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超高增長”的現實困境

本次“經濟拉動計划”正處于中國社會的歷史敏感時期，受時机和政治穩定之壓，北京當局該計划出台的規模之巨，涵蓋之廣，不亞于建政以來的任何一次，屬前所未有。

“中國在去年11月提出的四兆投資計划中，分析師估計至少有一半的資金系由北京當局所控制的銀行提供，《時代》雜志指出這意謂着銀行毋須耗時進行法定核貸程序如調查授信對象的信用，只需順從中央的指示將錢投入另一個承包基礎建設的國有企業即可。銀行大肆貸放，造成貸款把關松散，貸款品質堪憂。尤其當前在中國已為產能過剩所苦之下，這些產能一旦必須打消，恐將引發銀行危机。”—-四兆計划啟動 中銀貸款品質加速惡化 記者郭秋怡

當前中國經濟的三大支柱，是出口、投資和內需。中國經濟難以复蘇的根本原因皆与此三項緊密關聯，即一是全球經貿環境惡化，投資規模將比去年縮減30%左右，中國出口訂單驟減，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二是本次投資拉動方向不對，缺乏真正能經濟刺激的良性工具，同時龐大的資金規模也真偽存疑，效果不但難以立杆見影，而且對長期發展也無大利。三是因為貧富分化嚴重，做為內需基礎的普通國人無力消費，國內市場本就先天不足。

雖然在經濟拉動計划中言之鑿鑿承諾要解決內需，也留有關于內需即民生方面的議題，但在實際操作上卻無視早就嗷嗷待哺的民間消費層面的急迫需求，并未計划進行直接的資金注入，而是間接進行政府主導下的項目投資意圖以長鏈條來反向拉動，這种隔山震虎之舉，效果肯定要差得多。

“大躍進”式的經濟急速擴張計划，只會因為不具備終端消費而使本已過剩的產能加速惡化，結果不但不能脫离經濟不振的困境，更可能會動搖產業未來的基礎。

中國只看重在短期內達到經濟成長，尤其是在當前的“社會敏感時期”。由“出口導向型”轉入“內需驅動型”對中國至關重要，但卻非朝夕之功。雖然從4万億元的刺激計划的迅速出台看到中國一党政体的前期高效率，但政府馬上就已經拒絕公布計划的細節，一貫地不愿接受國人的監督，這如何能保證如其所說的“投資效率”？從此可看出其集權体制決策上的傳統弊病之一：“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因此，多數人對中國經濟的快速复蘇表示悲觀，更妄論“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复蘇的領頭羊”之夢囈了。

時到08～09危机年，無异于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霜上覆冰了。“屋漏偏遇連陰雨”，在舊病体上又有新的政治危机和經濟危机雙重施壓，對穩定的要求更甚于正常年份，所以對經濟的增長更要逆勢而上，要拿出比平時高數倍的藥量來維持病体不倒，甚至還幻想着有起死回生之效。值此生死存亡之秋，別說大國崛起和盛世再現，就連最低限度的“保穩”也真成了大問題。如何熬過這堅難的時刻，不至于在日出之前“歸天”，成為了政府高層眼前最迫不急待的工作。

3月31日下午，西安市長陳寶根說：“力爭使西安GDP增速達到13.5％以上。如果沒有這樣的速度，很多人就不能就業”—-無用投資不如發給老百姓 网易財經

自顧不暇的中國經濟不可能如有人說會在哀鴻遍野的世界經濟災難中獨善其身，又何來一枝獨秀的上佳表現？中國經濟回暖的前提，必然要看世界經濟的整体复蘇狀況如何。如此，讓人反思的一個言論便是：到底是中國拯救世界，還是世界回過頭來拯救中國？

政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

中國在經濟事務上歷來以政治的思維，運動的手段來操作。50年代曾搞過一次“大躍進”，雖然是名正言順地以振興經濟的名義，但最后在荒謬無度的濫權面前徹底失敗了，并因此造成三年大飢荒，使數千万人為之付出生命。90年代曾有過一次“工業區、開發區”熱，多數同樣以失敗告終。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曾提出過“本世紀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如今多少年過去了，其效尚有否？從這個中國經濟時代起始時期的“振興”計划的表面來看，“四化”包含了“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即所有物質層面皆有所指，卻唯獨不涵蓋与經濟相配套的新“四化”（自由、憲政、民主、法治、）內容。不論此議与改革開放的具体政策措施有沒有直接聯系，但同一時代的產物，即便無意對應，也必有內在的關聯，也反映了改革的初始定義和理念之所在。

