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認識“和解、和平、非暴力、不合作”
在“和平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么一個系列化的大目標之中，涵蓋了和平、非暴力、不合作三個或相關或不相關的分級內容，最近坊間又有了一個新的政治述求，叫“和解”。這一切皆表明了現時民主人以“和”為貴的主流認知，同時也在向世人尤其是主政者昭示：民主人要以“和”來爭取中國社會的改變。
現在的難題就是在這個大題目之下，其含義似全部被“和解、和平、非暴力”所占据，而“不合作”一項，在當前的社會情形之下，本來是需要引起重視的，本應當成為當前所有有志于改變現狀者的行為“主旋律”，最后卻被遺忘了。
理論上的研究最終是為是行為上的落實。面對中國的特殊環境顯得無所适從的“和平非暴力”運動，在沒有強大的“硬實力”支持的前提下被動挨打已無立足之地，除了在理論上務虛之外，在現實民主的爭取和突破上顯然作用有限。
凡事皆不可絕對化，“不合作”運動同樣如此。二十年前的那次“和平非暴力”的血肉“實驗”，不正是理想主義者們所應牢記的經驗和教訓嗎？
仔細分析，“和解”，在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統治者無動于衷，呼喊者積弱難為的現實中，越來越不合時宜；“和平”，在“和解”無望之時，只能做為一個口號和長遠的追求，難以得到底層那些最廣大被壓迫民眾的共鳴(特別是被卷入群体事件的人)；“非暴力”，面對強權暴政，不能絕對化地杜決，也不能無度地泛濫；而“不合作”，想想也只有“不与暴政統治者進行一切可能的合作”，才能滿足削弱暴政所需的絕大多數的條件和要求。
在“和解”難以實現的情況下，在短期內無法給現統治基礎以良性改變，也無法給其以致命打擊之時，“和平、非暴力”必然無從談起。從精神到物質的“不合作”運動，是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是不用團隊和組織也能實現的行為，是相對而言代价最小的選擇，對個人的安全和生存并無大礙，是實現削弱暴政，推進民主目標的較好途徑。
國人身在其中，為了生存總難免有“合作”之實，但在生存中找到一個与“不合作”相對應的平衡點，即是良策。
可供選擇的方式有很多，如思想上的個性獨立，行為上的渭涇分明，工作上的消及切割，消費上的南轅北轍，還有罷耕、罷种、罷工、罷學、罷買、罷賣、罷股、罷市、罷存等等，總之要走一條“一切為了削弱統治基礎”的路子，在原先不得已而為之的基礎上，盡可能多地与之“息交絕游”，少為其輸血，多個人積累，從點點滴滴做起，積每個人的小胜為整個國家的大胜，若在其它變革因素成熟時再輔以聯合，則必然會形成“東風壓倒西風”的大气候，則事可成矣。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前几天由中央政府代發的地方政府債券，本來是央府計划要一如既往地將本次經濟拉動的成本轉至社會和民間，在其無奈加自信的期盼之中，卻出現了“滬市”零開張和“深市”微開張的少有局面，說明了國人對目前的國家狀況和政府信用的信任度已達歷史低點，不再愿意与政府合作“為國家建設添磚加瓦”，在危机大潮面前不再愿為未知的政治前景冒此風險，而是采取遠离与不合作的態度。－－這不就是“不合作運動”的開始嗎？
二、跳出“和解、和平、非暴力”的怪圈
暴政長期以來之所以能夠如此穩固地坐擁天下獨享社會資源，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廣大的普通國人在為之做底層的基石，源源不斷地為之貢獻着所需要的一切資源，而奉獻者到頭來反而又淪為被自己供養的統治者所壓迫的對象，形成供養–壓迫–再供養—重壓迫的惡性循環。
“做好自己份內的事”，這是暴政對國民的訓化和其得以生存的基石，在不能保證每個國民的公民尊嚴和權利之時，也是它為國民設下的最大誤區。對于專制者來說，當然希望每個人都不談國事無欲無求，都默默無聞心甘情愿地做它的供血机和螺絲釘，但對欲改變現狀者而言，這個“份內的事”，就不再是為它死心塌地地奉獻自己的智慧和血汗，而是反其道行之，用“不合作”來遠离暴政，削弱暴政，最終實現自我。
不論手段是和平還是暴力，目的皆在于要改造現存制度，如果達不到改變的目的，一切將成為空中樓閣。因此切不可“為手段而手段”，陷入理論的怪圈。必須強調的是，和解与和平同時也是目的，但二者從來都是強者的專利，以現階段民主人之稚弱，是無資本向強權提出這种“無理”要求的。
打破怪圈的根本手段，就是將每一個人從供養者的隊伍中抽身出來。雖然會暫時損失一些現實利益，但這是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必須付出的成本。實現任何一個理想都是有代价的，這符合等价交換的公平原則，正所謂“長痛不如短痛”，有了付出的決心和勇气，才能有最早最快的回報。
