畢業生，和丁蔭楠、史踐凡是同學。文革那時楸5.16分子，北京街頭貼滿了大字報“揪出5.16分子葉向真（葉劍英女兒、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劉詩昆（當時的葉向真丈夫、鋼琴家）彭寧”。後來彭寧就沒了音信，聽說被關了起來。

1979 年從《大眾電影》上看到長春電影製片廠拍了一部揭露林彪5.71工程計劃，描寫林立果等要在碩放炸毛主席專列的故事片《瞬間》。該片由上影的梁波羅和北京人藝的馬群主演，還有黃梅瑩等，導演是彭寧。這是從文革大字報十多年後，首次知道了彭寧在長影當導演。不久傳來了《瞬間》審查未獲通過的消息。直到 1982年《瞬間》解禁，卻只演了幾場，又不見了蹤影。

不知是彭寧的不幸還是黃梅瑩的不幸，他們合作的第二部影片《苦戀》又遭禁了。有人說，否則中國將出來個大導演—彭寧。也有人說，否則中國將出來個大明星—黃梅瑩。

不久彭寧又在《收穫》上發表了《初夏的風》並組建了攝製組，由此“美術助理”馮小剛才有了觸電的第一次機會。

馮小剛在2006年第六期出版的《當代電影》上曾經這樣自述自己的觸電經歷：“我是1958年出生的中年人,屬狗,今年48歲，我的名字和1958年的大煉鋼鐵有著直接的關係，23歲之前從未接觸過電影界,更沒有想過日後會成為一名電影導演,並以此為生，198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了電影,在彭寧導演的故事片《初夏的風》劇組擔任美術助理，事隔14年後執導了第一部電影《永失我愛》。”

1987年，老秦在安定門聯社創建了大新建材，開張?幾天，專門生產建築龍骨的首鋼冶金機械廠的王立群帶來了他的一個40多歲的朋友，經介紹才知他就是彭寧。原來《初夏的風》又遭挫折後，彭寧元氣大傷，於是下海經商，往返於大陸香港之間。

據了解導演彭寧的父親彭加倫早在30年代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時，胡耀邦是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彭加倫，1923年就參加了革命。連彭加倫這個名字都是毛澤東主席給取的。因長得特別像俄國一個叫加倫的將軍。在長征途中，毛澤東戲稱他為“加倫將軍”，從此所有的人都跟著毛澤東叫他加倫。以後這稱呼就傳出去、改不了了，人人都叫他彭加倫。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中央教育部工農教育局局長等職。1970年1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4歲。

甭管怎麼論，喬冠華和彭加倫也是兒女親家，沒想到雙方都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換了稱呼，一方被稱“喬老爺”，一方被改成“彭加倫”。有緣。人人都知道喬冠華的兒子外交部副部長喬宗淮，但很少有人知道喬宗淮的妻子就是彭加倫的女兒彭燕燕，當年曾策劃鄧麗君大陸演出的主謀。70年代喬冠華和章含之戀愛後，喬宗準曾住在彭家，一住就是七年。喬宗淮由於與父親的關係弄僵了，又加上在農村的苦悶經歷，情緒一直比較低落。這時恰逢後來的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正“靠邊站”賦閑在家，喬宗淮和胡耀邦比較談得來，於是他經常到胡家談心。胡耀邦也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經常勸喬宗淮不要荒廢學業。 　　　　

彭寧有個弟弟彭長征，又名彭查理,長期在北京經商，是新風霞和吳祖光的女婿，吳霜的丈夫。去年彭查理寫了《〈我與喬冠華〉並非故事的全部》一文，很是轟動。

2003年9月，上海同濟大學成立電影學院，著名電影導演黃蜀芹應邀擔任學院首任院長，彭寧和張瑞芳、孫道臨、秦怡、謝晉、吳貽弓、于本正、朱永德、丁蔭楠等一批著名影人和藝術理論專家應邀擔任學院藝術顧問。

2007年彭寧去世，對於這樣一個傑出的人來說，60多歲正是英年呀！

據說除了彭寧，《苦戀》的攝影師張松平，副導演于福來都是英年早逝。真是電影《苦戀》苦事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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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苦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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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苦戀》(二)

