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華爾街“金融市場”就要遵守市場規則

現在不少國家將經濟危机的責任矛頭直指美國，認為發端于美國華爾街的金融風暴，一定不是美國人的陰謀就是陽謀，卻不承認經濟危机是人類的共同“造化”，“人為”地“忘記”了華爾街其實只不過是人類世界所共同認定的一個金融產品交易平台和經濟人的共同市場這一事實。共同的市場就有共同的權責，在所有經濟活動中產生的一切收益和責任，理所應當由所有參与國按相應比例來共同承擔，才是一個合理的處理方法。

客觀地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一個“度”的問題，此事同理也需要有辨證的視角對待，決不能用“非美即中，非對即錯，非黑即白”的100%絕對化觀點下定論說是非，而要看到其中的責任承擔也存在着一個份額大小的問題。

責任与收益是對等的。毫無疑問，美國做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体和消耗占有世界資源最多的國家，理所應當地要承擔相應的最大比例的責任。美國的責任，一是在事情出現之前為世人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平台，如華爾街的金融交易市場類的硬件設施，其它也包括聯合國總部等國際机构，同時還要承擔必要的無形的軟件支持，如資金、管理，服務等，同時，也從中得到相應的回報。

再以國內事為例，中國將諸多的中心、机构設在了如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在它獲得“中心效應”的收益回報的同時，也要擔負中心城市“火車頭”的引領、管理和核心輻射作用，這是它的光榮，也是一种責任和義務。

其間，中國證券交易所在的滬深二市，多年來一直承擔着中國金融業优化整合的作用，名為企業，實為國家和政府做着排憂解困之功，其間甘苦決非數言可表。

中國的股市，已如老虎机般不知吞掉了中國人多少血汗錢，可事到如今也沒見政府有任何一次誠心實意的欠意表態，反而是一如既往地“人為拉升、股民進入、机构拋盤、集團獲利、國民巨虧”的提偶游戲。那些深陷股市潛規則中的股民們，多年來雖有人也不時在埋怨政府的無德，可僅止于此，從沒有人說要將政府坐庄的股市視同美國的華爾街般，發生類似如當前多少國家政府想要將經濟危机的責任一古腦地推給美國這樣的事情，從而將自己在股市中的虧損敗跡歸之于滬深二市這個“實体”，將個人巨虧進行政治化并要求政府承擔責任。道理其實如此簡單，除了市場的名稱為“滬、深”，交易的地點在“滬、深”外，你能將自己的成敗之功，國家政策之誤与于“二市”挂鉤并与“二市”追責索賠嗎？

“股市有風險，入市須謹慎”，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能因為在市場中賠了錢或是在賭場中輸了錢，就要向市場或是向賭場索要本金—-這与梁山李逵在賭場中贏得起輸不起的“鐵牛”本質有何區別？說透徹了，中國政府當然只能承擔盈利的好處，卻不會承擔道義和法律的責任，因為這是其初始定位，而且事到如今它确實也承擔不起了。這是題外話。

個人的賭搏行為，輸了只好“認”了，這是愿打愿挨的雙方，但放大到國家級別的“賭搏”，因為是全体國民利益所系，就必然會“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如果輸了，操盤者就要有一個起碼是表面上看起來還算合理的解釋，哪怕是做為推托。而將經濟行為的失策進行政治化衍延，歷來就是那些本來就不想讓國民明白事理的國家的必選之策，這樣不但失策的責任和道德不必承擔，還能以此法在其治下得到另外的一個“化危机為轉机”的節點，即重振國民“熱情”，團結一致對外“敵”—-這時的經濟危机的源頭國家如美國，在其政治真正需要的時候，就已經升上為“敵對勢力”了。

但一個政府和國家這樣率性而為的代价，是將自己或本已不佳的國際形象和政府信用進一步降低，在世界上慢慢地變成為讓人疏而遠之的怪物了。

二、周期性出現的經濟危机是正常的

与中國的“因果輪回”說同理，人類世界諸事自存規律，万物皆有周期。本次經濟危机，也是隨着本輪世界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調整出現的。

世界經濟經過數十年的持續增長(一般在3～5%的增長率即已很高，而不是中國式飽含水份的雙位數增長率)，已走過了它的起步、完善、繁榮期，也在此過程中積累了大量隨之而來的經濟泡沬，即不斷高攀的通貨膨脹率，以呈滿溢狀的“數字經濟”表現出來。當泡沬達到飽合時，物极必反泡沬連續破裂，就是經濟危机來臨之時。也即，本次危机的出現，其目標是要沖着那些不合理的泡沬而來，是要擠破擠掉其中不合理的水份，是要對世界經濟進行新一輪的調整和再造。合理的留下來，不合理的淘汰掉，這樣，在經過了几年的“低谷期”(調整期、整合期)之后，世界經濟將走向另一個美妙的春天。雖然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看起來并不高，甚至還是微長狀態，但不要忘了“泡沬”是一种歷史的積累，是“積久而發”所致。

