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4月14日訊】 細究中國近10餘年的社會反抗事件，就會發現社會抗爭類型與經濟增長模式之間有極強的相關性。從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財富尋寶圖上的四大金剛分別是地産、礦產、股市與金融，而農民反抗征地、市民反抗拆遷與環境維權等類型的反抗都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關。可以說，中國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則塑造經濟增長的模式，從而決定著社會抗爭的類型。

中國經濟模式與社會抗爭之間的關係

房地産作爲中國經濟的“龍頭産業”，在支撐著地方財政半壁江山的同時，也讓約8000萬農民失去了土地，讓370萬戶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各地政府爲了配合征地拆遷，都出臺了相關政府法規，如《XX市城市拆遷管理條例》等。在公共政策保護的合法掠奪下，失地農民與城市拆遷戶成爲近十餘年以來中國兩大類抗爭主體。

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社會抗爭一直在上升。僅PX專案投産，就在廈門引發市民“集體散步”，在成都引發“和平保城”運動。除了以市民爲主體的反污染抗爭之外，農民反抗環境污染的抗爭也在上升，成爲僅次於反抗征地（約30%）與村委會腐敗（30%）的第三大類別。而礦難高發則成了山西等煤炭大省的常態，社會矛盾之多使官場高層視“晉官”爲畏途。

可以說，近十餘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依賴哪幾個領域，哪幾個領域的社會反抗就非常激烈。而中國政府對其間關係有意視而不見，原因在於其財政收入高度依賴這幾大經濟領域。 以地方財政對房地産業的依賴爲例，上海堪稱典型。該市房地産開發專案總銷售收入中流向政府的份額最高，爲61.84%；企業剩餘所占份額最小，只有4.15%。其他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來自於房地産業的份額約占40%－60%左右。

污染企業的興旺則與中央經濟政策有關。從本世紀開始，中央大力扶植資源型企業以涵養稅源，重化類企業大量投産。分析自2005年以來的中國納稅排行榜500強，就會發現這些納稅大戶以中央部屬重化工企業爲主，而石化行業則是中國近年來的污染事件主角。如2005年吉林石化分公司雙苯廠是“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重化工業在500強中的突出地位正好彰顯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軟肋”：能源消耗巨大，污染嚴重，以中國未來的生存基礎換取今天的“繁榮”。

抱薪救火，不如曲突徙薪

爲了成功應對“群體性事件”，中央政府加大財力與人力的投入。“公共安全”支出一項今年將增加285億元人民幣，總額高達1,200億元。繼去年底對上千名縣委書記進行大規模培訓之後，又於今年2月中旬開始對3,080名縣級公安局長分批輪訓，並派警察各地采風尋找“社會矛盾源頭”。但這種防堵策略充其量只算治標之策，從各地方政府仍然堅持的經濟發展策略來看，新的社會衝突還將繼續産生。

按理說，目前中國目前經濟低迷，正好是調整經濟結構的時機。但各級政府卻繼續抱著原來的“財富尋寶圖”不放。南京、蘇州、常州等地的房地産市場“回暖”有個共同特點，即當地政府都不遺餘力地幫房地産商渡過難關，包括對購房者的房款實行財政補貼。與此同時，這些地方政府還不斷推出新的土地挂牌交易。山東濰坊市寒亭區政府乾脆發佈一份紅頭文件，要求副科級以上幹部必須替開發商賣房。各地因征地引發的衝突仍然不斷。

一些高污染專案，如列爲國家重點專案的成都PX專案也在掃除一切“障礙”，加速興建。3月28日，一直呼籲四川民衆“和平保城”並帶頭抵制該專案的環保人士譚作人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拘留，此舉意在震懾民衆，迫使他們放棄抵制。

可以說，中國政府維穩的目標與其經濟發展模式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仍然以地産爲龍頭，勢必減少耕地、拆除更多的居民住房，讓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更多 的城市居民失去住所；而污染企業的遍地開花，則使更多中國人的生存環境惡化。兩者都導致産生更多社會矛盾，於是政府只能繼續加大財力人力投入以維持“穩 定”――這種惡性循環何時才是個盡頭？

與其抱薪救火，不如曲突徙薪。在“四大金剛”尚能尋寶的情況下，決策者即使知道這種經濟結構今後會産生問題，但要他們捨棄這條現成的尋寶之路確實相當困 難。但目前正是中國棄舊圖新，改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最好時機。哪怕是條低效卻能讓民衆安寧的發展之路，也比現存的“高效”但卻製造了無數社會衝突的高風險發 展模式要好得多。

（原载BBC·点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