附：《文匯報》拒絕轉載批判《苦戀》文章內情

作者：馬達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一早，新華社播發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新華社為此特別發了一個“公鑑”，大意說：“遵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區報紙請即於顯著地位，轉載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一則 “公鑑”，新華社就傳達了一項重要指示，而下這個指示的“上級領導”是誰，不知道；指示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也不知道。但第二、第三天，全國各地省級報紙紛紛在第一版顯著地位轉載了這篇文章，惟獨文匯報一家沒有轉載。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情況呢？我回憶當時情況，心中有許多說不出的感慨。今天回憶二十年前的那場討論和爭論，或許可以使我們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東西。

四月二十日早上，我剛走進辦公室，就聽到電話鈴聲響了。打電話來的是市委一位主管宣傳報紙工作的書記。他對我說：“今天解放軍報要發表一篇重要評論，是批《苦戀》的。我在北京與總政已談好了，新華社播發後，你們要與軍報一起登。”我回答說：“好的，新華社還沒有發。”上午十時左右，解放軍報一位我認識的副總編輯打電話給我，說：“老馬，過去我們兩個“解放”一直合作得很好（兩個“解放”是指解放軍報和解放日報，“文革”前夕我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時，在業務上與解放軍報聯繫較多，有過愉快的合作），今天新華社要播發我們的一篇評論員文章，是批《苦戀》的。希望你們《文匯報》和我們，一南一北，一同見報。”我說：“新華社稿子我還沒有看到，看到後再聯絡。”大約中午剛過，新華社的電訊稿播發了，我把電訊稿一連看了兩遍，放下眼鏡沉思起來。我的直覺提出了幾個問題：為什麼軍隊批評部隊一位作家的作品，要這樣大張旗鼓？為什麼這篇文章全是政治批判，語氣十分嚴厲？為什麼一篇文藝評論文章，要全國地方大報都要同時在顯著地位刊登？我感到這件事非同小可，我連忙叫秘書通知報社黨委成員立即到我辦公室開會，並傳看了這篇評論員文章。

我不認識劇作者白樺，一九八零年秋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全國總編輯會議上放了一部電影，片名叫《太陽和人》，是根據小說《苦戀》改編的（這部電影已封存禁放）。這部影片是作為反面教材放給會議代表們看的，會議沒有展開討論。聽說影片以著名畫家黃永玉為原型，講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影片給我留下兩點模糊的印象：一是，影片中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境況淒慘，我看了很難過，也很同情；二是，影片末尾的畫面上，一個血紅如火的大太陽從地面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個受傷的人伏在雪地上艱難地爬行，兩相對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強烈的暗示：領袖被無限地神化了，而普通人的人性卻被踐踏了。看到最後，我有點喘不過氣來。影片採用這種隱喻、誇張的手法，我感到太離譜，煽動性太大。

碰頭會在熱烈進行。大家看過電訊稿，從不同角度發表了意見。有的說，三中全會以後，知識分子“驚魂甫定”，“心有餘悸”，這樣一批，一圍攻，以為又要搞什麼政治運動了；有的說，全國的大報都一起轉載一篇批評文章，這不是又重複“文革”時大批判的做法嗎；還有的說，評價一部作品，既要考慮思想內容，又要作藝術分析，不能只從政治概念出發，用政治原則代替文藝批評。議論很熱烈，我最後徵求大家對轉載這篇稿件的意見，大家都支持我的看法；一致不同意轉載這篇稿件。會議進行中，那位市委負責同志又打來第二次電話，問：“稿件來了沒有？你們準備發嗎？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但他不肯說明是什麼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指轉載軍報評論文章）。”我回答說：“我們正在討論。”

解放軍報的評論員文章，是從“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這一命題來批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的，認為《苦戀》是當時要開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反面典型。