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商—-美國通用公司所面臨的存閉之爭，就是此洗牌過程中最具代表性最有轟動性的典型案例。因為它是傳統的經濟基礎產業，相對地說屬于“勞動密集型 ”，自然不同于員工數要少得多的華爾街金融交易活動中高效型的精英白領們，假若倒閉，受此影響的將多是產業工人，引起的社會穩定壓力會更大。

雖然現實如此“令人痛心”，但在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明白不能為了拖延企業的衰弱生命而無限度地進行一家接着一家的政府收購，進而用收購這個“強心劑”人為制造經濟的虛假繁榮，不能奉“穩定壓倒一切”為圭皋，不能為了部份企業“穩定”而失去大多數納稅人的“穩定”，更達不到如有國人所說：美國的政府收購是要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地步。—-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看清美國的政府收購只是短期的市場整合和轉型所必需的技術引導手段，決非美國要從此否定走了几百年的“自由市場經濟”這個根本不變的目的。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經濟危机有其雙重性，即危机与机遇并存，适者生存是其不二法則。在此過程中如奧馬巴所說“多數人都會為這個“明天”而在今天就必須付出包括財富和精神在內的等值代价”，要不然就不會鳳凰涅盤得到明天的重生。同時，有些本身抵抗力不強或是本就不合時宜的國家政体和集團，也必然在經受經濟考驗的過程中，面臨着政治生命的生死存亡之災。

三、中國經濟危机的与眾不同之處

至于中國，本輪世界經濟危机的出現節點，正好与中國自身經濟周期的危机節點前后大約相吻合，世界性的危机外因對中國的危机內因產生了一個催化和推進的作用，這樣便合二為一，使中國經濟面臨內外交困，雪上加霜的困境。中國相比同期其它國家的經濟恢复，不知要難上多少倍，甚或從此難再也不無可能。

有如此說，是不得不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國情，即被人所詬病的特色政治制度。從具体政策層面上看，扼殺大陸經濟良性發展之罪魁，正是由于當前的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利過多地集中到少數權貴手。正是它使中國長期積累了無數的社會矛盾，如蓄勢待發的火山一樣，也在時刻等待着一個臨界點而得以徹底發泄之。本次，似要与經濟危机同時“相互提攜，結伴而行”了。

處于畸形狀態的中國經濟，必將長期處于衰退困境之中。改變或拯救中國經濟的藥方，不在金融層面，更不在經濟層面，而在于對中國社會包括經濟在內造成最大損傷的制度層面。所以，要改造中國，必須改造制度，這又必然要損傷小部人的最大利益，可他們做好要付出犧牲自我的心理准備了嗎？

中國這种“數症并發”的慘狀在國內少有言及，即便有敏感者，也或是不敢或是不愿承認此“不幸”之災。這一點，是在改變現狀之前首先要突破解決的一個態度認識問題，也是中國會改良面臨的最大障礙。

四、中國要學會承擔責任

以強大堅實的美國國家信用做擔保，美元和美國國債再不值錢，也比存在一家企業資質的銀行要保險得多。難怪美國前財長對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不領中國的情，因為這是中國自愿自主的縝密安排，是多方比對之后的“最佳”選擇，也是為了保證中國經貿往來的充足現金流和金融財產的相對安全，何來讓美國領情之說？

在危机面前，中國首先要按照中國所占世界資源相對量，和欲要發揮的國際影響力之大小，盡到屬于自己的那份危机拯救責任，包括客觀理性負責任地對待中美之間的經濟互動。

中國剛剛提出了想要建立新的世界貨幣，也确定了要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決定，不管有沒有從此要与美國在世界金融領域分庭抗禮之意，不管這“金融中心”是不是“四万億經濟拉動計划”中的一部份，但想說的是：做事之前要先學會做人，要學會承擔做為一個金融中心所在地的大國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和技術責任，万一出現了与此次類似的金融災難，要能經得起部份不理解真相的世人的無理謾罵和攻擊，在适當的時候還對世人有所解釋和幫扶，起碼要做到像美國現在這樣的水平，甚或超越之則更為世人之福，而不是有了利益勇往直前，有了責任一推“六二五”。

細想在當今世界，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具備經濟危机過后下一個世界性金融產品的交易平台的功能。因為這個平台不僅需要強大的經濟做其后盾，以支撐交易風險，更要求有足夠的國家政治信用，而這一點，美國數百年來穩定的社會形態，是一個絕好的證明。這自然得益于其优良的政治制度，所以也無疑還是下一次首屈一指的選擇。

中國做為區域性或是自己國家內部的金融市場尚可，但要想承擔世界性的金融責任，為了建立廣泛持久的誠信体系，還需要在制度層面上徹底有所改觀才行。

雖然身處危机之重，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如果沒有其它意外出現的話，危机過后將“中國還是中國，美國還是美國，中國無法一下子承擔世界的重擔，美國也不會一下子因危机而變成中國式的社會資本主義”。只不過讓人思考更多的，怕應是“中國的前途在哪里”，這個“老掉牙”的話題了。

2009..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