若真要從源頭上追述的話，其實從党誕生之始的理念之中，就已种下了最終失敗的种子—-一個純种的華夏族人，非要將一种异族的异端邪說尊為鼻祖，并循規蹈距地信奉着謊言与暴力的“山寨”國傳統，如何能將一個國家引向正常的生存秩序呢？

建國六十年來，前三十年完全是以政治思想上的“折騰”內耗為主，后三十年雖然在抓經濟，但卻依然緊閉政治的大門，為了穩定和諧，則以道德的腐敗做為聚合劑，使中國的軟實力一朝跌至世界文明的末端。若將短期經濟成就与万世道德損失相較，其得失成敗，恐非當世之人可輕言之。

中國官方多年來都有從上到下的政績考評制度，有了經濟的高增長才有政績，才有個人的經濟利益和長遠的官運，才能在表面看起來風光無限，才能讓國民對党感恩并放心地當奴民，才能進而鞏固政權。這一切背后所隱藏的，無疑是政府病態的施政心理和好大喜功的利益沖動。

如此說，決非是不要改革之念，而是要強調：中國的改革本來可以做得更好，可我們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卻沒做到。其中深層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制度的原罪。

本次經濟拉動計划仍無視市場經濟規律，還在堅持“以政府主導”，對經濟權杖緊抓不放，滿足了當政者一貫的權力欲望，卻怕是事与愿違，成為另一個顧頭不顧尾的“豆腐渣”計划。所以從此點看，其心態是自私的。

“經濟超高增長”是一劑“毒藥”

為什么非要選擇“超高增長”經濟模式？因為政府不具備治理國家的法理傳承，所以不惜一切代价用經濟“超高增長”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唯一基礎，便成為現實的政治需要，同時卻錯誤地將城鄉二元，兩极分化、資源透支、低收入政策當做施政手段，使國民經濟在發展的同時走向畸形狀態。

因為中國最難解決的是國內的社會矛盾平衡問題，一旦失去經濟高速增長并大幅滑坡，危机必將從經濟領域擴展至社會領域，就可能會触發長期因經濟高增長而被掩蓋的各种社會危机和矛盾直至引起社會動蕩，最終轉化為政治危机。—-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經典案例，雖然身在其中者不愿意承認這個無情的現實。

中國經濟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證，經濟增長的定位只在于保政治保穩定保利益，而不是保民生保福祉保持續，所以只能是在“高增長”這個經濟“毒藥”的支配下，如一架在雷雨云層中被顛簸得忽上忽下的飛机一樣，必須不斷地快速适應“抑制通脹–刺激增長”這個冰火兩重天式的惡性循環，根本就不具備進行自我良性修复的市場功能，一旦与“高增長”出現動作不協調，中國經濟便即非冷即熱。

一般物理常識是，兩個相關物体要達到振動頻率的共振狀態才能安全。一旦頻率出現差异，則意味着二物其一必有損傷和破坏。在雷雨云中顛簸的飛机，就是那個受損物体，也就是“高增長”下的中國經濟。

中國的社會形態從政治到經濟本來就是畸形的，國家肌体就如同一個虛脫的病人，長期以來一直帶病運行。為了制造健康積极的假象，只有不斷地給其供應數倍的能量，保持极度亢旺的精神狀態，它才能表現出高于正常人的“先進性”超常功能，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尊敬。

但這個代价是巨大的，就是用資金、資源、環境、道德等無限度地輸送，一旦停供，則后果不堪想象。但假若一直這樣不停地供下去，則又會如失控的火車般地狂奔不止。既然本已殘喘不止，在速死与瘋狂二者之間，為了維持肌体存在和繁榮的表象，選擇后者永不停息地狂奔下去，則成為了必須和唯一，真到哪一天強力的“高增長”毒藥將病弱的身体折磨至死方休。

這一切，皆是為了如其所說的“穩定”之需。穩定者，其意為平穩固定，這是中國富人權貴階級的心理期待，是對“窮思變，富守成”古訓的現實解讀，但其內涵卻意味着在現有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并能得到更大利益，這對多數如飢似渴的窮人來說，則是一种罪惡。—-穩定沒錯，但不能以穩定之名圖富者更富窮者更窮之謀，不能不顧其間抵抗力最差的窮人的感覺，而僅以富者的需要和視角來制定政策法律，而且再富的個人也無法拯救中國，只有共同富裕才是“和諧”的真諦。

揚湯止沸，不如去薪，道理如此，但對于無壯士斷腕之勇的政府來說，只能像青蛙一樣在溫水中等待死亡，長痛短痛都是痛，拒絕政治改革者顯然正帶著這個夢魘走向自己挖掘的墳墓。

200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