評論文章的基本論點是：一、《苦戀》寫一個畫家一生苦戀祖國，卻遭到祖國踐踏的悲劇。從主人公解放前後的遭遇，說明作者所描寫和抒發的不是對祖國的愛，而是對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怨恨。文章認為：“儘管建國以來，我們黨的工作有過失誤，幾經挫折，特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未充分發揮，但建國三十年來的成績仍然是巨大的。”二、《苦戀》通過藝術形象散佈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文章認為作品通過畫家女兒之口提出的“您愛我們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這句尖銳的話，才是這部作品的真實主題。三、文章認為作者用大量的形象、隱喻、符號和語言，反覆表現的是“神佛”對人的精神奴役，“太陽”下的人和苦難的命運，以及五星紅旗飄揚的土地上發生的悲劇。文章說作家“歪曲歷史”，把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當作偉大祖國對自己兒女的冷酷無情，把十年浩劫的災難歸罪於社會主義制度，甚至把黨和“四人幫”等同起來加以鞭撻。四、《苦戀》一再唱出“我們飛翔著把人字寫在天上”的主題歌，認為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寫在經書裡、懸在天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反襯地上的人的悲慘命運”，“指責我們的黨踐踏了人的尊嚴，抹殺了人的價值”。

看了以上比較詳細的論點摘要，可以看出，解放軍報的評論文章從頭到尾貫穿的主旨，就是說劇本《苦戀》的作者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這是立論，也是結論。雖然沒有寫“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個大家聽熟了的詞，但文章批判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

我當天下午找來電影劇本《苦戀》仔細看了。我認為，作者創作這個劇本，是看到一些社會現象，接觸到真實的人和事，有強烈愛憎的感情，對“四人幫”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是痛恨的，對黨過去實行的“左”的錯誤路線和危害是有切膚之痛的，對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不幸遭遇是同情的，因而劇本有許多情節是真實的，感人的。但是他把這一切都簡單地歸結為個人崇拜，並由此作了一些十分誇張的、絕對化的描寫，把一些現象孤立起來，又人為地使之極端地對立，因而造成失誤。作者思想觀念上的偏差，導致了藝術表現上的迷亂和失實。

問題是，如何對待一部有錯誤傾向的文學作品？如何去分析作品中的錯誤思想和藝術方法呢？我感到，軍報評論員文章不是把握得很好，而是從政治概念、政治原則出發，一一作出“政治裁決”。

臨傍晚時，領導同志又打來第三次電話。他問：“你們決定轉載了嗎？”我在電話中，詳細地把上午討論的情況和我個人的看法一一作了彙報。他沒有對我們的意見進行批駁，卻說：“你們對錯誤的東西為什麼不批？應該轉載嘛。這是原則問題，你們要認真考慮。”說著就把電話掛斷了。

這的確是一個原則的問題。對待錯誤傾向必須批評，這是一個原則問題；用什麼態度和方法批評錯誤的東西，也是一個原則問題。這一晚，我上半夜在報社看稿件，下半夜回到家裡基本上未合眼，翻來覆去，考慮轉載這篇評論文章的事。我反覆考慮，不轉載是從安定團結的大局，是從有利於團結、教育廣大知識分子出發的，但我也知道，堅持真理有時是十分困難的，是會冒風險的。

第二天一早，我趕到報社，看到解放日報在第一版顯著地位轉載了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而文匯報按照我的意見，夜班沒有轉載。讀者不斷有電話來。有許多讀者，我估計主要是各界的知識分子，他們尖銳地說：“軍報的文章就是‘大批判’，戴那麼多‘帽子’，是‘ 文革’的遺風嘛，我們看了不理解，三中全會開了，政治運動還會再來嗎？我們的確是心有餘悸。文匯報不轉載，我們都認為是對的。”但也有少數讀者，我估計比較多的是機關幹部，他們也尖銳地用質問的口氣說：“解放日報轉載了軍報文章，文匯報為什麼不轉載？黨報為什麼不講黨性？”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正是社會存在的現實思想的反映。