考驗一個人是否要真正的民主，還是只為“過過嘴癮”而罷了的唯一衡器，就是看能否愿意為民主付出代价。當永遠的奴才，還是做新生的自我，二者只能選其一。
“純淨是失敗者的專利”(楊寬興)。有人經常高喊“和平非暴力”，卻忘記了自己想要實現的理想—“民主”這個終极目標。為“非暴力”而無條件地接受強者賜于的“和平”，無形中与暴政進行着密切的配合和良性的互動，在不知覺中將“和平非暴力”運動中的另一項重要內容—-“不合作運動”徹底地葬送，淪為暴政統治下一個“和平非暴力”的空口號和暴政新的統治基石。這時的“和平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追求者，因為在怪圈中不能有所突破，事實上已与放棄追求無异了，而這樣的結果，卻正中暴政的下怀。
此理論做為一种高端務虛層面的政治攻略和人文宣示尚可，以爭取更多的外圍同情和支持，但要注意适可而止，不應成為實際行為的准繩和思想束縛。人至清則無用，水至清則無魚，一心要坦蕩而純洁地追求民主者，不但難以得到世上“最不坏的”民主，就算暫時得到了也無法持久地擁有民主，還不如回轉身做象牙塔中的理論貴族，或許更為合适。
三、与時俱進的“分階段和解”
從國人對現實的种种冷漠和無所謂的態度，甚至包括那些走向腐敗的人的行為上，皆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普遍潛在的一种對有現制度欲抗無力的矛盾心理。在扭曲的制度下，多數人不是不想高尚，而是無從高尚，在高尚求而無得之時，庸俗与墮落便會乘虛而入，占据信仰真空和道德陣地。再從那么多的人一旦進入如佛門、法門、基督門等信仰領域，便立刻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神奇”效果看，只要有了一個高尚的追求，人心還是向善的，人們還是愿意把握公平，追求正義的。
做為社會形態的一個標志—民主憲政，在紛繁的人類追求中，是得以實現所有個人追求的一個制度保證，所以也應當成為在追求其它信仰之前，所必須要先行追求的一個基礎性目標。
“1923年，飽受挫折的孫中山開始對數十年的革命進行反思，法治思想較之以前產生變化并日臻成熟。在該年的1月26日，他与王用賓的談話里說到：‘然法律是一种理論，至于欲求實現此理論，仍非訴諸實力不為功。’他不再客座總統，而是成立自己的政權，再也不依賴強人，而是成立黃埔軍校，訓練自己的武裝。”—-孫中山借錢革命被稱作“孫大炮” 來源: 中國新聞网(北京)
民主也包括和解。為實現此追求之故，雖不一定非要如孫中山那樣擁有自己的武裝，但為形成廣泛的民主聯盟陣線，爭取各方硬實力派的同情和支持，進行實質性的聯合，卻是十分必要的。
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和解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着的，但為了具備与時俱進的可行性，應該分階段視事實之需而設定一些必要的和解標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條件下，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理念，不但要認清各項互為因果的關系，理性地分而待之，還要把握各項輕重緩急的時机，以應對不同需要，切不可從頭到尾抱定一個理念而一成不變，籠統地“一刀切”。
現在的“和解”理念，在當前階段只能是一种策略和手段，与強力爭取相配套，將這個道義皮球踢給強者，逼迫他們在政治上有所讓步，在將來正反勢能相當，民主或將到來時，才能与對方談真正的和解。
“不合作”運動，展示了“無權力者的力量”，是“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擴展！雖然理論上不推崇“暴力”，但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起碼要尊重被极權壓迫下的每一個人的反抗權利，這也是爭取民主的必須手段。
當一切暴政淫威所仰賴的社會基礎—-底層國民不再給其提供足夠的養料和血液，以支撐其日漸龐大的暴力机器的時候，這個暴力机器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它的暴虐和狂妄就會如泄了气的气球一樣，其衰落的命運將不可避免，民主才會真正到來。
2009.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