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3月27日訊】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紅軍亡命于川藏邊境時，曾經過西藏境內，從藏人那裏取得食物並借宿。對此，毛澤東說：“我們不得不從西藏人手中拿走必需品，以後要償還。”並說：“這是我們對外國唯一的欠債”。可見，那時，連毛澤東都認爲西藏是外國。

1949年，中共進軍西藏後，與藏方簽訂“十七條協定”，承認西藏宗教、文化、政治的特殊性，建立起相當於“一國兩制”的中藏關係。然而，即便對那個由中共自己擬定的、相當於“城下之盟”的“十七條協定”，中共也無意遵守，而自我違背。於是導致1959年西藏人民大起義。中共憑籍武力，血腥鎮壓，西藏最高領袖達賴喇嘛被迫出走。

不必贅述其後中共在西藏展開的大屠殺、大迫害、大破壞、大毀滅，僅說1980年，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視察西藏，目睹西藏遭受的浩劫和藏人蒙受的苦難後，深感愧疚，召集當地中共黨政幹部訓話，提出：“必須將西藏的生活狀況恢復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

可見，中共汙指從前西藏是“黑暗、落後、野蠻的農奴社會”（其中的彌天大謊自不待言），中共入藏，不僅沒有把西藏帶向光明、進步、文明，而是把西藏推向更黑暗、更落後、更野蠻的深淵。中共折騰下的西藏，豈止是“農奴社會”，簡直是“人間地獄”！

時至今日，西藏三區，仍然不斷出事，表明，所謂“翻身農奴”，對中共從未心服口服。也表明，對待藏人，中共有心硬而無意軟，有心打而無意談。

1978年開始，鄧小平曾有意糾正中共在西藏的極左政策。1979年，鄧小平會見達賴喇嘛的特使、也是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鄧親口對後者說：西藏問題，“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

但觀今日中共高層，卻什麽都不願意談。不論達賴喇嘛的立場，如何地趨向溫和、再溫和，從獨立訴求到中間道路；從“和平方案”到“高度自治”；從“一國兩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盡都充耳不聞，毫不領情。

據知，中藏談判中的障礙之一是，中共方面，硬要達賴喇嘛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共明知，作爲佛教徒，達賴喇嘛不可能附和中共說假話。達賴喇嘛認同“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已經體現莫大善意。中共故意出此難題，就是拒絕談判的意思。

在最近的交鋒中，中共總理溫家寶、外長楊潔篪甚至還拿達賴喇嘛22年前、即1987年的立場（“中共撤軍，停止漢人移民）來說事，避而不提達賴喇嘛自2002年以來的最新立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爲基礎，落實西藏的真正自治。

於是，出現一個悖論：當1949年，西藏政府和人民均自認“西藏是獨立主權國家”時，中共硬說“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當今日，達賴喇嘛認同“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的時候，中共卻硬說達賴喇嘛的立場是“藏獨”。結果就是，西藏問題，“獨立”不行，“不獨立”也不行。

既然一條道路都走不通，這也就難怪，流亡藏人中，存在以達賴喇嘛爲首的“棄獨”溫和派，也存在以藏青會爲主的“獨立”激進派。

中共的乖張表現，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其實，恰恰是中共本身，需要“藏獨”的存在。從奪取西藏，到奴役西藏，到逼出“藏獨”，中共堪稱始作俑者。而今，“藏獨”，作爲一個虛擬的名詞，大量存在於中共的話語中，儼然中南海的偏愛。

在中共喉舌中，抗議中共的藏人，一律被稱爲“藏獨分子”；同情藏人的中外人士，包括會見達賴喇嘛的外國領導人，一律被指爲“支援藏獨”；流亡藏人聚居地達蘭薩拉，被稱爲“藏獨大本營”；象徵自由西藏的雪山獅子旗，被稱爲“藏獨旗幟”；表現西藏宗教與文化傳統的歌曲，被稱爲“藏獨音樂”……

“藏獨”不離口，中南海的潛臺詞是：你最好主張獨立，我方便樹立民族主義大旗；沒有了你這個“藏獨”靶子，我怎麽對中國民衆宣稱“愛國主義”？如果我不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又如何抵禦民主與人權呼聲？如果我抵擋不住民主化浪潮，又如何能保住我黨既得利益和我等高官厚祿？

中共死咬達賴喇嘛爲“藏獨”，國際社會固然明白，中共此態，是無理取鬧；但中共此招，卻仍然能蒙蔽中國民衆，尤其能蒙蔽那些對西藏問題缺乏深究的普通民衆。

中共對達賴喇嘛，與其說是不願意談，不如說是不敢談。中共最怕的，就是達賴喇嘛以至柔克至剛，舍了疆土而贏了道義。因而用盡文革語言，竭盡對達賴喇嘛的詛咒，仿如桀犬吠堯。

達賴喇嘛不斷伸出橄欖枝，中共卻不敢接招，背後浮現的，也是主政者胡溫等人的權力尷尬。遍觀鄧小平之後的中共領導層，誰也沒有權威，誰也做不了主，因而，誰也不敢提出大政方針的改變。爲了保住黨內權位，只能比強硬，一個比一個強硬，不是比給外界看，而是比給自己人看。從江澤民、朱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都竭力避免重蹈胡耀邦、趙紫陽的覆轍：招惹黨內龐大的利益集團而被趕下臺，落得個自身難保、晚景淒涼。