上午，我約評論部、文藝部負責人研究。我提出：我們未轉載軍報的評論員文章，並不意味著《苦戀》劇本沒有錯誤，只不過說明，我們認為，要對《苦戀》的錯誤作實事求是的批評，要用正確的方法進行批評，因此，我們要立即寫一篇本報評論員文章，題目可考慮是：《評電影劇本〈苦戀〉的錯誤思想傾向》。大家認為我們寫這篇評論，不要扣大帽子，而是擺事實，講道理，要說服人，而且要從劇本的實際出發，既作思想分析，也作藝術分析，相信這樣做，廣大讀者是會接受的。

在我們開會討論的過程中，接到了領導同志的第四個電話。他責問：“你們為什麼原因不轉載軍報的評論文章？”我又把昨天說的意見向他扼要彙報，他聽了一半就把電話掛了。這時我心緒不大好，我請副書記劉慶泗坐在電話機旁，如領導有電話來，就記錄一下。果然，隔了五分鐘，第五個電話來了，記錄上是這樣寫的：“你告訴老馬，不轉載是不對的，看風是要倒霉的，危險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經過市委的。你們是黨領導的報紙，不能自行其是……你們辦事不漂亮。”語氣是十分凌厲的。說我們“跟風”，跟誰的風？跟什麼風？他不說，我們也不知道；說我們“自行其是”，我們將不轉載的理由及時向領導彙報了；說“經過市委的”，我們不知道市委做出過什麼正式指示和決定。這些都從何說起？

看過電話記錄，我心情更沉重。對這位領導同志，我們是很敬重的。他曾被錯誤地劃成右派，下放東北勞動，對極左路線的危害應該說是有深刻體會的。可能的情況是，現在地位變了，考慮問題可能不夠客觀、冷靜，我抱定的想法是：“我尊敬領導，但我更尊重真理。 ”回顧我幾十年的辦報生涯，的確是個多次得到表揚的“馴服工具”，“黨指向哪裡就幹到哪裡”，“一句頂一萬句”，很少考慮“為什麼”，有時我也辦過一些錯事、蠢事。我反右時受到處分，“文革”時受到嚴重迫害，黨籍也被造反派開除掉了，粉碎“四人幫”後才徹底平反，但我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我開始對問題的考慮比較周到些，頭腦也更清醒些。如果沒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想不會發生轉載和不轉載的事，我也可能還在糊裡糊塗地“照辦”。

既然電話中說“經過了市委的”，市委如何討論？如何決定？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重要的組織原則問題。於是，我下午匆匆趕到市委主要領導同志的家中，這是我第一次進過他的家門。我再一次彙報了有關轉載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經過和報社領導同志討論的意見，我問市委是如何討論和決定的，回答說沒有討論過。我又提出，主管報紙工作的書記對我們有意見，很難講通，可否請他做點工作。他連忙一口回絕，只是說，你去和他談談吧。至於對這件事應該如何看，他卻什麼意見也未表示出來。沒奈何，我只得又跨進主管報紙工作的書記的家門，他有點感冒，躺在床上。我坐到他的床邊，問候他的健康，想聽聽他對我們不轉載軍報評論文章有什麼具體的批評意見，我也可以再一次把自己的想法坦誠地交換一下。可是他始終未說出我們未轉載評論文章究竟錯在哪裡，我也只得怏怏然回到報社。不一會兒，老劉又記錄下第六個電話。老劉為我擋駕說老馬出去了，對方說：“你告訴他，不要轉變抹角，找××（指市委主要領導同志），這樣要把關係搞壞的，是理屈嗎？……”老劉也搞不清楚電話裡講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傍晚，我在審閱新聞稿時，電話鈴又響了：“是老馬嗎？這種事（還是轉載軍報評論文章的事），你們做得不漂亮。我們倆關係蠻好嘛，你們這樣做，以後我們怎麼相處，怎麼做朋友呀……”我拿著電話機，半晌說不出話來，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兩天裡七只電話，要把電話內容一一解讀一下，可不那麼容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作為一個辦報人，為了堅持一點真理，可真不容易啊！

第三天，我接到市委辦公廳通知，說下午書記處要開辦公會議，討論《苦戀》問題，請我列席。我很高興有一個正式的場合來討論問題，可以把是非談清楚。我拉著副書記陸灝一起去，好在旁邊提醒我，免得我說話走火。市委主管報紙工作的書記首先開腔，不講事情的起因和過程，也不講轉載軍報評論文章是出於何種考慮，而是劈頭劈腦對我進行批評：“你馬達，要知道，文匯報是黨領導的報紙，是市委的報紙，你眼裡還有市委嗎？”我說：“對於中央、市委的決定、指示，我是堅決執行的，但並不是市委領導同志講的每一句話，我都要聽了照辦……”他接著又說：“你是老黨員，老報人，你不轉載軍報評論員文章，就是違反紀律，違反民主集中製。”我又接著說：“我不是新黨員，我懂得民主集中製。難道只有領導說了算，下級不能提出意見嗎？……”陸灝也插話說：“我們不轉載軍報文章，不是老馬一個人的決定，是我們黨委集體討論定下來的，是認真考慮以後做出的。”那位書記火氣未消，繼續說：“現在社會上就有錯誤思潮，你們究竟站在哪一邊？”我說：“對錯誤思潮，我們是要批評的，但是要實事求是地批，用正確的方法批，我們已另外寫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批評《苦戀》的錯誤思想傾向，今晚就送來大樣請您和市委審查。”他不理會這件事，仍然大聲嚷道：“你們這樣做，就是不聽中央的、市委的……”說著，站起來拍著桌子，“你們這樣做就是錯誤，違反紀律，違反民主集中製。”聽到這裡，我的情緒也激動了，給我戴上几頂“帽子”，就是不講我的錯誤在哪裡，於是我也站起來，說：“我不知道我錯在哪裡，上級說了，下級可以說出自己的意見嘛，如果我錯了，市委撤我的職好了。”這時，主持會議的主要領導同志看到雙方說話火藥味較濃，討論已無法進行，但他又不好當著面批評同級的副書記，於是就朝著我說，“老馬，你不要激動，不要激動嘛，總要講紀律，講民主集中製嘛。”翻來覆去講這兩句話。未轉載軍報評論員文章，究竟是對還是錯，為什麼是對是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明。會議就這樣不了了之，散會了。回報社的路上，我對老陸說：我們背著一筆糊塗賬回來了，傳達也沒法傳達。後來，我在報社領導班子裡講了會議的情況。當晚，我們送審的批評《苦戀》錯誤思想傾向的本報評論員文章也石沉大海，連個回音也沒有。

那時候，我對眼前發生的一切，不停地思索。三中全會以後，明確提出，在糾正右的錯誤的同時，要特別注意肅清“左”的錯誤影響，這是很必要的。但是，“左”的思想由來已久，它自覺或不自覺地侵入我們的肌體，有時曾經受過“左”的錯誤之害的人，也會不自覺地以“左”的那一套來對付別人，這是歷史給我們留下的印記，也是不幸的悲劇。

這件事還沒有完結。隔了幾天，胡耀邦到浙江杭州，打電話到上海，要文教書記去杭州彙報工作。兩位書記一同去了，聽說，主管報紙工作的書記在彙報工作一開始，就向胡耀邦提出：我們上海有全國影響的文匯報，總編輯馬達不聽招呼，站在錯誤的立場上，不轉載解放軍報批《苦戀》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市委認為這是個嚴重問題……他想等待胡耀邦說一句嚴厲批評或者立即查辦馬達的意思的話。胡耀邦仔細聽了他們的彙報，沉思了一會，說：“這篇特約評論員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轉載，不轉載也應該是可以的吧。”他們沒有想到胡耀邦這樣回答，再講也就沒有意思了。

關於轉載還是不轉載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討論和爭論，就在這時畫下了句號。

如今回想起來，這件事留在我的記憶裡，是不愉快的。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寫著，“報紙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下，總編輯要勇於獨立負責”。六十年的辦報生涯告訴我，“負責”是盡心盡力的，“獨立”則雖有勇氣，卻難以實行，這有賴於黨內擴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製。今天我們已有不小的進步，希望明天會有更大的進步。

（2005年08月26日 11:24:51　　來源：光明網(摘自《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轉發並改寫自：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